78.百年文化创伤中的张謇/梁燕城

百年文化创伤中的张謇

——论张謇的努力及其突破

加拿大  梁燕城

文化创伤的模式

耶鲁大学社会学大师谢腓理（Jeffrey C. Alexander）提出文化解释的一个新理论模式，名为“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用这观点去探索群体的历史灾难，如何影响了民族文化的集体意识。

这是一个很好的理论模式，去了解中国近百年的民族文化特质，及解释近代至如今，中华民族的发展会如此艰难困苦，有如此多之悲痛和愤怒。又会如此坚持地奋斗不息，直至崛起。为何会有很多不正常的表现，如义和团之乱、文化大革命，及当前的贪婪腐败、欺骗作假现象等。中国这一切历史和表现，均是一个受伤民族和文化的集体反应。其中产生了伟大的道德承担，也有卑污的丑恶人格。谢腓理指出：“文化创伤的发生，来自一个群体中的成员，遭遇到一些可怕事件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其群体意识中。永远刻在其回忆里，从根本上及不可磨灭的方式改变了他们未来之认同。”^[1]谢腓理认为“文化创伤”的理论，是经验性和科学性的概念，“建立起有意义及有因果性的关系，连结起先前无关的事件，结构，观感及行动。同时这新科学概念也洞明了一个正在成形的社会责任及政治行动领域”^[2]。他认为社会团体可以从他人的受苦中，明白自身的道德责任，并且从他者的承担可以扩大自己的范围。如果社会团体拒绝承认他人的苦难，不但失去道德基础，混乱了其责任感，而且还会因自己的苦难而怨责他人。谢氏认为“创伤并非自然存在的事物，却是由社会构造而成”^[3]。他批判过去两派创伤论，第一是“平民创伤论”（Lay Trauma Theory），以为创伤只来自一些事件，伤害了人性要求，如安全、秩序、爱和连系性的伤害而成。

另一是“启蒙思想”（enlightenment）及“心理分析”（Psychoanalytic）的创伤理论，前者以为创伤是对突变的理性反应。后者则提出潜意识的情绪恐惧和心理上防卫外界事物侵扰而生的认知扭曲机制，因恐惧而压抑苦痛经验。谢腓理批判这两派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以为创伤纯粹来自事件。谢氏指出，事件本身并不创造出创伤，伤痛却来自社会传播的内涵。在事件发生之前或后，社会构成的特质，影响了人对事件的经验和看法。“人的安全感建基于情感与文化期待的架构，这架构产生了安全感和能力”，“只有当这集体意义结构突然因某事件而失效，才形成伤痛的处境。那是因这意义而构成震荡和恐惧，而不因某事件。……这是一个社会文化的过程，而非某事件的后果”^[4]。

   文化创伤的叙事

谢腓理提出“文化创伤”的理论模式，指出创伤不是人对苦难事件的心理反应，却往往是集体的意义结构被破坏，这集体意义来自文化，故是整体社会文化的伤害，故名之为“文化创伤”，而不是心理的创伤。他说：“创伤发生在集体的层次，社会的哀号就必变成文化的哀号（Cultural Cries）。事件只是其中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对事件的重整（representation，这词包括经过理解后重新表现之意思）。创伤不是集体经验痛苦的后果，却是这实际的不愉快进入了集体认同意识之核心当中。集体参与者‘决定’将社会痛苦重整，视之为基本上威胁到对他们自身是谁，他们过去从哪里来，将来要到哪里去的认同。”^[6]

当一些或连串事件威胁到整体的自我认同，产生文化创伤时，就形成集体的叙事话语（narratives），如犹太人被集体屠杀、日本侵华带来的伤害等。此中的受害群体，重整出来的叙事内容，传播下去，形成一个集体的记忆、集体的苦难，那就是文化的创伤。此有四个叙事内容：苦难的性质——发生了甚么的事，令甚么人受害呢？如奴隶制对美国黑人带来甚么伤害呢？是否黑奴贩卖只是一种经济活动，而非文化创伤呢？又日本在南京的大屠杀，对中国人和南京人的伤害如何呢？或这只是日本所讲的战争冲突之后果呢？这一切都须有事实的研究。

