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王宾论略/高广丰

王宾论略

高广丰

王宾(1837～1909)，字雁臣，晚年自号晏叟。他于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起任海门厅同知，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海门河工讼案”中蒙冤“以抗延被劾”，同年八月“告老归休”。其间除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至次年五月由广西人梁佩祥署理外，实际担任海门厅同知的时间长达九年半，为海门厅144年历史上88名同知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王宾任海门厅同知期间，正是张謇在通海地区实施实业救国宏图大计的早期。当时，张謇在通州还没有安家，先寄住在西门万寿官江西会馆，以后住大生纱厂或通州师范，他的家还在海门常乐镇，王宾是张謇名副其实的父母官。从张謇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王宾与张謇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

研究王宾，也就成了张謇研究应有的题中之义。

一

王宾出任海门厅同知前的情况比较模糊。近年，其后人编成《霍邱王宾家谱》一书。该家谱的主要依据是《安徽霍邱县志》《海门县志》《北洋军阀史话》中关于袁世凯的部分以及王宾第五子、曾任国民党“总统府参事”及何应钦“主任秘书”的王家榘（懋生）1976年所编《安徽霍邱王家父子遗墨》中的《先世述略》。

《霍邱王宾家谱》称：王宾祖籍山东，其先人于清初迁安徽霍邱定居。咸丰六年(1856)六月，捻军势力进入霍邱；次年二月，捻军和太平军联合攻克霍邱县城。其时，王宾之父王肇基“倡办团练，助官军守战”，“城陷之日，阖族数十人皆奋战阵亡，门内妇孺悉自引决”。王宾之得以幸免，是此前因“有戚将返云南”，其奉父命随送。之后王宾发奋读书，“以拔贡人仕”，“受知于江督刘坤一，曾以即选道特保”。1876年至1879年间，王宾曾为袁世凯之师。1880年至1888年任上海水利厅同知等。1889年至1892年，受张謇禀请至海门，提倡种桑。1893年调任海门厅同知。

这里有四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其一，王宾何时受知于刘坤一。受知，意即受到赏识和重用。王家榘在《先世述略》中说，“先父通儒学，兼擅吏才，受知于江督刘坤一，以即选道特保任用”，“与先父同案特保之袁海观，由此致身显贵”。即是说，王宾受知于刘坤一，一是刘在两江总督任上，特保的是“即选道”，职位较高；一是同案被保举的还有后来官至两广总督的袁海观。刘坤一任两江总督，第一次是在1874至1875年间的署理，大约只有一年多时间；第二次在1879至1881年间；第三次则在1891至1902年（其间1894至1895年被委为钦差大臣，由张之洞署理）。关于袁海观，民国时陈赣二所作的《新语林》说他“以知县指分江南，历权高淳、铜山、上海，补南汇，旋以知府分江西，司榷景德镇。刘忠诚疏荐其才堪大用，特授天津府知府，未之官”。另外有资料说，1890年袁海观任南汇知县，1891年由南汇知县调署上海知县；袁海观“以知府分江西，司榷景德镇”是在1895年，而“特授天津府知府”则是1900年的事，因发生义和团运动而“未之官”。从袁海观的履历看，他从知县而“以知府分江西”是个大幅度的提升，没有人“特保”是不可能的。至于到了江西并未实授知府，而是“司榷景德镇”，那应该另有原因，但级别是上去了。所以，这应该是刘坤一将他与王宾“同案特保”的一次，时间当在刘坤一第三次任两江总督任内。而王宾既与袁海观“同案特保”，也就一定是在这时。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公布的材料称，王宾于1883年11月起担任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谳员，他的第二个谳员任期开始于1887年3月，终于何时则不得而知。会审公廨是上海道设在租界内的法庭，由上海道代表（谳员）和外国领事代表组成。当华人之间发生诉讼时，由上海道代表（谳员）独立审判，领事代表旁听；当华人与洋人发生诉讼时，即由双方会审。其后王宾又出任上海道会丈局首任局员。上海道会丈局是土地丈量机构，负责洋务租地事宜，正式建于1889年，从属于上海县署。从会丈局从属县署看，当时王宾的级别不会超出七品知县。由于刘坤一“以即选道特保任用”，王宾才得以升任正五品同知，应该是很清楚的。这样，我们可以推测，正是刘坤一的保举，王宾于1893年出任海门厅同知，袁海观于1895年“以知府分江西”。据王宾后人代代口传，王宾18岁考中秀才，直到38岁才开始做官。那么王宾考中秀才的时间应是王氏于1857年遭受灭门之灾之前的1854年，“少遘奇闵”之后，“孤苦力学”，才谈得上“拔贡”。所谓“拔贡人仕”，是指他“入仕”的资格为“拔贡”，即拔贡出身，“拔贡”与“入仕”并不一定是同时。据推算，王宾入仕应该是在1874年。王宾的入仕是否就是因为最早的“受知于刘坤一”呢？张謇后来说王宾是“湘乡旧人”（刘是湘军名将），是否意味着正是刘坤一最早识拔了王宾呢？这当然不无可能。刘坤一于1864至1874年曾任江西巡抚，接着便署理两江总督。而其间王宾肯定也在江西生活过，他的1872年出生的次子饶生就是因为生在江西饶州才取的这个名字。

