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我国环保事业的早期探索与实践/羌 建

张謇与我国环保事业的早期探索与实践

羌 建

当今社会，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环保问题也日益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事实上，我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已经开始了环保事业的早期探索与实践，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和领风气之先者。笔者认为，张謇办事业之所以成功，根本在于他前瞻性的眼光。就环保问题而言，世界性的关注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①,而张謇早在创办实业之初就已经有了环保方面的观察和思考，开始了我国环保事业的早期探索与实践。其中体现出来的相关理念，以及实践探索经验，对于正确处理当今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和智慧启迪作用。

一、理念设计

   张謇于1915年4月辞去农商总长^②，回到家乡，专事经营地方事业，冀望通过“地方自治”树立典范，辐射全国。由于经营对象和范围的不同，张謇的环保理念和实践也有所区分，主要表现为从南通地方到全国范围再到南通地方三个阶段，而南通尤为集中。

对于环保问题的思考，资料查找未见张謇本人就此专论，只能从他的一些言行中管窥一二，以寻找张謇环保实践的理念源头。

   1.“先有主义，再有计划”的办事作风。张謇所办事业，均有全盘考量，注重事业之间的联系。如考虑到办事业必先有经济基础，于是先办实业，实业盈利后，考虑到地方长期发展必需大量人才，于是再办教育，然办教育必先解决教师缺乏问题，于是先办师范等等，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普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在内的完整的教育系统。如此完整的教育网络在当时中国1700多个县中，没有第二个。^[1]体现出张謇经营理念的先进性和系统性。关于这一点，从其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中回忆：“我父办事，……先有主义，再有计划，计划定后，再着手去办”^[2]中亦可得到印证。由此可推断，张謇的地方事业经营也应当是一个系统工程，事实上，张謇也确实将环保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考虑在其城市规划中。这一想法源于张謇在国内外各地的考察活动，如在筹建大生纱厂的过程中，他在上海筹集资金，徘徊于苏州河上的泥城桥时就注意到了河水发出的臭气。再如1903年张謇东游日本进行长期考察，再次体验到了工业发展给城市带来的问题，在日记中他写道:“五月二十四日……门外临江户城塔壕，壕水不流，色黑而臭为一都流恶之所，甚不卫生，此文明之果也。”^[3]这些经历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张謇地方建设中的环保意识。

   2. 民生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张謇作为一个实业家，本可以专注于经营盈利，不用去考虑环保问题，事实上，当时社会对于环保问题也无多大关注。张謇之所以对于环保问题多加留心，出于张謇“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张謇自幼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仁”对于张謇有着很深的影响，善待民生，以人为本构成了张謇“实业救国”思想及其实践的出发点和基础目标。面对清末时局，张謇深刻地感受到“今人民痛苦极矣”，“政局未定，民困尤深”，他“时励于学，而微之事，察政治之良窥，民生之利疡”才有了实业救国的决策。他的实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民保利:“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因于何赖？下走寸心不死，稍有知觉，不忍并蹈于沦胥。”^[4]即使迈入花甲之年，张謇最为关心的还是国家的命运和广大人民的生活:“二十世纪之经济问题，实有左右全球之价值。吾国迭经兵乱，国力益形疲敝，已蹈入经济之漩涡，设再玩愒数年，则有此广土众民，已无复自营之余地。謇年逾六十，精神财力，渐不如前。惟此不自暇逸之心，数十年如一日。斯则愿与邦人君子共相策励者尔。”^[5]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保因素，竭力为百姓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是张謇民本思想投射到环保问题上的具体表现。

   3. 办事业要有“宽广视野、长远眼光”的主张。张謇曾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2]297眼光决定高度，正是因为张謇具有这样超前的眼光，才会在城市规划中考虑环保因素，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现在看来，张謇所谓的“地方自治”也绝非封闭式的自我建设，而是旨在以家乡为示范点，展开中国式城市近代化探索，再将成功经验推向全国，实践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4. 功能分区，互不干扰的布局设计。张謇在南通地方建设规划中没有遵循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保持的对称式布局，而是打破这种格局，在全面测绘，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将南通城划分为几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明确的功能规划，即所谓的“一城三镇”布局，“一城”为主城区，“三镇”分别指工业区所在地唐家闸、航运港口兼能源基地所在地天生港、城市南郊狼山则作为花园私宅及风景区。此外，尚有作为农业用途的沿海滩涂开发区。工业区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带动一批相关企业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条工业产业链，成为南通城市的主要利源。天生港则发挥为工业企业购销原料、运输成品及机器物资等辅助作用，同时为主城区和工业区提供电力服务，区域之间联系紧密，先后建成多条公路，并多次拓宽水道，形成交通网，而又分工明确，各自发展，互不干扰。工业区与城区及生活区的分离为减少城市污染，保持生活环境质量起到了重要的防护作用。这与英国城市理论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颇为相似，而实施则在霍华德之前，可谓领时代之先。