1.受害者的性质：哪一批人是受伤的载体呢？这是否是人民普遍所受的苦呢？如德国屠杀的犹太人只限于德裔或欧洲的犹太人，还是犹太民族整体受害呢？非西方人是否整体受西方全球化之害呢？

2.受害者与更广大的观察者的关系：对于无受害的旁观者，有无认同受害者的苦难呢？如德国人和波兰人，虽承认集体杀戮犹太人的事情，但有无将之和自己的历史认同相关呢？还是认为这只是一客观的另一事件呢？

3.责任归属的问题：究竟谁要为一些大苦难负责呢？如犹太人被屠杀，是纳粹党的责任，还是全德国的责任，甚至一些普通德军，新一代的德国人及德国教会都要负责呢？

这些探讨，均涉及公众空间中如何去建构和描述。这不一定达到哈柏斯（Habermas）所讲的透明话语处境（Transparent speech situation），因这在乎国家与学术机构如何在公众空间中表达。但若能建立社会与文化的叙事，则可成一社会整体的效应，揭示出深层的文化创伤，并可进一步使之得医治。

历史叙事的的意义结构

“文化创伤”的形成，主要是文化对过去一段历史的诠释，提供了一个意义网络，去形成一个对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意义结构，使一个民族去了解自己的根源。著名人类学家郭兹斯（Iifford Geertz）指出：“人是活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中的动物。……分析文化不是一种纯探求法则的实验科学，却是代寻意义的诠释活动。”^[6]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从鸦片战争开始，一代一代以来，这些大叙事在中国社会中，形成特纳（Victor Turner）所谓的“社会戏剧”（Social Drama），是一套的社会符号，成为特纳所谓的“社会进程中的自发单位，及所有人类社会中的个人经验事实”^[7]。这是中国人对自己民族认同的一套意义诠释。

特纳指出，在一般人的生活中，社会生活及历史事件，均会被故事化，而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意义内涵，这些故事及其意义，就会与群体的心态缠绕，而影响人的社会生活，构成了人生的意义观，世界观、形成了一种社会戏剧。而中华民族在阅读近代史时，就是阅读一个惨痛的社会戏剧，而形成“文化创伤”，这创伤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认识的一部分。

西方史学家也会写中国近代史，其诠释角度都不会用“文化创伤”角度，却是旁观者的客观分析。但西方的史学著作是学术研究，并不对中国人社会发生影响，故不会形成社会戏剧。只有由中国人写的历史，引述一个时代中的历史事件，及其中人的感受，配合着其民族认同的感情，才构成伟大的叙事，成为社会戏剧。

这百多年来，中国政府和史学家对其历史作出叙事描述，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创伤”的“社会戏剧”，影响了在这庞大地区的人对自我认同的看法。也正因这文化创伤，中国人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侵占钓鱼台岛，藏独分子借外国打压中国，及圆明园被掠夺的青铜兔头和鼠头被拍卖等，均怒不可言。因为“文化创伤”的责任归属，日本、英国、法国等都是要负责的国家。日本侵略中国、英国图谋分裂西藏，英法联军烧圆明园，都是中国人文化创伤的引发者，现今这些国家的每一个行动，都会触发创痛，而成愤怒。

文化创伤形成习惯状态

特纳指出，“社会戏剧”往往发生在一有共同历史及分享共同价值与志趣的群体。其叙事就成为一个剧本或论证，且有其特别的发展规律。他定义社会戏剧是“正常社会生活表层的崩塌，随之而来的互动、传递、接受性使其常规习惯，行为秩序也崩塌”^[8]。

中国近现代作为一个大叙事，是使用汉语的华人群体共同分享的，且也形成中国人对自己当今身份的认同。近现代史是一连续不断的过程，又分有不同阶段，这构成一套中国人看世界的意义观。中国近现代的叙事已形成“文化创伤”的集体心理，甚至可以说是波迪尔（Pierre Bourdeu）所谓的“习惯状态”（habitus），是生活世界中的深层结构。在人成长期间，从教育及其听的故事中，构成了其对世界理解的图画，成为人的一种“具体呈现的历史”（embodied history），成为人的第二天性，主宰其思想与行为。