其二，关于“上海水利厅同知”的说法。《家谱》这一说法的唯一依据是《北洋军阀史话》。该书说，1880年袁世凯“赴上海，打算叩访在上海水利厅任同知的王雁臣”。如果1880年这个时间准确的话，那么可以断定其时王宾的实际职务只是上海县主簿（正九品），而并非同知。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的《上海旧政权建置史》谈到当时的上海县署时说，“主簿正九品，兼管水利，也称水利厅”。当时上海的最高衙门是苏松太兵备道，因驻在上海，也被称作止海道，它是介于省与府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辖苏州、松江两府和太仓直隶州。它的职责是监督地方行政、维持地方治安、兼理海关；上海开埠后，又办理地方外交，从事洋务活动，为适应形势需要，增设了会丈局、洋务局、会审公廨、巡防保甲局、船捐捕盗局和改过局，但没有水利局或水利厅。当时的松江府辖上海、嘉定、青浦、崇明等十县一散厅，等于管理现在的整个上海范围。府的长官是知府，知府的佐贰有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清史稿·职官三》说：府“同知，通判，分掌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夷诸要职”。可见当时在上海，有资格设同知掌水利的应是松江府。但那时王宾还没有取得同知的职位。

其三，关于王宾担任袁世凯之师的问题。据《霍邱王宾家谱》说，王宾“拔贡入仕”是在1858年至1875年，而1876年至1879年“任袁世凯之师”，意即王宾入仕后又改去做袁世凯的老师。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袁保庆1873年病殁江宁盐法道任上，自七岁起一直随嗣父生活在官所的袁世凯于次年春随堂叔袁保恒到北京，并受到另一堂叔袁保龄的严督：1876年秋回河南乡试不第，次年春又回到北京；直到1878年袁保恒去世才返回家乡项城，后移住陈州（今淮阳）。此时袁氏分家，袁世凯在袁保庆名下得到丰厚家产，成为一家之主，从而放荡不羁。1879年，袁世凯受姑丈张向宸委托分办陈州捐务，秋天乡试，再次落第。据上述，1876年至1879年，袁世凯并不固定住在一地，那么王宾自然不可能一边做官，一边跟着袁世凯东奔西走。所以，王宾任袁世凯之师的时间，应该是在他取得拔贡以后、入仕之前，即接近于1874年的那几年。袁世凯于1869年至1873年起跟随嗣父袁保庆在江宁过上了五年相对安定的生活。为了让袁世凯好好读书，袁保庆特地聘请名儒为其授课，并把袁世凯的哥哥世敦、世廉从家乡接来同读。这时的袁世凯十一岁到十五岁。王宾极有可能成为袁保庆为袁氏兄弟聘请的名儒之一。拔贡出身的王宾，一定有很好的学问。据王宾后人口传说，当年不少先生忍受不了少年袁世凯的恶作剧，宁可丢掉在袁家的饭碗，也不愿伺候这个小祖宗。王宾初到袁府，袁世凯故伎重演，趁着夜色，把萤火虫的分泌物涂在脸上，没头没脑冲着在园子里散步的王宾撞将过去。已经摸清袁荒诞“前科”的王宾身子一闪，给冲上来的鬼脸一个大嘴巴子，从此不爱读书的袁公子才上了正道。这正符合十五岁之前的小孩特征，也可见王宾是袁世凯一生难得遇到的治得住他的老师。也正因为此，狂傲不羁的袁世凯一辈子都对王宾毕恭毕敬。《家谱》引用的一个材料说，1880年，袁世凯到上海叩访老师王宾，王宾对其不轨行为严加责备，并令闭门读书。其后两月中，袁竞能奉师命足不出户。王宾见其颇有悔改之意，年底，遂将其推荐给正在山东登州督办山东海防的庆军统领吴长庆。这可以说是袁世凯投奔吴长庆的又一版本。张謇晚年在《啬公自订年谱》中忆及袁世凯时说，（光绪）七年辛巳(1881)“四月，项城袁慰廷世凯至登州，吴公命在营读书，属余为是正制艺。公语余日：‘昔赠公（吴长庆父——笔者注）以团练克复庐江，为贼所困，命赴袁端敏公（袁世凯之祖——笔者注）军求救：端敏以询子侄，子文诚公以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主不救；侄笃臣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主救；迁延时日，而庐江陷，赠公殉；嗣与文诚绝，不通问；而与笃臣订兄弟之好。端敏后命随营读书以示恤，义不应命。今留慰廷读书，所以报笃臣也。’慰廷为笃臣嗣子，先是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故挈其家旧部数十人赴吴公。……”张謇的说法，袁世凯投奔吴长庆，则似与王宾无关。

