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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农业资源开发第一人/周至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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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至硕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org

中国近代农业资源开发第一人

周至硕

二十世纪初,清末状元张謇创建通海垦牧公司,利用黄海之滨的滩涂、淡水和生物等农业自然资源,整合苏北贫困农民的劳力和商人、官僚的财力等农业经济资源,把南起吕四,北至灌河口,东起黄海边,西至范公堤,长达300多公里,宽逾50公里的苏北沿海荒滩,改造成为富庶一方的新型农村,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棉纺企业大生集团的产棉基地,使江苏省扩大了大约十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张謇在中国近代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中独特的壮举,很值得后人追溯。

一、救国、拯民——张謇的开发理念

张謇中状元那年(1894年)正值中国多事之秋。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主权尽丧。张謇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毅然放弃仕途,开辟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1895年,他在家乡筹建南通地方第一家纺织企业——大生纱厂。

张謇认为“纱厂工商之事,不兼农事,本末不备”[1],为了确保纱厂原料棉花的稳定供应,他决定筹建棉花生产基地,实现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顺利对接。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苏北沿海大片滩涂。

苏北沿海荒滩的形成源于长江中上游带来的泥沙。据有关史料记载,长江流入黄海中的含沙量,每六十年可使黄海海岸伸出一公里。明代以后,范公堤以东的面积不断扩大。范公堤以外的海滩,唐代时已是盐场,因盐场以外淤滩伸出渐远,海潮所含盐质渐少,因此煮盐的成本渐高。到清光绪年代,淮南的煮盐成本是淮北晒盐成本的17倍之多,逐渐失去了盐场的价值,影响了盐民的生计。张謇又了解到,“上海拉洋车及推小车的人,百分之九十是海门或崇明人。他们的生活都很困苦,他们所以到上海谋生的原因,即是无田可种。张謇估计,通州范公堤外之海滨,直到阜宁县境,南北漫途六百华里,可垦之荒田,至少在一千万亩以上。于是张謇劝两江总督发动垦荒,但他们听到要投巨大的资本,皆敬谢不敏……”[2]这时张謇下了一个决心,他对挚友刘厚生说:“在通州、如皋、东台、盐城、阜宁五县境内,开辟垦荒棉田一百万或二百万亩。假如每户农民领田二十亩,可供给十万或二十万户之耕种,以每户五口计,可供五十万人之生活。这种事业,如我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肯负此责任也。” [3]

于是在1901年10月22日,张謇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招股集资方式成立的农业公司——通海垦牧公司。《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中明确提出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的目的:“一务使旷土生财,齐民扩业;一为国家增岁入之资,收本富之利;一储通海小学堂、农学堂经费;一务使公司获得最优之利,庶他州县易于兴起。” [4]

显然张謇创办通海公司的宗旨十分明确:开发资源,国家增利,齐民扩业,兴办教育。

二、围垦、造田——张謇的开发实践

通海垦牧公司成立后,张謇在江苏海门、通州沿海开展了大规模的沿海滩涂综合开发实践。

筑堤围海  滩涂围垦的第一要务是筑堤围海。张謇十分重视滩涂土地资源的调查、测绘和规划,他借用南京陆师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江导岷、章静轩、洪俊卿等人,测绘黄海滩涂,着手规划。根据规划,通海垦牧公司构筑的堤岸分为外堤、里堤和格堤。外堤是围海挡潮大堤,里堤是通向黄海河港沿岸的堤,格堤各区周围的小堤。这样,如果外堤、里堤被海潮冲毁,仍有格堤阻挡海水进入垦田。公司共筑8条大堤。外堤高4米,面宽5米,底宽13米,险要的地方堤岸提高到6米、底宽加至30米。里堤高3米、宽3米、底宽8米,格堤的标准比里堤略低。经过四五年努力,通海垦牧公司共筑外堤27公里,里堤、格堤200多公里,为了防止大潮把外堤下部冲毁,在特别险要的地段,借鉴西方先进技术,利用水泥制品和石块护岸等技术。蒿枝港北边的外堤屡遭大潮冲溃,就设计了一种直立式钢筋水泥挡浪墙,有效地防止了大潮毁堤险象的发生。

