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盛昱与张謇的师生情/赵  鹏

盛昱与张謇的师生情

张謇与盛昱的交往开始于光绪十一年。这一年张謇三十三岁，以一领青衿在外游幕多年后，觉得还是要通过科举为自己谋个“正当”的出路，于是赴京来参加顺天府的乡试。本来，南通州的张謇参加乡试应在江宁贡院，不想这年有他老师名义的孙云锦当了江宁知府，门生应试照例就得回避，这才无奈而北上的。不过此行对张謇一生的意义颇为重大，不仅是他此次考得好成绩，更是结识了一些比以往更高层的师友，盛昱就是其中的一位。

盛昱字伯希，一作伯熙，号意园，在满清宗室里颇以文才著称。他的年纪虽然只比张謇大三岁，却是英年就考中进士，其时正任国子监祭酒，负责着全国最高等的学府。张謇这次乡试，依例事先要经过国子监“考到”和“录科”两场资格考试。据张謇在日记里所记，这次考试的成绩，考到为第一，录科为第四；而张謇日后在挽盛昱对联的小注里却说“光绪乙酉謇举京兆，先生时为国子监祭酒，考到、录科，均辱置第一”。后者追述中的更改名次，大概是想借以强调盛昱对自己的赏识。

本科乡试，张謇考得“南元”，接下来自然是宾主酬应，不在话下。值得注意的是，张謇与盛昱此时的往来，还不仅仅局限于这个表层。《啬庵自订年谱》就记到其时：“与伯熙谈朝鲜之危，不亟图存，必为人有，因以前策示之，共太息而已。”这里所谓的“前策”，应该就是张謇三年前写的那个名闻一时的《朝鲜善后六策》。而张謇挟此“前策”赴京，可见其意图也就不只是为赶考那么单纯。他与盛昱对东事的共同关注，在日记里也有反映，如七月十六就记着：“伯熙来，久谈。知吉林旗丁多改汉籍，以避征调。神机营抽练之不得人，军法之宽弛，竟以月十馀金不能练一健卒。坐饷二两一钱，加马饷七两，调防他处加三两，则十馀两矣。朝鲜之徘徊两可，必有为人剖据之势，真可慨也。”而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到了九月二十四日就更记着“为意园拟陈朝鲜事”，直接条陈建言了。

代拟条陈的张謇那时已中举人，之所以还留住京城，是为着要连赴来年春季的会试。然而这回竟是铩羽而归，并且此后几年连连失利，包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光绪十八年的会试，也阴错阳差，名落孙山。到了这个地步，张謇也是心灰意懒，以致“尽摒试具”，不想再踏科场之门了。

就在这时，翁同龢建议张謇留在国子监任事，而盛昱也留言转告众学生意欲代他捐纳学正的消息，甚至学中的阮申仲和李洛才还登门来劝说。不想心高气傲的张謇为此深感蒙羞，犟牛脾气一上来，则是峻辞拒绝。他在致李洛才的信里，把话说得义正辞严：

甲申以后，盘旋闾里，不能远客。非独横览九州无可适足之地，亦躬耕养亲其素志也。报罢而因人之赀以为官，非独名义有所不可，将从军时之不受保举，己丑、庚寅之不考中书学正，区区微恉亦无以自明于天下。人之立身行已，当使本末校然，岂可苟简。今早谒谢常熟师，师真知我。谒意园不直而归，复见留札。南学诸君情施于过当，势近于劫持。申仲初交，或不能见谅；足下当通两家之驿，何可复有两可之言？且人之相处，当使彼此宽然得以自见。亲在而望中进士，不成进士，依旧归去。生平志事，即此校然，毫发不可自昧。幸为坚谢申仲，转告诸君，以君子之爱人，容匹夫之立志。设使强而为之，将来下走除官不拜，成何事体耶？无任惶悚。

