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解读“通州的海门人”现象/高广丰

解读“通州的海门人”现象

高广丰

在张謇研究中，常常会碰到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本文所说的“通州的海门人”现象。清代存在海门厅的那段历史时期中，有不少世代居住在通州而籍贯却属海门的人。

例如，与张謇、朱铭盘、顾锡爵、范当世合为江苏五才子的文学家、史学家周家禄（字彦升），世居通州川港镇，却始终自称是海门人，他在《范西薮画记》说自已是“海门厅人、世居通州川港镇彦升周家禄”^[1]，便是很典型的说法。张謇说自己于同治十年辛未（1871）“始识海门周彦升家禄与为友”^[2]。顾锡爵在《海门周府君墓志铭》说周家禄“生于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三月初三日辰时，卒于宣统元年己酉十一月二十七日午时，春秋六十有四，以次年三月初十日日祔葬于通州川港镇东北三里祖茔之昭位” ^[3]，这无疑说明周家禄生在通州，亦葬在通州。周家禄既殁十余年，由他的儿子周坦“始辛酉春，迄壬戌冬”付刊的“《寿恺堂集》，各卷前之作者题名均为“海门周家禄”，而辛酉、壬戌，分别是1921年和1922年，此时海门厅已不复存在，故通州和故海门厅早已分置为南通县和海门县。即是说，周家禄是海门人，却是个历史的事实而不容改变。

再如鼎力协助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沈燮均（字敬夫），住在通州姜灶镇，却是海门厅人。张謇的《惠悫先生乡谥跋》，开头便是“海门沈敬夫先生”^[4]。民国建立后，姜灶属于南通县竞化市，所以张謇在《南通县图志·沈燮均传》中说“沈燮均，故海门厅岁贡，民国以后为县竞化市人”^[5]，其实早在民国之前的光绪三年辛亥（1911）的二月，沈就逝世了，谈不上他在“民国以后为县竞化市人”。

又如传真画师张衡（字莘田），住通州竹行镇北六里即清代名之曰通州福星沙的地方。张謇称他为“海门张莘田君衡”或“海门上舍生张莘田衡”^[5]。

上述三人作为海门人，都在《民国海门县志》有传，其中注明周家禄“居南通川港镇”，沈燮均“世居南通姜灶港”。类似的情况很多，比较知名的还有住在通州芦泾港的大生纱厂最早的“通沪六董”之一陈维镛（字楚涛），居住在通州新港镇的袁剑侯，也都是海门人。这就形成了当时的“通州的海门人”现象。

一般说，居住地在通州而籍贯在海门，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祖籍在海门，后来先人或本人迁徙到了通州；二是行政区划的变更，居住地原属海门，后来划归了通州，习惯上仍称为海门人。

然而，考察“通州的海门人”现象，却并不属于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

例如周家禄说自己的身世是周氏“四世至伯愚，元末由常宁迁居崇明……七世至我观，国初由崇明迁通州之西川港沙”^[6]。

至于沈燮均，新编《姜灶沈氏家谱》说，“据家谱记载，在宋朝（可能是北宋年间），祖先由江西迁至江苏镇江（又据说具体地为江苏句容），而后又迁至上海崇明县，再后由崇明过长江迁至南通，从此本支沈氏家族定居至今”^[7]。

张衡的故居与笔者老宅比邻，他的祖上定居后也并没有迁徙过。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自从海门建厅以后，川港、姜灶、竹行虽在通、海两地的交界处，然而却一直属于通州，从未划入过海门。以周家禄的川港为例。海门同知王恒写的《徐公堤碑记》中说“乾隆四十年，（徐文灿）公长兹土时，西北一方虽近（通）州境，尚隔洪流，阔处一二十里，狭亦数里，潮汐上下冲激，沙土随涨随坍，势难连接。贫民徒涉于泥中，爬沙不前，猝遇潮至，如万马奇奔腾，漂流灭没，以致陨命者不少”^[8]。这便是徐文灿筑徐公堤的原因。徐公堤在今海门天补境内与南通接壤的地方，从徐公堤往西，便到了周家禄所居的通州西川港沙。当年这里“虽近（通）州境，尚隔洪流”，通州的西川港沙与海门的西天补沙以“洪流”相隔，通州建厅后，界址是很清楚的。海门建厅时是以沙划界的，而当时的沙与沙之间并不相连。《徐公堤碑记》中说到海门“乾隆三十三年始设官分治，迄今五十七年阅岁二十四年”，作者王恒当时看到的海门是“绵亘百数十里，悉涨沙，聚而成邑”，由此想到“而设官以前，事第念境内沙名不下数十，其始必是星如棋布于大海之中若堆阜然。虽次第联络，而终于海环其外，何由遂连？”^[8]

    张衡所住的福星沙虽毗邻海门，却也不在海门的版图之内。至于陈维镛所居之芦泾港、袁剑侯所居之新港镇，那更在离海门很远的地方，更无曾经属于海门的可能。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出现“通州的海门人”现象呢？

