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农业资源开发第一人/周至硕

中国近代农业资源开发第一人

周至硕

二十世纪初，清末状元张謇创建通海垦牧公司，利用黄海之滨的滩涂、淡水和生物等农业自然资源，整合苏北贫困农民的劳力和商人、官僚的财力等农业经济资源，把南起吕四，北至灌河口，东起黄海边，西至范公堤，长达300多公里，宽逾50公里的苏北沿海荒滩，改造成为富庶一方的新型农村，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棉纺企业大生集团的产棉基地，使江苏省扩大了大约十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张謇在中国近代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中独特的壮举，很值得后人追溯。

一、救国、拯民——张謇的开发理念

张謇中状元那年（1894年）正值中国多事之秋。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主权尽丧。张謇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毅然放弃仕途，开辟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1895年，他在家乡筹建南通地方第一家纺织企业——大生纱厂。

张謇认为“纱厂工商之事，不兼农事，本末不备”[1]，为了确保纱厂原料棉花的稳定供应，他决定筹建棉花生产基地，实现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顺利对接。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苏北沿海大片滩涂。

苏北沿海荒滩的形成源于长江中上游带来的泥沙。据有关史料记载，长江流入黄海中的含沙量，每六十年可使黄海海岸伸出一公里。明代以后，范公堤以东的面积不断扩大。范公堤以外的海滩,唐代时已是盐场，因盐场以外淤滩伸出渐远，海潮所含盐质渐少，因此煮盐的成本渐高。到清光绪年代，淮南的煮盐成本是淮北晒盐成本的17倍之多，逐渐失去了盐场的价值，影响了盐民的生计。张謇又了解到，“上海拉洋车及推小车的人，百分之九十是海门或崇明人。他们的生活都很困苦，他们所以到上海谋生的原因，即是无田可种。张謇估计，通州范公堤外之海滨，直到阜宁县境，南北漫途六百华里，可垦之荒田，至少在一千万亩以上。于是张謇劝两江总督发动垦荒，但他们听到要投巨大的资本，皆敬谢不敏……”[2]这时张謇下了一个决心，他对挚友刘厚生说：“在通州、如皋、东台、盐城、阜宁五县境内，开辟垦荒棉田一百万或二百万亩。假如每户农民领田二十亩，可供给十万或二十万户之耕种，以每户五口计，可供五十万人之生活。这种事业，如我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肯负此责任也。” [3]

于是在1901年10月22日，张謇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招股集资方式成立的农业公司——通海垦牧公司。《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中明确提出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的目的：“一务使旷土生财，齐民扩业；一为国家增岁入之资，收本富之利；一储通海小学堂、农学堂经费；一务使公司获得最优之利，庶他州县易于兴起。” [4]

显然张謇创办通海公司的宗旨十分明确：开发资源，国家增利，齐民扩业，兴办教育。

二、围垦、造田——张謇的开发实践

通海垦牧公司成立后，张謇在江苏海门、通州沿海开展了大规模的沿海滩涂综合开发实践。

筑堤围海  滩涂围垦的第一要务是筑堤围海。张謇十分重视滩涂土地资源的调查、测绘和规划，他借用南京陆师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江导岷、章静轩、洪俊卿等人，测绘黄海滩涂，着手规划。根据规划，通海垦牧公司构筑的堤岸分为外堤、里堤和格堤。外堤是围海挡潮大堤，里堤是通向黄海河港沿岸的堤，格堤各区周围的小堤。这样，如果外堤、里堤被海潮冲毁，仍有格堤阻挡海水进入垦田。公司共筑8条大堤。外堤高4米，面宽5米，底宽13米，险要的地方堤岸提高到6米、底宽加至30米。里堤高3米、宽3米、底宽8米，格堤的标准比里堤略低。经过四五年努力，通海垦牧公司共筑外堤27公里，里堤、格堤200多公里，为了防止大潮把外堤下部冲毁，在特别险要的地段，借鉴西方先进技术，利用水泥制品和石块护岸等技术。蒿枝港北边的外堤屡遭大潮冲溃，就设计了一种直立式钢筋水泥挡浪墙，有效地防止了大潮毁堤险象的发生。