“文化创伤”通过叙事成为“社会戏剧”，影响了群体的思想，每一个分享同一历史的人，因这历史叙事而构成其看世界的图式，将外在性内在化（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y），成为其“习惯状态”。于是人人在“文化创伤”中产生了因历史而来的心灵苦痛，分担了一个民族历史的共同苦难，同时也决定了很多群体行动的方向。

本文将研究张謇及中国的近代的文化创伤，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初年，中国是内忧外患，苦难频频。一波接一波的外国侵略，内部动乱，构成所有人共同担当的历史创痛。

张謇作为一个有良知有承担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苦难，其叙事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伤。而这创伤是全体的，而他却用有限的能力，在其可贡献的范围内，全力寻求扭转历史，医治创伤的局面。他的努力当时未有成功，但在其去世七十年之后，中国才达至他们那时代盼望的成果。

今文将分析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创伤，再了解张謇的独特性。形成的深层意义结构，是如何构成中国民族心灵的极大创伤。

近代士人的沉痛之始

甲午战争中国割地赎款后，时二十多岁的梁启超，写词调寄《水调歌头》云：“拍碎双玉针，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9]这是一位知识分子对中国苦难的沉痛表达，这沉痛，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创伤”。近代中国的社会戏剧，形成深重的集体被伤害状态，要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就须从文化创伤去认识。

晚清是谢腓理所谓集体意义被破坏的时代，外忧内患，外国欺凌，朝廷腐败，是中国近代文化创伤之始。嘉庆年时中国统治已内部朽坏，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打开了中国近代苦难的历史，中国人的文化创伤形成，延续了一百多年，在时代前缘思考的知识分子，最能表达这种动荡时代的悲情。

最早深切思考的，是龚自珍去世时刚爆发鸦片战争，而他目睹战前中国已腐烂顶透，云：“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今之中国以大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乡以下舌敝眉焦，于今数年，却使民不吸鸦片烟，而民弗许，此奴仆踞家长，子孙棰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可忧。”^[10]他批评亲民之官如“豺踞而鸮视，梦引而蝇孳”^[11]，他谴责政府“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殓，既弥，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之臣，不亦暮乎”！^[12]这是揭发嘉庆道光年间由政府到官吏的寡廉鲜耻状态，十分沉痛。

龚自珍的忧愤，是满清政府统治下来的历史腐败，是中国近代苦难叙事之始。不过其时被外国欺凌的苦难仍未开始，到鸦片战争姚莹曾在台湾抗英，战后被贬，写《康輶纪行》一书，自称“喋血饮恨而为此书，……欲吾中国童叟皆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13]。

魏源亦曾参与鸦片战争，见中国战败被辱，云：“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者心知者所宜讲书也。”而写《海国图志》其叙云：“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知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在这愤忧之下，提出“是书何作”^[14]？直接参与鸦片事务和冲突的林则徐，被贬时沉痛至极，云：“近者时事至此，令人焦愤填胸，贱予一身休咎，又系足道。”^[15]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波的苦难叙事，为文化创伤之始，而这苦难的延续，一波比一波更凌厉，那就形成深重之创伤矣。

英法联军后的创痛与危机感

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文化战。满清政府执政以来利用儒家政治文化来合法化其外族统治，自命代表正统，并以文化正统性来镇压汉族人的民族要求。这是以文化压民族，不是自古那种以文化来滋润民族。故太平天国起而利用刚传入的基督教文化以抗之。因基督教文化讲平等博爱的理想，洪秀全用之以摧毁儒家政治那纲常名教的等级性，进而摧毁清廷用外族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以复兴中华民族。

满清政府重施故技，用正统儒家文化来号召士人和群众，起而镇压太平天国。结果成功了，大举屠杀江南，但却形成文化与民族分裂，是中国的一大内伤。同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西方欺凌更甚，中国在内伤未愈，又临外患，是中国近代史第二波的文化创伤。其时中国知识分子亦见国家之艰困危难，必须自强。冯桂芬就深感中国内部的腐朽，云：“有可自强之道，暴弃之而不知惜，有可雪耻之道，隐忍之而不知所为计，亦不独俄、英、法、美之为患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者也”^[16]。