其四，所谓“1889年至1892年，受张謇禀请至海门，提倡种桑”。这依据的是《海门县志》“光绪十五年(1889)，张謇禀请同知王宾提倡种桑”的记载。这一记载不知出于何处，其实是不合情理的。这一年，王宾肯定还不是同知，而是在上海道会丈局任上。一个朝廷命官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刚刚领受新职，就被当时仍是举人的张謇“禀请至海门，提倡种桑”呢？据张謇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写的《海通蚕桑兴衰事略复汪穰卿》说，“光绪十二年，謇会试报罢归，始有志于农桑”，“桑既大利，乃约同人请于厅同知（此时同知还不是王宾——笔者注），谕劝兴办，民无应者”，“而若进若退，历四五年”，“十八年，謇与同人陈请明白晓示，免丝捐十年以兴蚕利。督部付局议，议驳。总办欧阳霖既寤其非，令海门厘员复禀，许免”。这些过程其实都没有与王宾发生什么关系。这以后，乡民仍在“相率观望”。“謇念无锡蚕桑之兴，由于茧行，乃于厅同知王宾议招商行收茧，反复久之始定（如果王宾早就在海门在倡种桑养蚕，此事势必了然于胸，现在既已大权在握，又何需“反复久之始定”！）二十年，海门一行收茧殆尽”。这里应注意，十八年许免丝捐，“乡民未敢遽信，相率观望”，十九年(1893)二月王宾便来海门就任同知，这样才有了“于厅同知王宾议招商开行收茧”之事。同时，我们也没有在《张謇日记》中发现1889年至1892年间张謇与王宾交往的蛛丝马迹，更不消说把王宾从上海“请至海门，提倡种桑”了。

二

我们知道清代有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清代的由盛转衰正是从乾隆朝逐渐开始的。海门厅正好设置于乾隆朝中期的1768年，从它诞生的时候起，清代便开始走向衰亡。王宾出任海门厅同知是在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本已风雨飘摇的中国，经过甲午战争，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更是雪上加霜，沦入了痛苦的深渊。王宾作为行将崩溃的清朝政府这个腐朽不堪的专制独裁政权下的一个州厅级地方官，而且偏处海门这块天涯海角的新涨沙地，注定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但是，王宾在上海是开了眼界的，尤其是他长期与洋人打交道，对外国列强和对贫弱中国的了解，肯定是超出一般地方官的。因此，张謇这样一位爱国创新的政治家在王宾的地盘上开始进行实业救国的时候，王宾选择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他与张謇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从而共同为海门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可列举以下事实为证：

一、王宾与张謇合力劝民农桑

海门这块新涨沙地当时还只有百余年历史，百姓以农耕为业。发展农业，使农民获利，无疑是重中之重。张謇发现了“以勤究农业冠于时”的刘云程后，告诉了王宾，王宾即“请于督部，奖良农，榜其庐”，给予刘极大的荣誉。这不仅激励刘带头发展农桑生产，其产品后在江宁劝业会获得上奖，而且为海门百姓树立了一个榜样，对发展海门农业具有很大的意义。