分格造田  通海垦牧公司围垦的土地，除牧场之外分为7大区，每区之四周环以大河，区与区之间的大河一般为入海的干河。大河之内，以其面积大小，划为若干匡，匡有匡河分界，一匡之地再有民沟分成若干。为长方形，每计地25亩左右。民沟与匡河、大河互通衔接，沟河汇水之处，小者设涵洞，大者建闸，以时启闭。

引济挤咸  海滨工程，重在堤与河，无堤则不能蓄淡，不能蓄淡，则田中滷质不尽，不能垦植。为了洗盐降咸，公司把江海平源东泄的淡水蓄汇于沟河，然后用以滩涂洗盐。当时通海垦牧公司建有蒿枝港七门闸、吕四闸、东渐闸、东渐二闸、东渐四闸等四座较大的水闸。用于挡浪排涝，引淡挤咸。在淡水洗盐改良土壤的过程中，垦牧公司还充分利用风力这种自然资源，他们学习荷兰利用风车戽水技术，在大河畔建了一批风车，先把河中的淡水灌到田间，再排出，这样循环往复，加速淡化土壤盐渍。

植被育田  通海垦牧公司利用海滩耐咸的蒿枝、茅草、芦苇等生物资源，滋生天然植被，然后盖草还田。结合挖沟铺生泥，抬高地面、降低地下水位，逐步种植苜宿、蚕豆等绿肥，扣青返田，或者在种青之后放牧。张謇设想：“海门言垦利至近者十年，远或二十年。自筑堤至能种棉豆粟青之日，中隔批卖、召佃、辟渠、通沟、潴淡、种青，寸寸而废，诚亦非一二十年不可。今腾出年份，将畜牧列在种青之后，种棉豆粟麦之前，畜牧所之肥料，即可粪地，畜牧所卖之利息，又可浚渠。先择千亩试办。第一堤成，种青一二年，即将牧场移入，又一二年后移入续成堤内，以次递移，五堤皆闯，则散牧于堤渠之间，其堤脚渠唇，遍植桐桕（土性相宜），奇零之地，兼事林业，务使本利循环相生，故垦与牧兼办”[5]。这些农业自然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措施抑制了土壤返盐，增进了有机质积累，加快了土壤改良，使开垦的滩涂提前适合棉花种植。

三、吸资、议租——张謇的开发创举

为了吸纳开发滩涂的资本，张謇采取重点招引官僚、地主、富商投资入股的策略。刘澄如是浙江南浔镇的富商，与张謇是甲午同科，交情深厚。他在张謇家乡常乐镇开了一爿和济典当，那时和济典当在苏北很有名气，在张謇的影响下，刘老板在垦牧公司一出手投资五万两白银，占公司总资本的八分之一，是公司最大的股东，一般人的眼里，典当行的老板是最有经济头脑的，刘澄如的大手笔影响很大，消除了许多人的疑虑。汤寿潜、李审之、郑孝胥、罗振玉、刘厚生、刘一山等一批官僚、富商踊跃投资通海垦牧公司，公司原始资本迅速得到落实。

公司筹集原始资本后，实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成立董事会、监事会等近代资本主义组织。公司设“总理一人，经理公司一人，经理工程一人，经理垦务一人，经理牧务一人，经理农学堂一人，各管一事，遇有关系全局之事，则公司会议……”[6]用这种模式经营管理农业，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创举。

为了吸引广大农民共同参与滩涂开发，张謇的通海垦牧公司开创了“永佃制”加“议租制”的经营方式，其做法是佃户向公司每亩交纳6元“顶首”（相当于押金），佃户可以永久租种下去，而且还可以转租，甚至作抵押。种植的作物品种由公司决定（主要是棉花），收获时，由公司派人估产，与佃户议租，根据年景协议，一般佃户得六份，公司四份，确定当年的交租数量。实际交租的数量，与当地的通例“包三石”相比，可少交地租一半左右。这种公司加农户的土地经营方式，一方面使佃户取得长期经营权，提高耕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公司得到农民的租田“顶首”，获得大笔资金，也有利经营周转，扩大开发规模，形成了公司与佃户的良性互动。

