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张謇“师山同学耆年会”题联考订/沈振元

张謇“师山同学耆年会”题联考订

沈振元

张謇先生曾为“师山同学耆年会”撰一题联：“释奠上丁余，萃汉茂才唐秀才，思乐泮水；引年周甲始，绍洛下集吴中集，群会灵山。”（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张謇全集》第五卷下514页）。题联未注明撰写时间，编者将其置于民国十一年六月与民国十一年九月的两副题联之间，以表明此副对联撰写的时间在民国十一年（1922）的六月至九月之间。

《民国海门图志》对师山同学耆年会亦有记载：“民国十四年五月开耆年会于西园，凡年在六十以上之举贡生员，不论籍贯，皆得入会。太仓副贡王康寿讲《易经》，龚其伟有文记其事。”（见《民国海门图志》卷十二“杂记”）。

很显然，两则材料，不仅时间上有出入，而且在内容上不尽相同。那么，师山同学耆年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耆年会的时间到底是哪一年？张謇耆年会的题联撰于何时？现根据龚介孙先生（龚其伟之孙）提供的《龚其伟文集》（又称《尊任遗稿》）作一考订，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师山同学耆年会”是师山书院老同学的一次聚会。召集人是师山书院最后一任院长龚其伟。耆者，老也。古人称六十岁为耆，五十岁为艾。“耆年会”，又称“耆英会”，司马光《洛阳耆英会序》云：宋文彦博留守西都洛阳，集年老的士大夫十一人，聚会作乐，当时谓之“洛阳耆英会”。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亦提到此事：文彦博为“耆年会”，凡十三人，人为一诗。“耆年会”其实是耆年精英的聚会，不只是“聚会作乐”，还得“人为一诗”。龚其伟将此次聚会称为“师山同学耆年会”，其源盖出于此。

会前，龚其伟作《师山同学耆年会启》（以下简称“龚文”）这是一篇陈述开会的启事，又是一篇漂亮的骈文，文字优美，情感真挚，热情洋溢，令人感奋，对会议的时间、地点、与会对象、聚会的缘由，以及会议的开法都作了具体的描述。他认为师山书院办了九十多年，培养了众多人才，而现在“风流云散，一别如雨，乃至于白首而不相逢，素心而不得见。盖观于同学之聚散而感慨系之矣！同人等有鉴于此，乃溯自道咸以降迄于今，求友于嘤鸣，按图而骥索，凡得本籍外籍同学诸生年满六十以上者六十有七人。谨择于夏历四月十二日开同学会于师山之西园”。出席会议的除六十七位六十岁以上的同学外，还有“同游者四十二贤”“列席者二十四友”。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同学聚会，而不是什么组织，所谓“凡年在六十以上之举贡生员，不论籍贯皆得入会”云云，完全是《民国海门图志》编者的臆测而已。

这次聚会的目的大致有三。一倡导“尊老崇儒”。龚文开宗明义：“士首四民（士、农、工、商），故秀才之科重；寿先五福（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故耆英之会尊。”二抗争“世不估文”。文章指出：“自神州沉陆，沧海横流，世不估文”，出现了“长枪垂于毛锥（笔）”、“青年尊于黄考（长寿者）”的现象。这与作者的思想观念正好相反，于是他希望“鹅湖旧侣，虎观鸿儒，联袂偕来”，通过一堂聚首，以表明“斯文未坠”。三谋求“人文荟萃”。龚文强调“借天气之清和，谋人文之荟萃”，而“非徒侈游观，夸燕乐”，主张“借乡园之胜地，罗黉舍之耆儒，约效蓝田，欢寻白社，看花载酒，重活前尘……”，希望大家既要尽情游玩，倾心交谈，又要仿“蓝田生玉”，多出美玉般的诗文。而所有这些要求，与张謇题联的精神完全一致。

现在我们来欣赏一下张謇那副妙不可言的题联。它格调轻快，语言平直，略带戏谑，而对仗工整，词约意丰，可谓“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文心雕龙·议对》）。上联：“释奠上丁余，萃汉茂才唐秀才，思乐泮水。”“释奠”是古代学校的一种典礼，陈设酒食以祭先圣先师。耆年会自然先“释奠”，然后开展活动。“上丁”，即每月第一个丁日；“余”是夏历四月的别称。点明了开会的时间。“萃汉茂才唐秀才”，即聚集了新老秀才。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故称秀才为茂才。点明了与会者的身份，有老秀才也有新秀才。这与龚文的“名流宴集，不尽年高；嘉会招邀，弗遗后进”相合。“思乐泮水”，“泮水”即学宫前的水池，状如半月，借代学校。《诗·鲁颂·泮水》云：“思乐泮水，薄采其芹。”张謇巧用此语，言学生回到母校，定然会想起在校时的美好时光。下联云“引年周甲始，绍洛下集吴中集，群会灵山。”“引年”是对年老而贤者的尊称；“周”，环绕，引申为一匝；“甲”，即甲子；“周甲”，即满一花甲子（六十岁）；“周甲始”，从六十岁起，指出与会者的年龄在六十岁以上，这与“耆年会”名称相符。“绍”，指继承或介绍；“集”，古人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而把诗文作品列为“集”类。“吴中”，指江苏；“洛下”，指洛阳，是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表明无论与会者来自本省还是外省，无论你继承了何种文化传统，你的诗文均可互相交流，均会受到尊重。“群会灵山”，灵山，即仙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此指师山。“群会灵山”，指群英在师山相会，突出了“谋人文之荟萃”的宗旨。