张謇自光绪十二年(1886)在海门提倡种桑养蚕，购买了湖州桑苗劝人赊购，分送《蚕桑辑要》，亲自带领家人育蚕，后又仿效西法集资办公司，均未能奏效。张謇发现，茧需“走卖上海、苏州，出江时辄为厘局司事签手，以漏报科重罚”，于是经反复陈请，方才获准免捐。然而免捐以后，售茧“往返资斧”仍是困绕百姓的一笔大开支，所以依旧“相率观望”。正在这时，王宾到任，张謇便与他“议招商开行收茧”。王宾采纳了张謇的建议，“（光绪）二十年，海门一行收乡茧殆尽”，“二十二年，海门增一行，益共放价争收，乡民获利大丰”。当厘局总办“顿翻免捐之成案”，“严督厅州重输，商怨且忿，请缴帖闭行”时，“二十三年，王宾虑乡民茧成滋闹，恳切劝商，视上年出资十分之三，抑价收买，姑塞民望”。王宾为海门蚕桑之兴，可谓尽心尽力。所以张謇后来就此事评论说：“夫今日官之贼民，不足奇也；所奇者，不知民为谁何之民，而官自以为贼民乃可效忠。”接着说王宾却是个例外：“由海门来者，诵王宾与沪商书，愿自弃官，不肯爽信，以为此一者，真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之言？夫一事也，民之善之如此！”

二、王宾与张窨共同谋求海门的安全和安定

鸦片之毒害人民，造成社会的不安定，是显而易见的。张謇发现有人“传种”罂粟时，认为必将遗害无穷。于是他于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致函王宾，请禁乡民种植，并应王宾所请为其拟定了《禁种罂粟示》。

对于海门的形势，王宾说，“海门各港纷歧，直走外洋，小轮之往来，行旅便之，而无穷之患实隐伏于兹矣”，特别是“世变之来”，“海禁既开，边氛日警”之时，“余所不及防者，志虑更深且长也”。因而，他主张“居安思危”，“世变者所当思患预防，固结人心，俾众志有成城之势”。王宾还曾打算“筑垣阙濠，以为仓卒之备”，只是未被上司批准。同样，张謇也非常担心海门的防务。于是，他们两人形成了加强防务的共识。光绪二十二年(1895)正月三十日，张謇得到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奉派他总办通海团练的消息。而在五天之前，张謇就已经为王宾起草了防务章程，并商定了妥善安排即将前来驻防的仲字六营。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事起，德国公使被杀，西方列强正磨刀霍霍，各地局势混乱。张謇为此十分忧虑。六月十日，张謇自通州返抵常乐时，迂道茅家镇，与王宾议练团练保护地方。不久又致函王宾，劝令海门各典当不要停业，以免引起地方骚乱。

三、王宾支持张謇创办大生纱厂

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初定“官招商办”的大生纱厂招商初见成效。张謇邀请海门人沈燮均、陈维镛、通州人刘桂馨和正在上海经商的福建人郭勋、浙江人樊芬、广东人潘华茂即大生纱厂最初的所谓“通沪六董”在通州议商认办纱厂事宜。王宾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与通州知州汪树棠一起“监订合同”。随后他们将这一办厂方案上报了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申请奏咨立案，不久朝廷批准了张之洞的奏章。在张謇办厂筹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经张謇请求，两江总督刘坤一曾要求通州借公款三万千、海门借公款二万千给张謇，不久王宾即真心实意地如数将款借给了张謇，而实力远胜海门的通州汪树棠却只拿出了一万千应付，为此还借机给张謇制造了许多麻烦。张謇又多次致函或亲访王宾，告知筹办进程及困难。大生纱厂办在通州唐家闸，本与海门关系不大，张謇这样做，可见他是把王宾看作创办实业的一个知已的。

四、王宾与张謇共同抗击自然灾害

光绪二十二年(1896)，“海门自夏徂秋，霖潦涨溢，下沙灾况尤酷”。张謇与其三兄张詧“佐厅同知霍邱王宾经理疏河、散赈平粜诸事，费出私财，不足则募，又不足则贷以继之”。两年后，王宾缘他事顺便将此事汇报了督、抚。江苏巡抚“疏闻于朝”，朝廷给“乐善好施”字以旌奖张謇弟兄已故父母的教导有方。十三年后，“乐善好施”坊建于常乐镇河西。张謇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建乐善好施坊恭记》铭刻坊上，回忆了当年与王宾一起抗灾赈灾的往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底，“蝗见通海”。张謇立即致函王宾，“请出示捕蝗”，并与王宾约定“罄各社仓麦，给乡民麦一升，易蝗一斗”，以激励乡民抗击蝗灾，保护民生。