张謇的志意坚决，势已无人能留，在他离京前夕，盛昱留一纸条与之道别：

日来恒风，彼苍如醉，甚苦出门。文从南旋，不及走送，至歉。仆与君交，大似余廷心之于戴九灵，时人拟之泰不华之于煮石山农者，妄也。属事即函达。季直吾兄。昱顿首。

这里用了两对元代末年的人物来比喻他们的关系。泰不华或亦写作泰不花，元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而煮石山农则是以诗画闻名的王冕。《明史·王冕传》记他：“屡应举不中，北游燕都，客秘书卿泰不花家，拟以馆职荐，力辞不就。”从表面上看，这个经历，与张謇力辞盛昱之荐正相似。可是盛昱对此并不认可，不妨看他心目中的另一对：余廷心即文学家、死后被封忠宣公的余阙，而戴九灵则是他的学生、以诗歌“名高一时”的戴良。赵友同《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载：“余忠宣公阙持宪节过婺州，闻先生善歌诗，数相过从，论古今作者词旨优劣，公欣然曰：士不知诗久矣，非子吾不敢相语。乃尽授以平日所得于师友者，而先生诗名遂雄视乎东南矣。”这里透露出的情谊，就不仅是老师对学生的赏识和栽培，而且是直作旷古难逢的知己来相待的。盛昱举这一对来比况，可见张謇在他心中的位置。

对于盛昱的这个比况，张謇显然非常感激，以致日后一而再地提及。事实上，作为一个尚在科举途中奔劳的农家子，能够跻身士流已属大不容易，何况还结交到皇家宗室，更何况还不计地位和身份悬殊地相待以知己，这无疑就是一种殊荣。这感情一到，诗思也如闸门乍开，一涌而出，张謇那时一气写了六首五言古体诗作为回报，足见其时的激动。这些诗都收进他的诗集，这儿录其最后一首：

夫子枉相假，自来太学初。遭时一诟斥，所假弥有馀。深心出苦语，校量攀戴余。天命人事间，独公费踟蹰。流涕望千载，息壤犹区区。

在张謇看来，师长的风义是要远远超过一个职业之谋的。当然，虽说出自维护自己的志气而拒绝了京中诸公的盛意，但面对现实，他也不能不为将来的生计考虑。在京中时，他有一信致盛昱，就是以谋职之事相托：

顷崇明人来，为言其县瀛洲书院院长郑季申大令行将起复到官，须人接替，谋者不乏而非众所愿，修金裁三百千，问可就否。崇明距侨寓百里，隔一小江，舟车至便，于治圃养亲，得以兼顾。效其尺寸之智，以附学究之末，亦庶几自食其力，意颇窾动。冀公氐书溥公，一为言之。谢太学之官而就客授，谢六百之俸而企三百，谢师友过当之矜宠而转效昔人祠禄之陈乞，区区下忱，公可鉴其本末矣。

信中的“溥公”，就是时任江苏学政的溥玉岑（良），他与盛昱虽然宗支疏远，却有着姻娅之联。启功《坚净居随笔》曾有一文介绍所藏翁同龢与盛昱致其曾祖父溥玉岑的信札，所涉之事就是这次为张謇的推荐。盛昱的信为：

玉岑姻弟大人阁下：前奉手书，未即置复为歉。会试榜发，元在江苏，常熟得此卷时，大呼曰：此通州张季直也，得之矣，得之矣！遍请十八房、三副考辨识，皆云当是季直。及拆榜，则武进刘可毅也，常熟为之不吃晚饭。昨晤常熟，欲吾弟为谋一席，兄与季直最洽，鄙意以为吾弟不如俟岁试后附片保奏。以季直之才学，实堪膺此，不问迎合江苏巨绅也。其仕履可询之彼处人，度无不知者。专此布臆，即请升安。兄昱顿首。