二

张謇“师山同学耆年会”题联撰于何时，似乎是个难题。由于张謇未注明时间，龚文也没有注明时间，从而增加了考订的难度。

《张謇全集》将题联置于民国十一年（1922）六月至九月，这与实际开会时间——四月十二日相左。《民国海门图志》将会议时间定在民国十四年五月，而所谓“六十以上之举贡生员，不论籍贯，皆得入会”云云，又令人生疑。如果我们从时间上推算一下，民国十一年（1922）之后开耆年会，其实是不可能的。龚文明确指出，自道咸以降迄于今，得六十岁以上的六十七人。根据周雁石抄录的《海门厅学生员格眼底册》，发现当时在籍生员的年龄一般在二十多岁至三十多岁，如樊璞二十八岁，龚从龙三十三岁；二十岁以下的可谓凤毛麟角，如周家禄之子周宝辰（附生）十八岁；年龄最大的朱耀渊七十五岁。由此看来，道光年间的秀才几乎都在百岁以上，无人与会；咸丰年间的秀才，大多在八十以上，能与会的可能也已寥若晨星。因此，师山同学耆年会的时间应当前移。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先得考察一下耆年会的召集人龚其伟。龚其伟（1865—1928），字颂墀，晚号尊任，恩贡生。他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认为清王朝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时势不可造，死病难招魂”，即使搞什么“变法”，也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戊戌六义士，流血徒成仁”（《甲辰夏感事五首》）。因此，“五经在腹，高志不仕”，致力于教育事业，出任师山书院院长；书院转型后，又任师山中西中学堂校长。辛亥革命后，他在龚世清的影响下投身于政治，任江苏省议会议员；民国六年，任海门县修志局总纂；1919年赴京参加文官考试，被国务院录用。考试揭晓那天写了一首“感赋”：“三千脱颖容毛遂，五十成名愧马周。”认为在三千考生中像毛遂一样脱颖而出，值得自豪，但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联想到唐代名臣马周，又深感惭愧。从此以后，他恐怕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组织召开耆年会，也不可能再与当年的“同人”商量开耆年会了。而促使他召开耆年会的根本动因，是其深厚的师生情结和“尊老崇儒，乐群敬业而维教化于不敝”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和师生情结，也许只有当校长或教师的人，才会萦绕心间而挥之不去，一旦从事他业，就情随事迁，逐渐淡化。据此，我们应该把搜索的目光投向民国之前龚其伟当院长或校长的那段时光。

理由有三：一是《师山同学耆年会启》中涉及的背景，如“神州沉陆，沧海横流，世不估文，经籍地扫”等等都在清末，未涉及民国时问题。二是龚其伟是海门的“骚坛盟主”，离开学校后，投入到编辑《师山诗存》续编的工作。他在《拟辑<师山诗存>续编征求诗稿启》中提到：“先辈茅中书辑《师山诗存》而请临川李小湖（即前师山书院院长李联琇）先生为之鉴别者也。自哲人云亡，大雅不作，风流岑寂，殆五十年。”《师山诗存》于咸丰十年（1860）付印，由此推断这篇征稿启事的写作时间在宣统二年（1910）左右。文中还提到：“窃思桑梓之间，非无作者，同光之际尤萃人文。自奥簃一老，扬玉轪于江东；柳西寓公，总金羁于海内。流风沾丐，才俊蔚兴，西园唱和之年，名篇不少，东洲清淑之地，才壬原多……”而“西园唱和之年”正指在西园召开的师山同学耆年会。文中的“奥簃一老”即周家禄，周殁于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而龚作“启”时，奥簃尚“扬玉轪于江东”，再次证明，耆年会的时间在宣统元年（1909）之前。三是二十世纪头十年，是旧制度将死未死、新制度将生未生的变革时期，矛盾空前尖锐，社会激烈动荡，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维持统治，逃亡西安的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一月宣布实行“新政”。接着，下诏改书院为学堂。龚其伟接受龚世清、姜青照的建议，改师山书院为师山中西中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清政府又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师山中西中学堂因生源奇缺而难以为计，改为海门高小，龚自撤皋比，由王康寿接任高小校长。此时此刻，龚其伟的心情颇不平静，面对“世不估文”的的世道，面对曾为之付出巨大心血，办了九十多年的师山书院的终结，在其离任之前与同人商议开耆年会，实在情理之中。而能为之佐证的恐怕只有王康寿了。

王康寿，字晋蕃，太仓人，光绪十四年（1888）中副榜，亦称副贡。他是原师山书院院长王汝骐的儿子，曾在南通师范任监理，深受张謇器重。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辞通师监理职，来海门执掌海门高小。他在莅任之前参加其父长期工作的学校老同学聚会自然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这与《民国海门图志》关于耆年会上“太仓副贡王康寿讲《易经》”之说相符。但王在海门高小的工作并不顺利，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十日，王康寿向张謇请求辞去海门高小职务（见《张謇日记》），赴垦牧公司工作。这表明王康寿在海门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他讲《易经》应在莅任之前，不在离任之后。由此断定，王康寿讲《易经》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据此推断，师山同学耆年会的时间是在这一年的四月十二日，张謇撰写“师山同学耆年会”题联也应当在这一天或稍前数天。张謇是否与会，我们无从查考。当时张謇五十三岁，论年龄，仅在耆艾之间，不在“六十七老”之中，可在同游的“四十二贤”之列；论资格，他是师山书院的高足，已高中状元，名声很大，“柳西寓公，总金羁于海内”，请他为师山同学耆年会题联，自然再恰当不过了。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前海门厅同知俞颖达在《嘉庆海门厅志》序中的一段话：“粉饰其词，则伤诞；删削其事，则伤苛；秉笔者窃取予夺之权，苟不矢公矢慎，非失诸滥，即失诸遗。”谨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愿与读者诸君共勉。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本文刊《张謇研究》2011年第4期）

编辑 高广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