这种危机感，亦可见于王韬之说：“诸国既恃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傲我之所无，日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则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今观中国之所长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憍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讳然逐之者几希”^[17]。

郭崇焘最早出使外国，深明西方富强之道，而中国辨洋务三十年，却仍不知改变，十分焦急，他云：“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见也，加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道，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辨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鸣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鸱张无识之气，鼓动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从而导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嚣张无识者为之也”^[18]。外国欺凌虽可怕，中国不肯自强，才使其痛心。这是洋务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心情，其忧愤之中，仍有希望，因中国起码是同治中兴期间，想努力自强的时代，然而，一经甲午战争，情况更糟了。

甲午战败的创痛与自强

洋务运动的自强并不成功，甲午战争把整个努力打跨了，中国又再陷入极大的创伤之中，这是第三波的创伤。其时香港绅士何启，是中国第一位牧师何福堂之子，青年时有机会留学英国，在体察西方之强大后，了解中国的困境，与香港大学名士胡礼垣合写多篇政论文章。1887年写《曾袭候〈中国先睡后醒论〉》一书后，时为甲午战争前，曾纪泽认为中国已从睡梦中醒来，以为中国自己已强大，他们反驳曾纪泽以为中国已走向富强之说，指出其所谓奋发，“如而今酣睡之人，或被魇而梦里张拳，或托大而梦中伸脚耳，以其全无心肝，绝欠依掳故也。……可虑者奋瞈蒙之横力，发冒昧之狂威，一旦触及坚贞重大之质，银冲铁室之防，其势不至于反目倾伤不止也。此则尤为近理而深觉可危者也。置车于马前，其效之所至者，退也必非进也”^[19]。这可说一针见血地点出时弊，中国以为已富强，不外是睡梦中的横力，全无心肝。他们续云：“中国真忧之所在，乃政令之不修，而风俗之颓糜也！”关键“在中国无平情律例，无公堂法司耳！夫公平者，国之大本也。国之有公平，犹人身之有脊骨，脏腑之有血气也”^[20]。提出公平之后，他们在甲午战败时，1894年出版《新政论议》，更提出“行选举”、“设议院”之说，提出了真正改革维新的主张。

《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知识分子不单是为国家担忧，且承受的是巨大的民族苦痛矣，康有为指出四万万中华儿女，“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蠢也。”^[21]由是而提出变法维新之议，求民族危机深重，中国面临沦亡，真是奇惨大痛，真正制度的改变。梁启超云：“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22]中国人不单被外国人视为奴隶，连自己国家也视之为奴隶，直至甲午战争才惊醒。这就将中国之痛视为内部问题，而须改革人权了。谭嗣同在《马关条约》签订时赋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23]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到甲午以来，中国人已与印度人一样同等沦亡，说“当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谁其知之”！^[24]这是民族的奇惨大痛，历史上的多次受压屈辱，中国民族已在这大历史中进入第三波的文化创伤了。

近代创痛的延续

戊戌维新失败，清政府无法领导民族复兴，民间义和团兴起，以传统迷信激发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极保守的“本土运动”，以为民间拜的鬼神可胜西方，全面破坏中国刚发展的现代化，也屠杀洋人，攻领使馆，终导至八国联军入京，灾祸又比甲午战争更惨痛，是为第四波的文化创伤。参与革命的邹容，目睹八国联军之大灾劫，赋诗云：“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他说：“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于其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悟。哀哉！我同胞无主性！哀哉。”^[25]。这是痛陈中国的不在其自身问题，只有革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孙中山在1894年甲午战败时，成立兴中会，发表宣言云：“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强，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非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鸣呼惨哉！方今列强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涏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多，蚕食鲸吞，已见交文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鸣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丞救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26]这段话可说是概括了晚清七十年的苦难，由此而走上革命之途，开创了历史新的一页。民国以后中国人经历另一长期的“文化创伤”，到邓小平改革成功，才得彻底进入新发展和新希望的时代，那又是另一段现代史了。回顾这段近代史，中国每一次战败，都不只是一次战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失败，却是丧权辱国，整个民族文化的屈辱。每一次屈辱都带来一次特纳（Victor Turner）所谓的“弥补”（redress）及“整合”（reintegration）的努力。如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之后，中国进行洋务运动求自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进行变法维新，戊戌维新被压制后，民间义和团希望用民间神灵以抗西方。可惜每一次弥补和整合的努力，都归于彻底的失败。