这里只说保荐，没有直说书院，或许内心觉得让他出任瀛洲书院的山长还是屈才。倒是翁同龢的一信就开门见山了，其信为：

玉岑贤友大宗师阁下：旌节来吴，江山生色，伏维荣问休鬯。迩想元旋度夏，画戟清香，尤所钦企。生从事春官，目迷五色，不知遗却几许隽才，贤郎其一矣。生有极器重之通家，曰江南张謇。孝友廉谨，通达古今，其制举之文亦鲜与抗手。落第南归，留之不获。闻崇明瀛洲书院讲席尚虚，若得此君为山长，必能使海邦为邹鲁。敬以举荐，伏望大裁。贱体羸疾，耳聋臂枯，不尽百一，奉候起居，馀俟续布。生翁同龢顿首。

两公的举荐还是让张謇如愿以偿，接下去则是两年后的再赴京师而独占鳌头，紧接着的就是中日开衅，和战问题使帝后两党的矛盾尖锐。这期间张謇与盛昱有所往来，虽说其时盛昱已引疾家居，但他们的话题肯定不会离开这个时局。可惜的是张謇日记对此的记载太简，令人无从深入去了解，何况战事正激烈时，张謇又因父亲去世而匆匆南归守制去了。

等到光绪二十四年张謇来京城销假，又逢上康梁变法的风云变幻，弄得恩师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甚至还有追查所谓“翁门六子”的传闻，政海险恶如此，他只有一走了之。离京前夕，盛昱写有《送门人张季直南归》诗二首：

海内文章伯，吾从举业知。名贤屈都讲，上第重当时。直道观乡易，圜流别派奇。讲堂梨树影，故事那堪思。

同是忧君国，吾生早自捐。纷纭今日极，涕泪十年前。诗稿怀中字，琴心海上天。愿赊干净土，跣足看耕田。

诗的末句表达了对张謇开辟一个新天地的期望，说明他还是了解到张謇在家乡的救国实践的。这诗收录在他的《郁华阁遗集》里，有点奇怪的是张謇对此却一无反应，或许是那时走得匆忙，始终就不知道有这个赠诗的事。

《郁华阁遗集》是盛昱死后由其表弟杨钟羲收集编印的，其中难免有所遗漏。如光绪十三年张謇父亲七十寿，盛昱曾以二诗为贺，这诗就没有收到集子里。其诗为：

能作清时隐，平居意浩然。文章付儿辈，江海在门前。朝有高年粟，家饶下潠田。老翁赋诗地，不费买山钱。

有子皆奇杰，时人拟二苏。卷怀天下策，归作养堂图。酾酒宾朋集，看花左右扶。绥桃非上瑞，最好是雕孤。

将张謇与三兄张詧比为宋代的“二苏”，那老父自然也就是苏老泉，这种称誉，对方听起来未免会感愧交至。至于诗的结句，谓无需绥山仙桃来献瑞，因为原田里有的是可供饱食的庄稼，这就说得最是实惠。

光绪二十六年己亥，盛昱去世，享年才五十岁。张謇闻讯后设灵位以祭，并作一挽联：

辱公知十五载，自分平生，何者当余右丞与戴九灵故事；

著离骚数千言，遂以忧死，悲哉继宋大夫为楚三闾招魂。

上联仍述及余戴相交之比况，而下联则把对盛昱的哀挽，比之宋玉为屈原招魂。这个比喻非常深刻，说明他们间的师生关系，不只是寻常的诗文交往，而是建立在对国家命运共同的忧虞之上的。

郑孝胥为《郁华阁遗集》作的跋文说：“天下爱重盛祭酒，读其诗词，肮脏悱恻，入人肝脾。祭酒幸以己亥殁耳，若至庚子，必殉国矣。”这里提出的一个假设，也是一种知人之论，他知道盛昱会为家国而生死以之的。只是接下去追述他们的关系时说：“余与文芸阁、张季直同试礼部日，尝借寓意园旬馀，然于祭酒不甚密。今观集中与芸阁、季直诸作，怃然如闻隔世事。”或许集中没有关于他的文字，他又似乎在意当年盛昱的那么一点亲疏之别，话听起来就有了点酸酸的意味。

（作者单位：南通博物苑。本文刊《张謇研究》2012年第4期）

编辑 陈霞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