五、王宾支持张謇疏浚青龙港

青龙港是当时海门在长江上最重要的港口，形成于乾隆年间。由于长江水流影响，早期所建码头曾多次搬迁。光绪十四年(1888)，英商祥茂公司首开木壳船经营上海至青龙港客运业务。以后，泥沙逐渐淤塞，使港口难以继续使用，张謇遂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决定疏浚，但苦于资金缺乏。九月二十日，张謇亲访王宾，向他商借河工存款。三天后，王宾果断决定“许刘宋河款永为青龙港工用”。于是青龙港疏浚工程顺利开展。那次疏浚，以及“刘宋河款永为青龙港工用”，对于提升青龙港的功能，特别是1915年张謇在青龙港与常乐镇之间筹建大生三厂，肯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张謇还修筑了青龙港至大生三厂的铁路，青龙港逐渐繁荣起来，成为苏北连接上海、苏南的重要水路通道，开航大型客、货轮船。直至上世纪末，随着公路交通的迅猛发展，青龙港外口严重淤塞，才失去了它保持了百余年的地位。当年王宾的决策，显然是很有眼光的。

六、王宾支持张謇等人通过建造赵亭倡导振兴海门教育

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謇等人发起在孔庙学宫建造赵亭以纪念前海门训导赵菊泉。此举不只是对于恩师的感念，其深意是通过颂扬这位为海门教育作出卓越贡献的教育家来倡导振兴海门教育。因为在赵菊泉之前，“官学官于斯者，率什八九鄙吾民而恝吾士”；赵菊泉在日，对学生无论其良与不良，皆“犹子弟也”，因而出现了“而士砥于行，而文有章矣”、“而民知有礼矣”、“而民有利矣”的局面，“成就知名十数辈”；赵菊泉去后，“见夫立雪之宇，稍翳夫蓬蒿；饮射之堂，侵寻夫葵麦”，呈现出一派衰败景象。王宾接到张謇等人的禀牍后，立即批示同意，并认为建亭正如历史上人民纪念石庆、栾布、鲁宗道、范纯礼一样，“遗爱所著，名迹斯芬”；认为为赵菊泉在孔庙建亭和东汉时为溧阳长潘元卓树“校官碑”一样，都是为了颂扬他们兴学的业绩，建亭“庶从士望，亦作邦型”，正是为了树立一个振兴海门教育的榜样。同年，改师山书院为中西中学，即今海门中学的前身；王宾还曾倡导在海门与崇明交界的久隆镇建崇海书院。张謇说王宾“一编补订谕蒙书”，看来王宾还曾亲自修订过蒙学读物。

三

封建时代的地方官，能像王宾那样对待张謇事业的，为数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以一方霸主自居，即使自己无所作为，亦不想有所作为，但绝对容不得治下的任何人说三道四，更容不得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有所作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否则就不能解释当时官场的黑暗腐败，不能解释张謇一类爱国志士成就事业何以如此之难。当时的通州知州汪树棠和署理了一年海门厅同知的梁佩祥就绝不支持张謇的救国救民事业。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了王宾的历史作用。

汪树棠任通州知州是在光绪十八年(1892)至二十九年(1903)间，与王宾几乎同时。张謇的事业主要在通州，汪树棠本可以借机做很多有为之事，以造福通州百姓。然而，他对张謇的事业，做的却是表面文章甚至反面文章。在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他不仅像王宾那样“监订合同”，而且曾与张謇、沈燮均往上海召开“通沪六董”会议，甚至还致函张謇，促其返通与沈燮均、潘华茂、郭勋等议商纱厂事。张謇也曾将他引为知已，像对待王宾一样地告知筹办情况，请他帮助解决困难。然而他却在暗中捣鬼。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謇为纱厂筹款问题弄得焦头烂额，十一月间连续给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发了许多函电，请求借用地方公款以救燃眉之急。刘坤一曾令汪树棠助股，而汪的回电却“皆陂词也”。他竟指定挪用津贴秀才、举人应乡、会试的“宾兴”、“公车”两项费用的积存。这两笔款项总共不过一万千，根本解救不了大生纱厂的危急。相反却引起了三百多名秀才的公愤，联名递呈公禀反对，甚至准备在明伦堂召开大会抗议。汪又趁机密禀刘坤一“张謇办纱厂，不洽舆情”。汪还故意派遣“签役四出”，把协助募股丑化成强征苛捐杂税的模样，引起老百姓很大的不满与疑虑。张謇为之啼笑皆非，连忙恳求汪停止这种帮倒忙的“劝募”。筹款非但没有着落，“厂终不成之谣复四起”。后来，在大生纱厂建成后，张謇授意绘了四幅《厂儆图》讽刺妨碍建厂诸人，其中题曰《水草藏毒》的一幅中，“水”指的就是汪树棠，“草”则是汪的幕僚黄某。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正在通海垦牧公司举步维艰之时，汪树棠又“四布谣言，江宁藩台为其所动，对人言有五千户不服。凡兴一事，有五千户不服，断无成理”。