每一次失败引来更大的危机，更深刻的屈辱，冲击到每一个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社会巨变，民族心灵受到集体的创伤，传给下一代，下一代的经历又有其创伤，又再传给下一代，每一代都努力去解决难题，又不断失败，这成为近代史的大叙事，每一代中国人都读到这些故事。此为中国民族深重的文化创伤。这创伤延续百多年，到邓小平改革才扭转了历史和文化共创的困局。

张謇独特之救国路

在近代史的庞大变局和灾难中，张謇是一个特殊人物。他从传统科举出身，终成功得为状元，成为京官，但刚在甲午年，遇到国家民族大悲剧。甲午战前他支持光绪出兵，战后他敢于写《呈劾大学士李鸿章》奏疏，批大权在握的李鸿章，冲撞权贵。之后即因父病危而弃官回乡，结果没有挤身于朝廷权贵之间，他有机会做官，但又放弃了官权。他得张之洞的鼓励，开始走实业救国之路，排除万难开设纱厂，十分成功，他成为最早的中国工业创始者，但他不止是工业家。他又开垦海边泥沙地筑堤、造闸、筑路、建桥、成立二十一间公司。沿海垦荒一百多万亩，年产棉花二十万担，沿海成为各种农产品垦植区。但他不止是农牧业家。张謇在1902年倡办师范学校，终办成第一间民立通州师范学校，之后他辨以百计小学、中学、专科学校，包括农、商、医等学院，成为后来的南通大学，复旦大学的前身；也辨盲哑学校、女子师范等，前后三百七十多所学校，开新教育之先河。但他又不止是一位教育家。张謇办公益慈善事业，包括育婴堂，养老院、医院、公园、剧场、图书馆、博物馆、气象台，又在城市开路，通城河等等。但他又不止是一位公益慈善家。他在维新运动时，即写《变法平议》及《农工商标本急策》等等支持变法，庚子拳变的大难之后，在1904年为张之洞等起草“拟清立宪稿”，大力推动立宪，他亲自领导三次国会请愿活动，动员数十万人支持。迫使清政府同意提前开国会。民国成立后则成为农商总长，推动建立农商的法规，及做初步的环保工作，十分有建树。但他不止是一位政治家，袁世凯称帝，他拒绝同流合污，辞官归故里，以高龄投身督辨淮河水患，疏通运河河道，但他不止是水利专家。

张謇是一个有极深的时代忧患，深感受中国近代的文化创伤，而又以其生命全身投入去改造时代弊端的人。张謇的文化创伤感，可见于他在1919年见日人在巴黎和会欺压中国时的致徐总统电：“顷见报载日人制我专使巴黎议会发言权，又威胁我外部不宣布种种诡诈取得之秘约，令人愤悒。悬‘亡国奴隶’四字为帜，无南北无智愚贤不肖皆耻之；行见举国腾沸也。謇则以为，我国人、非我国人能容我政府晏然呼？”^[27]这是他晚年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悲痛于中国政府之无能及日本仍在欺凌。七十老人而仍如此忧愁，可见其因中国不能站立的创伤何等深，这位充满忧患激情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张謇。

张謇生于二次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入京时代，一生经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拳变、八国联军、立宪运动、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等。是国家危亡之秋，外国每一次的侵略，都比上一次凶狠，中国每一次签约，都比上一次丧权辱国，中华民族被欺凌至尽。另一方面，中国每一次改革自强，都比上一次急迫，但又比上一次失败得更惨烈。终至革命成功，而共和又被袁世凯所出卖，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而日本正加强侵略，中国有识之士处在长期苦痛之中。在大历史的过程中，张謇的每一个政治努力都失败，全国全民族所经过的，亦是一次次的失败。由外国的欺凌到中国自身的腐烂，整体已形成一悲痛的“社会戏剧”，一个民族走向败亡危机的历史叙事，这是一持续不断的“文化创伤”。张謇与其前及同代知识分子一样，如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王韬、郑观应、郭嵩焘、何启、胡礼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邹容等，都经历中国人“为奴隶、为牛马的”、“奇惨大痛”、“满腔都是血泪”、“有志之士，能无痛心”的“文化创伤”。因着这种创痛，他一生奋斗，但在政治大改革上不成功。但他在有限之时空，仍不停努力，在地方上建立一连串成功的小改革，而成为别树一格的知识分子。