要讲清这个问题，得结合海门的历史。海门的历史是典型的沧海桑田。古代的海门县初设于五代时的后周显德五年（958），县治在东洲镇（今吕四东南40里之黄海内）。海门濒江临海，全无抵御江海风潮的能力，土地和人民不断被汹涌澎湃的波涛吞噬，至明正德九年（1514），土地坍塌殆尽。当时海门隶属通州，于是县官带着余民进入通州的余中场（今四甲镇西北）。未及安定，大水接踵而至，只得又迁至金沙场（今金沙镇），耗银17920两，向通州借地建设县城，希望长治久安。但康熙十一年（1672），无情的大水再次逼迫，海门官民仓皇西迁至3里外的永安镇，其时全县只剩了2200余人，于是裁县为乡，正式归并通州，直至最后再迁至兴仁镇。古代的海门县从建到裁，共有714年历史。就在古海门县名实俱亡于江海波涛之时，由于长江主泓南倾，大量泥沙的淤积，康熙中期，亦即18、19世纪之交的时候，“通州、常熟间东地，望洋无极，潮退沙现，豁然划然亘二百里”^[9]，后来张謇所说，海门“坍地复涨，江海之交，新沙骈联相望。徙而垦者，崇明人居十八九，通与他县不过一二，赋税狱讼，一切属通，其至通治，往往渡涉”^[10]。

   这些涨出的新沙，虽然大部分在古海门地界，然当时海门已不复存在，于是涨出后就逐一被附近的通州或崇明管辖了。

这时，仍属崇明管辖的新沙移民只是在本县迁徙，不存在什么问题。而迁徙在属于通州管辖的新沙上的崇明移民，则被称为沙民，和居住在通州老土或少量从通州老土迁来新沙的土著不同。“通人先辈自负，视沙民仆僿易与，沙蛮沙蛮呼之，因事陵轹，或利其贿纳”，通州土著与外来沙民之间出现了很多矛盾^[10]。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是科举考试的学额问题，因为通州的学额是有限制的，当时古海门载县为乡，则是带着学额归并通州的。海门乡民只用海门乡学的学额，与通州并不产生矛盾，即所谓“康熙十一年地坍县废，奉督宪麻查海门庐墓虽更，人材颇盛，题立乡学，均隶扬州。雍正三年，通州改为直隶，海门乡附焉”^[12]。而现在一下子涌进了这么多沙民，沙民中的生童怎么应科举考试，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科举考试在每个地区的录取名额都有一定限制，因此应考者必须具备当地的户籍。而这些沙民的祖籍大多在崇明，所以沙民中参加科举考试的童生，必须回他们的祖籍崇明参加考试。但事实上，沙民已经举家迁来垦荒，应试童生年年回祖籍参加考试不仅很不方便，甚至根本不再可能。而按照清代的户籍制度规定，“如入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准入籍”^[13]。那么这些沙民经过二十年以上的努力，绝大多数加入通州籍即所谓占籍通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移民中的生童参加科举考试却不可能等到二十年以后再说。其实当时全国类似的情况很多，比如由于商业的发展，许多商人离乡背井到外地经商，并从此在外地定居下来。于是政府就特批限额的临时性户籍给这些客居他乡的人，准许他们的子弟在侨寓地参加科举考试，称为商籍。于是，“至乾隆三年，通州设立沙籍一项”，朝廷单独拨给沙民学额，让沙民中的生童附在通州考试^[12]。“自乾隆元年沙籍附通考试始。其增沙籍文额为四，武额为二”^[14]，沙民生童可以“沙籍”的资格附在通州参加科举考试，争夺“文额为四，武额为二”的沙籍学额，既不占通州州学学额，也不占海门乡学学额。

乾隆三十三年（1768），清廷划通州所辖的19沙（7525人）和崇明所辖的11沙（2958人）以及通、崇之间又新涨的11沙，共计41沙，设立海门直隶厅^[8]。这就是张謇所说的海门“既塌复涨，崇明之人群徙而耕，而衍，而育，而庶，乃疆，乃易而厅，与州两大”。[11]海门直隶厅与通州直隶州成了两个平级的行政单位。但是海门建厅后，直到46年后的嘉庆十九年（1814）才设立了厅学，沙籍才不再附在通州考试。周家禄在《海门厅学题名录序》关于海门厅学是这样叙述的：“厅学之有额，自乾隆元年沙籍附通考试始，其增沙籍文额为四，武额为二。自嘉庆十九年设学分考始，设学分考，然后得额设廪增各二名。”^[14]，意谓“沙籍附通考试”即是海门厅学最早的学额，而嘉庆十九年只是改变了考试的形式，即由“附通考试”改变为“设学分考”，并且增加了学额而已。这样，朝廷拨给所有沙民的沙籍学额等于就是拨给后来的海门厅学的学额。简而言之，对于生童来说，沙籍与海门籍之间完全可以划一个等号。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海门建厅的时候，虽然将大部分沙及这些沙上的民划到了海门，但是少部分却留在了通州。而这以后，通州不可能因仍有部分涨沙并未划归海门而让住在这些地方的原沙籍考生改变沙籍，占据通州学额，于是原来所有的“沙籍”考生，无论所居住的沙是否划入海门厅，都一并归入了海门厅学。“沙籍”考生的籍贯既已早经确定，他们的后代当然也不能改变自己的籍贯。周家禄、沈燮均、张衡等人虽然出生在海门建厅之后，由于他们的先人占了沙籍，所以也就只能在海门厅学应试，因而成了海门人。这就是周家禄说他们周氏“厅治既建，占籍海门。……伯愚至家禄，十四世皆耕田食力，间读书应科举。家禄同治三年考补厅学生”的情况^[6]。