分格造田  通海垦牧公司围垦的土地,除牧场之外分为7大区,每区之四周环以大河,区与区之间的大河一般为入海的干河。大河之内,以其面积大小,划为若干匡,匡有匡河分界,一匡之地再有民沟分成若干为长方形,每计地25亩左右。民沟与匡河、大河互通衔接,沟河汇水之处,小者设涵洞,大者建闸,以时启闭。

引济挤咸  海滨工程,重在堤与河,无堤则不能蓄淡,不能蓄淡,则田中滷质不尽,不能垦植。为了洗盐降咸,公司把江海平源东泄的淡水蓄汇于沟河,然后用以滩涂洗盐。当时通海垦牧公司建有蒿枝港七门闸、吕四闸、东渐闸、东渐二闸、东渐四闸等四座较大的水闸。用于挡浪排涝,引淡挤咸。在淡水洗盐改良土壤的过程中,垦牧公司还充分利用风力这种自然资源,他们学习荷兰利用风车戽水技术,在大河畔建了一批风车,先把河中的淡水灌到田间,再排出,这样循环往复,加速淡化土壤盐渍。

植被育田  通海垦牧公司利用海滩耐咸的蒿枝、茅草、芦苇等生物资源,滋生天然植被,然后盖草还田。结合挖沟铺生泥,抬高地面、降低地下水位,逐步种植苜宿、蚕豆等绿肥,扣青返田,或者在种青之后放牧。张謇设想:“海门言垦利至近者十年,远或二十年。自筑堤至能种棉豆粟青之日,中隔批卖、召佃、辟渠、通沟、潴淡、种青,寸寸而废,诚亦非一二十年不可。今腾出年份,将畜牧列在种青之后,种棉豆粟麦之前,畜牧所之肥料,即可粪地,畜牧所卖之利息,又可浚渠。先择千亩试办。第一堤成,种青一二年,即将牧场移入,又一二年后移入续成堤内,以次递移,五堤皆闯,则散牧于堤渠之间,其堤脚渠唇,遍植桐桕(土性相宜),奇零之地,兼事林业,务使本利循环相生,故垦与牧兼办”[5]。这些农业自然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措施抑制了土壤返盐,增进了有机质积累,加快了土壤改良,使开垦的滩涂提前适合棉花种植。

三、吸资、议租——张謇的开发创举

为了吸纳开发滩涂的资本,张謇采取重点招引官僚、地主、富商投资入股的策略。刘澄如是浙江南浔镇的富商,与张謇是甲午同科,交情深厚。他在张謇家乡常乐镇开了一爿和济典当,那时和济典当在苏北很有名气,在张謇的影响下,刘老板在垦牧公司一出手投资五万两白银,占公司总资本的八分之一,是公司最大的股东,一般人的眼里,典当行的老板是最有经济头脑的,刘澄如的大手笔影响很大,消除了许多人的疑虑。汤寿潜、李审之、郑孝胥、罗振玉、刘厚生、刘一山等一批官僚、富商踊跃投资通海垦牧公司,公司原始资本迅速得到落实。

公司筹集原始资本后,实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成立董事会、监事会等近代资本主义组织。公司设“总理一人,经理公司一人,经理工程一人,经理垦务一人,经理牧务一人,经理农学堂一人,各管一事,遇有关系全局之事,则公司会议……”[6]用这种模式经营管理农业,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创举。

为了吸引广大农民共同参与滩涂开发,张謇的通海垦牧公司开创了“永佃制”加“议租制”的经营方式,其做法是佃户向公司每亩交纳6元“顶首”(相当于押金),佃户可以永久租种下去,而且还可以转租,甚至作抵押。种植的作物品种由公司决定(主要是棉花),收获时,由公司派人估产,与佃户议租,根据年景协议,一般佃户得六份,公司四份,确定当年的交租数量。实际交租的数量,与当地的通例“包三石”相比,可少交地租一半左右。这种公司加农户的土地经营方式,一方面使佃户取得长期经营权,提高耕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公司得到农民的租田“顶首”,获得大笔资金,也有利经营周转,扩大开发规模,形成了公司与佃户的良性互动。