张謇从大历史走入小历史

张謇在甲午年，一八九四年四月高中状元，七月日本在丰岛海面和牙山挑衅清军；张謇义愤填膺，认为“士苟以洗国耻，觉民智为心”与国师翁同龢论国事至“声泪交下”。甲午战败，李鸿章所建的洋务全盘失败，只有张謇敢上疏《呈劾大学士李鸿章》，以六品官批判一品大员，此可见其为国难之痛心，而置个人之禄位前途不顾，他指出“我有自腐败之机，敌乃有可乘之隙……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28]这可见张謇对时局的悲痛和眼泪。后张謇罹父丧回乡，跟着1895年清政府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謇感慨“既成进士父见背，不及视含殓，茹为大痛，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渐断仕进”。于是弃官而走上另一条路，用实业以救国事之大坠落。张謇由中央为主干的大历史，走进地方的小历史，而践行其救治中国文化创伤之路，就是实业救国，云：“中国之大患不在外侮纷争，而在自强之无实。”^[29]自强之实，在真正建立实业。张謇见《马关条约》之不平等，容让日本设厂，掠夺中国资源，用中国廉价劳工制造产品再卖中国人，赚中国人的钱，此为中国心腹之患，他说：“通产之棉，力韧丝长，为日厂之所必需，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得，我民日贫，国于何赖？”^[30]由是而艰苦地筹资金，抢在日本投资之前，建大生纱厂，其出之布，商标为“雪耻布”，可见其心志矣。之后他用大生纱厂初步成功之资金，在江苏沿岸大垦海边荒地，兴修水利，筑海堤、道路、桥梁，成大片农牧地，且治理水患。之后投建学校，做慈善事业等。结果于国计民生，甚有成果。其时中国中央发展是大失败，张謇却在地方大大成功，在全国衰靡中建立了地方上的光辉。

从中央走向地方，从大历史走向小历史，从当官转为实业，是张謇面对“文化创伤”的国家民族大难时，所走出的一条出路。而这条出路是成功的。其实建立实业，知识分子早已看到，郑观应写《商战》一文，指出兵战只能治标，商战才可固本，提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业”^[31]。此外，何启、康有为等，无不见之，但他们都是向中央献议，只讲而无实践。但张謇却自己投身去实干，虽不懂工商业，仍以大无畏精神去努力，结果成功，成为中国实业的典范。之后更以其经验，在民国初年，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重法律的建立，及民营企业的保障，可谓眼光独到，经验充足。

有限中的无限影响

民国成立，张謇作农商部长，面对中国经济的艰难处境，他说：“本部职任在谋农工商业之发达。受任以来，困难万状，第一问题，即在法律不备。非迅速编篡公布施行，俾官吏与人民均有所依据，则农工商政待举百端，一切均无从措手。”^[32]如可说甚有见的，中国落后在其无法律。其后则是财政不足问题，他说：“民国肇建，内乱外患，稠迭洊至，借款累累，债权四压。权政府度支之数，用之于军政之消耗犹恐不足，然亦当以十之四，十之三谋生计之扩张。”他一开始就求减少军政开支，在民生上增加建设。他又说：“近十年来，商场之困顿不可言喻，盖以国家金融基础不立，而民间钱庄，票号等金融事业，索索无生气，重以倒闭频仍，信用坠地。于是一国现金，非游荡而无所于归，即窖藏而不敢或出。”这是对金融之虚弱，非常担心，故要立银行。这一切都须立经济法规，云：“无公司法则无以集厚资，而巨业为之不举，无破产法则无以维信用，而私权于以重丧”。故此张謇认为：“农村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33]于是他在位之时，立刻制定《商律总则》、《公司律》，结果公布为《商人通例》及《公司条例》，之后又公布《矿业条例》，对中国在开发资源，工商业的经济法律，有极大贡献，而建立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