有关资料显示，从1901年到1911年的10年间，大约有6500余人的移民从海门、通州两地迁入通海垦牧公司从事垦殖并安家落户，从而加速了沿海农业资源综合开发的步伐。在张謇的引领和示范下，“1914年至1922年的9年间，在江苏北部范公堤以东，南起吕四（应为川流港），北抵陈家港纵约350公里，宽逾50公里，原淮南盐区濒临黄海的1.2万平方公里的海涂滩地上，农垦（有的称盐垦，有的称垦殖）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7]。连当时的政要冯国璋、韩国钧等人也被吸引参与了苏北围海垦荒的热潮。

张謇创导的大规模的垦殖运动缓解了人多与地少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大规模的移民大潮，从1912年到1925年的10余年间，海门、南通两县20多万地少和无地农民汇成移民大潮，涌入滨海垦区，用当时的说法叫去“种荡田”。时至今日，在绵延300多公里的黄海之滨，不少居民仍然保持海门口音，保持海门风俗，成为不折不扣的“海门部落”。

四、新村、棉仓——张謇的开发成果

张謇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培育大片产棉基地的同时，有意识地规划乡村建设。

垦区水利建设结合筑路建桥、绿化造林、土地平整、土壤改良、乡镇建设统一规划，同步进行。

张謇要求河成堤成，堤成路成，河与堤，路与桥，分级规划建设。绕区的大河可以行驶小汽轮，通达江海。绕区的大堤成为交通道路，宽阔的公路可通汽车。在垦区，河、堤、路建成之后，必定植树绿化，选择耐盐碱的树种，建成防风林带，形成优美的生态环境。横向成埭布局民居，每隔4到5公里选择水陆交通便利之处设一集镇，先后新建小城镇25座，如海复镇、三余镇、余东镇、大豫镇、大丰镇（现大丰县城）、合德镇（现射阳县城）等等。这些集镇都设有自治公所、公园、运动场、邮局、钱庄、典当、商店、警察所。

张謇在垦区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推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教育、医疗卫生、市镇建设、交通、通讯、社会治安、社会福利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据1937年淮南盐垦总管理处对17家盐垦公司的调查统计，垦区共有公路1761公里，桥梁711座，电话线路631公里，仓库（堆栈）474间，轧花厂、榨油厂、纺织局14处，测候所、雨量站10处，武装警察936名，诊所10处，合作社95所，小学54所，中学2所，技术训练班2处。

张謇是这样描述垦区景象的：“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疏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8]

为了培养农垦事业的专门人才，1902年，张謇在通海垦区开办农学堂。在通州师范附设农科和蚕桑科。后又改为甲乙两种农业学校。1919年，张謇以南通甲种农校升办为南通农科大学。农校的设备十分先进，校内设有十多个实验室，聘请日本老师任教，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派遣毕业生出国留学，学成后回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农校还有农场、林场、牧场、苗圃、测候所供学生实习与科学研究。农校出版《南通新农业》《农光》等专业期刊，为农业生产服务。

张謇还专门主持农会举办的露天棉作展览会，以推广先进的植棉技能，引进、推广高产优质的美棉与中棉种植，提高棉花品质与产量。据中国华棉业统计会资料的统计，“1930年至1934年间，江苏长江以北的新旧垦区的棉田已占江苏棉田面积的二分之一，占了全国棉田面积的12分之一”。棉花产量也大体如此，垦区启东、海门、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七县的棉产量占江苏全省的份额是：1930年41.31%，1932年38.46%，1934年58.87%[9]。同时，棉花的品质也有很大的提高。1910年，通海垦牧公司的“美棉”，在南洋劝业会上获利了优等奖牌。而以前，国产的棉花只能纺8～12支粗纱，美棉引种后，我国的棉纺业自己有了32～42支细纱的原料。苏北沿海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使昔日的荒滩变成了棉仓。

苏北垦区产棉基地的建立，原棉产量、质量的快速攀升，强势推进了大生棉纺业的发展，大生纺织成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棉纺企业。张謇因此于1912年获得民国政府颁发的嘉禾勋章，1922年张謇获得民国政府颁发的一等宝光嘉禾勋章。南通地区工农业的协调发展，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的繁荣，1915年南通被中央政府公布为全国模范县。

回顾百年历史，张謇堪称中国近代农业资源综合开发第一人，他的理念与实践于今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绪武：《张謇》画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年。

[2] [3]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社，1985年。

[4] [5] [6]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3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7]姚廉：《张謇农垦事业调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8] 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5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9]胡焕庸：《两准水利盐垦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