这样，就出现了居住在沙地却并未划入海门的耕读世家“占籍海门”的现象，亦即“通州的海门人”现象。

   学额问题，即使到了海门建厅以后，也一直是个令通州严加防范的敏感问题，这在通州知州沈雯的《海门乡学碑记》中可窥见一斑：“至乾隆三年，通州设立沙籍一项，与海门乡籍各别由来已久，原难混冒。且海门乡民并无一人在沙，沙籍俱系崇明户族。乡学、沙籍之分，久经题定。兹近因通、崇接壤争沙，奉前抚明奏，请新设海门同知，其管辖沙民仍划归沙籍。则海门厅之沙籍，与海门旧立乡籍各异”，“各沙人民因厅名海门，于一切词讼内不注明各沙，混填海门字样。恐沙籍借海门两字名目，混入海门乡学冒考”^[12]。由于海门乡与海门厅两个概念经常出现混淆，后来海门乡干脆更名为静海乡。

   虽然海门厅学学额后来逐渐有所增加，但比起其他地方来，僧多粥少的状况却尤为突出，考上秀才是很困难的事，因此在海门历史上有多次请增学额的事。周家禄便写过《海门厅学增额禀》。沈燮均亦曾为此而努力，《民国海门县志·沈燮均传》说“厅学额少，士子苦之，燮均赴京师恳请详奏，光绪乙未得增额两名”^[15]。周家禄在《海门厅学题名录序》说，“自嘉庆十九年设学分考始，设学分考，然后得额，设廪、增各二名，六年一贡。……同治六年……增文武额各二名；七年，复增文额二名，通前为文额八名，武额四名。光绪七年……增设廪、增各四名，四年一贡，通前为廪、增额各六名。光绪十一年……十二年考取拔贡一名。嘉庆二十五年以后，遇恩科试增广学额二名。光绪元年以后，遇恩科试增广学额三名”，“家禄闻之父师曰‘方沙籍附通时，额隘人众，士束发应试，白首不获一矜者有之。道、咸间稍广矣，然著童子籍数十年，挟卷有司之门，槁项黄馘，终身不遇者，犹比比也’”，“方其难时，视小试若登第，及进，而与上下江士子校文艺，常十战而九胜”^[14]。“诚以历届厅试人数多至七、八百名，准之学额，仅百而取一”^[16]。因而海门取得了功名的学子也常以此自豪，愿意随时亮出自己的海门籍身份，这是不足为怪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那种占籍海门却居住通州的情况岂不影响到了通州的赋税收入？其实这一问题并不存在。“清初的赋役制度因袭明代的一条鞭法，地有地税银，丁有丁税银。丁税银有的按地征收，有的按丁征收，而以按丁征收为主。”而雍正元年（1723）由于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奏请施行，此后遂在各省普遍推行地丁合一。“所谓地丁合一，就是摊丁入亩，也叫丁随地起，即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而把固定下来的丁税摊到地亩上”^[17]。这样，人的户籍已经完全与赋税脱钩，因而居住地与户籍分离的现象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无论人口流寓何方，都无需纳税，而海门厅的建立是在这之后40多年的乾隆三十三年（1768），所以世居通州的一些人，却占籍海门的现象，并不影响通州的赋税收入。

参考文献：

[1]周家禄：《范西薮画记》，《寿恺堂集》第21卷第 4 页。

[2]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23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顾锡爵：《海门周府君墓志铭》，《寿恺堂集》卷首。

[4]张謇：《惠悫先生乡谥跋》，《张謇全集》第5卷第242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5]张謇：《南通县图志·沈燮均传》，《张謇全集》第5卷第43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6]周家禄：《海门厅图志序传》，《寿恺堂集》第23卷第6页。

[7]《姜灶沈氏家谱》。

[8]王恒：《徐公堤碑记》，《海门县志》第1069页；大事记第14页。江苏科技出版社，1996年。

   [9]龚自珍：《海门先啬陈君祠堂碑文》，《龚自珍全集》第 15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0]张謇：《龚定庵海门先啬文书后》，《张謇全集》第5卷第21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1]张謇：《通海界柱碑铭》，《张謇全集》第5卷第62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2]沈雯：《海门乡学碑记》，《海门县志》第1069页。

[13]《清史稿·食货一·户口》。

[14]周家禄：《海门厅学题名录序》，《寿恺堂集》第21卷第4页。

[15]《民国海门县志·沈燮均传》，海门图书馆藏抄本。

[16]周家禄：《海门厅学增额禀》，《寿恺堂集》第30卷第1页。

   [17]李培浩：《中国古代史纲（下）》第3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本文刊2011年《张謇研究年刊》）

编辑  赵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