梁佩祥只署理过一年海门同知，而在其任内发生了通海垦牧公司与吕四批户陆、彭两氏的地权纠纷，即张謇说的“荡棍滋事劫草”事件。张謇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的日记中记述说：十日，“批户陆、彭连横祸，胎于州差之迟下”；十四日，“与海门同知电缉陆”，十五日，“与通州电究彭”。但是，汪树棠、梁佩祥很不得力。于是到十月三日，张謇又得“陆氏抢草讯，报厅电督”；四日，“电督讯厅，陆氏以因粮法抢后到案”；五日，“讯厅，陆氏以犯弟顶充正犯”；六日，“电督厅昏而失权”，张謇并注明“厅丞梁佩祥，广西人”；直到十九日，张謇方“闻陆犯凤歧到案”。这件事发生在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的关键时刻，此案了结后才三天，即十月二十二日便是通海垦牧公司祭神开工的日子。这件事，说明了汪树棠、梁佩祥对张謇垦牧事业的不支持态度。事件之发生，“胎于州差之迟下”，而厅同知则“昏而失权”。直到张謇晚年自订年谱时，还记下了当时“与汤寿潜论荡棍掠夺公司荡草事，厅同知颟顸，知州敷衍。余答之曰：毒，与其闷也宁发；官，与其昏也宁滑；事，与其钝也宁辣”的话。

张謇与汪树棠们的矛盾，实际上是“救民”还是“贼民”的冲突。汪树棠是典型的“贼民”之官。据《张謇轶闻》中管劲丞记录费范九口述说，汪树棠曾在通州西门万寿官附近设有一条巡船（即后来的跃龙桥下），专收苛捐杂税，收税无税目，无税则，什么都得上税，连农民卖菜也不例外，或是出钱，或送实物，人民怨恨之极。为此事，张謇借故为难汪树棠。汪无奈，只得请总兵出来打圆场，以撤销巡船了事。

张謇认为官的好坏之分，在于对待民的态度。他说：“廉平忠厚之吏，能自行其志意以爱利于民，民之报之亦往往有甘棠蔽芾笃悱无穷之意。故吏诚爱民，民亦诚爱吏。”。他在《南通县图志·杂记》中曾经指名道姓地点出了南通“官吏之贤者”、“否者最”。张謇对当时的官场是十分憎恶的，认为“今日官之贼民，不足奇”，身为父母官，却“不知民为谁何之民”，因而“民之疾官”也就“不足奇”了。所以他自己“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而当他为老百姓“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时，受到过汪树棠们的暗算，但却得到了王宾的支持，他自然把王宾视为同道。从张謇日记看，张謇与王宾的交往很多，其中不乏作为绅商与地方官的“人情来往”，也许可以看作是场面上的应酬。但是，去职以后家居通州的王宾仍亲抵常乐参加张謇之父张彭年逝世十周年祭奠；张謇在通州也仍多次拜访王宾。王宾在海门养病时，张謇“回常乐，视雁老病于海门”。王宾逝世后，张謇亲去吊唁，记入日记，并题写挽联。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宾去世前不足一月，与张謇有过很多交往的一品重臣张之洞去世，张謇既没有送挽联，甚至在日记上也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立宪运动中，张之洞“创为有限制宪法之说”，主张“民间有义务无权利”，站到了“民”的对立面，张謇对此不能容忍。张謇在官对民的不同态度上，是爱憎分明的。这就证明，张謇与王宾两人之间的交往绝对不是普通的应酬，而是志同道合而形成的友谊。

不仅如此，张謇与王宾的后人也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张謇于1916年创办通明电气公司时，王宾的孙女婿徐浩渊是12个股东之一，王宾的孙子王砚荪曾任公司总务主任。王宾的次子王饶生受业于张謇门下，与张謇一直有十分密切的交往。辛亥革命后，张謇为维护统一和安定进行南北调和时，派到北京与袁世凯联络的便是王饶生。