有关资料显示,从1901年到1911年的10年间,大约有6500余人的移民从海门、通州两地迁入通海垦牧公司从事垦殖并安家落户,从而加速了沿海农业资源综合开发的步伐。在张謇的引领和示范下,“1914年至1922年的9年间,在江苏北部范公堤以东,南起吕四(应为川流港),北抵陈家港纵约350公里,宽逾50公里,原淮南盐区濒临黄海的1.2万平方公里的海涂滩地上,农垦(有的称盐垦,有的称垦殖)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7]。连当时的政要冯国璋、韩国钧等人也被吸引参与了苏北围海垦荒的热潮。

张謇创导的大规模的垦殖运动缓解了人多与地少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大规模的移民大潮,从1912年到1925年的10余年间,海门、南通两县20多万地少和无地农民汇成移民大潮,涌入滨海垦区,用当时的说法叫去“种荡田”。时至今日,在绵延300多公里的黄海之滨,不少居民仍然保持海门口音,保持海门风俗,成为不折不扣的“海门部落”。

四、新村、棉仓——张謇的开发成果

张謇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培育大片产棉基地的同时,有意识地规划乡村建设。

垦区水利建设结合筑路建桥、绿化造林、土地平整、土壤改良、乡镇建设统一规划,同步进行。

张謇要求河成堤成,堤成路成,河与堤,路与桥,分级规划建设。绕区的大河可以行驶小汽轮,通达江海。绕区的大堤成为交通道路,宽阔的公路可通汽车。在垦区,河、堤、路建成之后,必定植树绿化,选择耐盐碱的树种,建成防风林带,形成优美的生态环境。横向成埭布局民居,每隔4到5公里选择水陆交通便利之处设一集镇,先后新建小城镇25座,如海复镇、三余镇、余东镇、大豫镇、大丰镇(现大丰县城)、合德镇(现射阳县城)等等。这些集镇都设有自治公所、公园、运动场、邮局、钱庄、典当、商店、警察所。

张謇在垦区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推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教育、医疗卫生、市镇建设、交通、通讯、社会治安、社会福利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据1937年淮南盐垦总管理处对17家盐垦公司的调查统计,垦区共有公路1761公里,桥梁711座,电话线路631公里,仓库(堆栈)474间,轧花厂、榨油厂、纺织局14处,测候所、雨量站10处,武装警察936名,诊所10处,合作社95所,小学54所,中学2所,技术训练班2处。

张謇是这样描述垦区景象的:“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疏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8]

为了培养农垦事业的专门人才,1902年,张謇在通海垦区开办农学堂。在通州师范附设农科和蚕桑科。后又改为甲乙两种农业学校。1919年,张謇以南通甲种农校升办为南通农科大学。农校的设备十分先进,校内设有十多个实验室,聘请日本老师任教,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派遣毕业生出国留学,学成后回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农校还有农场、林场、牧场、苗圃、测候所供学生实习与科学研究。农校出版《南通新农业》《农光》等专业期刊,为农业生产服务。

张謇还专门主持农会举办的露天棉作展览会,以推广先进的植棉技能,引进、推广高产优质的美棉与中棉种植,提高棉花品质与产量。据中国华棉业统计会资料的统计,“1930年至1934年间,江苏长江以北的新旧垦区的棉田已占江苏棉田面积的二分之一,占了全国棉田面积的12分之一”。棉花产量也大体如此,垦区启东、海门、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七县的棉产量占江苏全省的份额是:1930年41.31%,1932年38.46%,1934年58.87%[9]。同时,棉花的品质也有很大的提高。1910年,通海垦牧公司的“美棉”,在南洋劝业会上获利了优等奖牌。而以前,国产的棉花只能纺8~12支粗纱,美棉引种后,我国的棉纺业自己有了32~42支细纱的原料。苏北沿海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使昔日的荒滩变成了棉仓。

苏北垦区产棉基地的建立,原棉产量、质量的快速攀升,强势推进了大生棉纺业的发展,大生纺织成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棉纺企业。张謇因此于1912年获得民国政府颁发的嘉禾勋章,1922年张謇获得民国政府颁发的一等宝光嘉禾勋章。南通地区工农业的协调发展,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的繁荣,1915年南通被中央政府公布为全国模范县。

回顾百年历史,张謇堪称中国近代农业资源综合开发第一人,他的理念与实践于今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绪武:《张謇》画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年。

[2] [3]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社,1985年。

[4] [5] [6]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3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7]姚廉:《张謇农垦事业调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8] 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5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9]胡焕庸:《两准水利盐垦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