此外，他又上报《筹办棉糖林牧等场列表预算经费呈》，要求保障农牧业。又训令各省民政长都统，禁滥伐林木，颁布森林法，在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江河上游保植林木，又在各地植林木。此外订狩猎法，不得滥捕珍禽异兽。可说创环境保育之先河。张謇在民初即见举国的真正问题，在无现代化的经济法规。若不建立，即由外人操纵，中国就永不能富，故亦不可能强。他可说是眼光独到，可惜袁世凯出卖革命，要建帝制，张謇即辞官回南通，去治淮河之水灾了。张謇才识卓越，眼界非凡，但却在这大时代的动荡中，难以完全伸展。然而他在这文化创伤的深沉忧患里，却突破了知识分子有理论无实践的困厄，自己走入小历史中，走进一个具体地方，展开其理的实践，而终达至成果，建立了转化文化创伤的基础。一个知识分子能力总有限，他自己说：“盖际此时艰，不敢不出，勉尽国民一分子义务。然外观时事，内付精力，此义务能尽到几分，能收几分之效，以报我国人期望之万一，则毫无把握。……所可以告国人者，惟矢此勤勤恳恳之心，与国务院诸君，交成职责而已。”^[34]

总结来说，张謇是一个带着沉痛忧患、崇高人格，而努力躬行实践，在有限的能力之下，发挥无限影响的知识分子，他分担着时代的文化创伤，以有限之己力去医治创伤，转化危机，为现代化的中国打下实业实学的基础，其洞见、眼界及诚信观点对中国当今改革有极佳典范之作用。张謇个人在历史大时代中，没有成功，但他所打开的理想方向，要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特别到1990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才真正开始实现，中国在他去世后约七十年，才真渐走向富强，其在天之灵亦可告慰了。

注释

[1]Jeffrey C. Alexander, Ron Eyerman,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2004, p1.

[2]同上。

[3]同上，p2。

[4]同上。

[5]上，p10。

[6]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Culture, London, Hutchinson, 1975, p5.

[7]Victor Turner, Social Dramas and storiesabout them Critical Inquiry 7:149, 1980.

[8]Victor Turner, On the Edge of the Bush,Anthropology as Experience.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5, p196.

[9]《饮冰室合集》）第5册，文集四十五（下），第83页。

[10]《与人笺》第八，《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1]《乙丙之际箸议》第三，《龚自珍全集》，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2]《古史钩沉论》一，《龚自珍全集》，第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3]《覆光律原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辑，52号第3册第771页。

[14]《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集第2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15]《致姚春木、王冬寿书》，《清廷之改革与反动》第35页。台北正中书局，1966年，这种“焦愤”是中国近代“文化创伤”之始。

[16]冯桂芬：《校邠卢抗议》“制洋器议”，《清廷之改革与反动》。这可见冯桂芬虽用平和的语调写其著作，实质是在为中国危难处境悲泣。

[17]同上，《弢园文录外篇》，第100-101页。这是在外强欺压下，痛心于中国人之因循苟且，不知变法以回应。

[18]郭崇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0，同上书，第164-165页。

[19]《清廷之改革与反动》，《新政真诠》初编，第232页。

[20]同上，第242页。

[21]《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2]《改革起源》〈戊戍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一，第2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3]《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2页。中华书局，1981年。

[24]严复：《与吴汝纶书》，《严复集》第3册第521页。中华书局，1986年。

[25]《革命军》，上海大同书局，1903年。鲁迅称这二十岁殉难的年青人文章为“悲状淋漓的诗文”（《鲁迅全集》第1卷“杂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6]孙中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第21页。中华书局，1981年。

[27]《为中日交涉致徐总统电》，1919年。

[28]《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7。（台）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29]《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台）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30]《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台）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31]《盛世危言》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第5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32]《拟先制定农工商各种单行法令给大总统呈文》，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第14-1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33]《在国务会议上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第1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34]同上，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