王宾作为地方官，注定很难有所作为，但是他与当时黑暗的官场中绝大多数“贼民”之官有着明显的不同，他是努力“以爱利于民”的。这就是他有别于当时绝大多数地方官的施政理念。

四

张謇对王宾的评价很高。

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宾治理、扩大了厅署西北的花园，取名“西园”。张謇为之作《西园记》，借题发挥，大谈王宾的施政。在张謇笔下，这个前人经营了百余年的花园，在王宾治理之前，“山眵而崩，池沮而坌；树弗屏其翳，而梁弗备其阑檐”，一片破败景象，恐怕未必仅仅说的是花园。他说“霍邱王君来海门之三年，政事既理，士庶安习，益展园之西北，累土为小丘，而亭于其上，因益治园”。“政事既理，士庶安习”，说的既是王宾治园的背景，又是王宾治厅的成效。王宾新筑一亭，“亭名一蒉，言其俭于似山之阜也”。“俭”字，说的恐怕既是王宾治园的理念，又正是王宾施政的思想。张謇在对西园今昔对比之后，感慨地说：“王君施于政而不杂，事成而有理致，冲融简夷，即之久而不厌，其若治斯园也矣。”这是对王宾施政特色的高度评价。

张謇在挽王宾联中，对王宾的一生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联云：“使君是湘乡旧人，吏事风规，卅载都成前辈范；并世唯润州太守，农桑学校，一编补订谕蒙书”。上联从王宾为湘军宿将刘坤一识拔入手，说他为官三十载，堪称前辈风范；下联说他重视农桑和教育（在王宾任上，师山书院改建为推行新式教育的中西学堂，即今海门中学前身），能与他并称于世的只有一个润州太守而已。这个润州太守，就是被张謇称道不已的镇江知府王仁堪。王仁堪(1850～1896)，字可庄，福建闽县人，光绪三年(1877)状元。光绪十七年(1891)出任镇江知府。光绪十九年(1893)王仁堪病逝时，张謇非常悲痛地说：“可庄温重简雅，不露圭角，实令器，出知镇江府，劝民荒山种树，整治地方，移知苏州，亦得士心，享年不永，可恸也！”据镇江《丹徒县志》载，王仁堪调任苏州知府时，镇江“士民夹道欢送，乃至攀辕哭泣”。镇江人民为纪念他，曾在西郊中泠泉南建有“王公祠”。由此可知王宾在张謇心目中的地位绝非一般。

不仅张謇，清末重臣刘坤一对王宾同样有很高的评价。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曾多次下诏求贤。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清保举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之后，各路封疆大吏纷纷保举贤才，超过百人。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也向光绪帝推举了王宾，他在保举折中称王宾“实心实政，宜民宜人”“士民莫不爱戴”。光绪帝下令“交军机处存记”。只是光绪帝看到这个奏折之后的第五天，便发生了戊戌政变，光绪帝自己也被慈禧囚禁起来，此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张謇和刘坤一的评价是极其中肯的。

王宾确是一个“施于政而不杂，事成而有理致”的人。他能从纷繁复杂的政务中，理出头绪，形成自己的思想，再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崇明与海门为小安沙的归属问题，前后打了八年官司。王宾由此很快理清了思路。第一，他认识到地图的重要，“正响绘图，藏之档册，庶乎其垂久远也”。于是，他在主持编纂光绪《海门厅图志》时，非常强调“图”的必要性：这部厅志编纂完成后，“首系以图”，精确地绘制了当时海门厅全境地图（精确到每方格五里）、厅治茅家镇地图（精确到每方格五十丈）、全厅各沙地图、水道图、边界图等，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不再是已往“志”上的示意图，今天看来，仍然一目了然。第二，他认识到“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在于政通”，即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边界的地权纠纷，深层的根本的问题却在于解决“人和”，而解决“人和”的关键在于使“边境寥绝”的崇海两地能够“政通”，以消除“民情隔绝”。为此，王宾奏请“改崇明之貊貔司为崇海司，移驻接攘之久隆镇，以通政教，以和民情”；为加强教化，他还主张“于筹建司署时，并设崇海书院”，使两地边境百姓“兴仁颟让，共敦和睦”。这是何等清晰的为政思路！时至今日，在解决各种人际纠纷，甚至解决海峡两岸问题，这种思路仍不失为上策。光绪二十四年(1898)，巡检司果然移驻久隆镇，并兼营厅境三阳以东田土水利。

王宾确是一个“实心实政”“冲融简夷”的人。他办事很实在，每办一事，都能取得实际效果。如前述之兴办蚕桑，便能使“乡民获利大丰”，而且在厘局看不得乡民获利而重行盘剥的时候，他仍能站出来“愿自弃官，不肯爽信（于民）”，请茧行商人继续收购，以解决百姓的实际困难，维护地方的安定。王宾果断决定动用刘宋河工款，甚至“永为青龙港工用”，支持张謇疏浚青龙港，是造福于海门百年的实事。在河工（兴修水利）方面，他发现“大户即河董，每届开河，则自匿其按亩应开之段，而摊分于小户；尤不肖者，又敛小户之费而自肥”，于是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请借积谷息款兴工，按下沙藩利地亩，由各河董经收以还所借，其法有利小户而不利大户”。这就维护了大多数处于弱势的小户农民的利益。大凡办实事的人，也一定“冲融简夷”，恬淡平易，不事张扬，不急功好利，不标榜自己，一切低调处之。王宾在海门任职八年后，他在《海门厅图志序》中说到自己的政事时说：“勉尽心力，犹未克有”，“蚕桑兴矣，而利未并于木棉：水利兴矣，而力未尽于沟洫；社仓积谷荒政也，而规划未周；训练役丁兵制也，而勇略未裕。”反映了他在海门做了许多有益于百姓的好事后，却仍然抱着深深的愧疚和自责之心。而他说到张謇、沈燮均等“诸君子”所做的“增学额、举乡饮、协律习舞、礼乐之兴，余则乐观厥成”，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们还应注意到，早年与王宾一起被刘坤一“同案保举”的袁海观后来官至总督，而王宾却在五品同知的位子上徘徊了十年多，直到“辞官归休”。在那样的官场，不能不说与他的处事低调有关。他的得了志的学生袁世凯一直想帮他的忙，但他却“屡辞升擢”。

所以，王宾是一个“宜民宜人”“即之久而不厌”“士民莫不爱戴”的地方官。但王宾并不以此自矜，淡然言之曰“幸与吾民相安无事”。这样的人，也就很难见容于当时黑暗腐败的官场。于是，他终于在“海门河工案”中被劾。此案之起，源于王宾的“有利小户而不利大户”的河工改革。在梁佩祥这个昏官署理同知期间，滥用职权，挑起纷争，造成毁坏庄稼，并且发展成械斗的事件。而接着是梁佩祥这个“听讼者偏执不通，而争乃不可解矣”。张謇曾经淋漓尽致地分析此事，连问四个“何至有争”、一个“何至终于不可解之争”、一个“争不解，河不开，河董应主之目的安在”。然而，酿成了纷争以后，正好是梁佩祥去职，王宾回任，让王宾来收拾烂摊子。但王宾“固熟知下沙河工情状”，其中当事一方还是向他建议改革河工办法的人，但他并不给予偏袒，而是向上级“列陈其事，以‘各有不合’详请核办，督抚司亦饬王确查秉公讯断”。凭王宾对事情的熟知程度和他的办事能力，是完全能够妥善解决此案的。但是，王宾还未动手处理，另一方当事人就通过“走后门”的办法，绕开王宾，将案子弄到完全无关的松江府勘办。松江府“共审四十余堂，阅时三百余日”，被告一方十余人被“刑责至二万七八千板，倾家荡产者六七人”；结案时，“已责数百数千板之业户仍拟杖”，“杖而收赎”，将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弄成了惨绝人圜的大冤案。结果王宾也“以抗延被劾”。这件事，大概是王宾决心归休的原因，年老也还不算主要。张謇面对如此黑暗之官场，激愤地说：“中国无律师，此等违法之折狱，小之小者，不足论，不足论！”

王宾在清末民不聊生的动乱的大环境中，用自己作为海门厅同知所掌握的权力，支持张謇，与张謇合作，从而求得了海门的安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海门。他是海门厅历史上一位颇有建树、受到百姓称颂的父母官，因而是海门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

参考文献：

[1]曹从坡等：《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张謇研究中心：张謇全集补遗校勘活页选。

[3]《海门厅图志》，光绪二十六年刊行。

[4]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海门县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5]霍邱王宾家谱。

[6]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7]张謇研究中心：《张謇轶闻》。

[8]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历史研究》， 2006年6月。

[9]庄安正：《张謇先生年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本文刊《张謇研究》2010年第1期）

编辑 黄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