   正如张謇自己所说，其对于南通城市的规划建设最终是要成就“建设一新新世界雏形之志”，^[4]他的城市规划理念设计中体现出来的对于环保考虑的先进意识无疑是对其中“新新”二字的最好阐发和重要标志。

二、实践探索

   从张謇所办各项事业的经历来看，他向来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虽然就环保问题，张謇未专门撰文述及自己的想法，仅在其城市规划理念设计中有所表露，但就实践来看，却极力经营，显得颇为亮眼。

1. 倡导植树造林，推动生态环境建设

现代研究成果表明：成林的树木可以有效消减噪音污染；可以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提高空气清新度；树木可以美化环境，绿树成荫，无疑是城市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植树造林对于稳固土壤，防止水土流失具有重要作用；树木是自然的调温器、是自然的除尘器、还是自然的细菌消毒站等。由此可见，植树造林对环境保护好处众多，与人类生活利益攸关。

张謇对于植树造林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早有深刻认识，并极力倡导。在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时，借助政府行政力，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措施的推行，依旧体现了张謇凡事必先有计划的思想。第一步，制订规程，严禁森林砍伐，设“保安林”，以保持现有深林不受进一步破坏。1913年12月，他先后草拟并颁布了《东三省林务局暂行规程》和《东三省林务局分科规则》。1914年5月1日，以农业部名义向各省区发出了禁止国有森林采伐的训令。同时，张謇针对当时“我国内地森林采伐殆尽，童山濯濯，所在皆是”的状况，以“黄河、扬子江、珠江，实为经流大干，是三干者，淤垫激薄，岁屡为灾”为例，认为原因在于“三干”上游发源地“无森林涵养水源……一旦洪水骤发，势若建瓴，方其急流，则混挟泥沙，奔泻直下，及遇回曲，溜势稍缓，则沉积而淀，便成涉阻……水益高而患益烈”，据此他提出“先于全国宏大之区，设保安林”的主张。^[5]第二步，制订和颁布有关法律，使森林保护有法可依。经过张謇的努力，1914年11月，我国第一部《森林法》得以颁布。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考察和总结，张謇又将《森林法》细化，于1915年6月制订了《森林法施行细则》。^[6]第三步，公布清明节为全国植树节，颁布《造林奖励条例》，支持和奖励民间造林，使植树造林深入民间。以南通为例，为了保障植树造林工作开展，早在1912年，张謇即在五山地区建立了苗圃，供应树苗，绿化造林，还建立森林事务研究所，开展林业研究工作。在保护方面，为保护城南军山的大片树林，张謇曾于1919年“买地辟河。……环田为溪为河，环河为堤，堤上为外路，皆买而得，皆治而成……于林之卫”^[7]175。此类事例甚多，不一一枚举。张謇曾言:“謇之于通道必植树以表之，皆令人度以相等之丈尺，曰:吾欲使南通新草木咸有秩序耳。”^[7]这种思想在南通城市建设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新市场在城之西南，俱新式马路，宽三十余方里。马路长二十余里，宽二丈至五丈，两边为人行道，中行汽车、马车、人力车。人行路侧即两行杨柳，并杂植桃李之属。当春二、三月之间，开花发叶，红绿可爱。……且溪濠综错，俨有西湖之概。……（唐家闸）沿河风景俱有绿杨城郭之概。”^[8]主城区和唐家闸镇大都如此，公园和城市南郊风景区自然更不必说。此外，各县之间也皆有马路相连，道路“两旁夹植杨柳，春夏之交，柳叶成荫，微风一起，飘飘动摇，殊觉添却许多风景也。” ^[8]遍植树木花草已然成为南通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和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事实上，时人只觉植树造林增添了城市的风味，在今天看来，还在有效阻隔工业烟尘污染、防尘、提高空气清新度和温度调节以及细菌消毒等方面发挥了潜在作用，增强了人民生活的舒适感。另外，张謇为保护江滩，特组织保坍会，并从荷兰聘请水利工程师筑楗保坍，在江岸栽种桃桑，建防护林，这一举措为南通百姓免受水患之灾发挥了重大作用。

2. 构建生态化的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

1899年，大生纱厂正式建成投产，标志着南通近代化正式起步。随着近代化的逐渐深入，形成了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一条工业产业链。从这些产业的地理位置布置和产业链结合上可以看出，张謇对于兴办实业和城市良性发展之间的关系早已作了全盘考虑。首先，大生纱厂选择在远离通州城外唐家闸建厂，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出于环保的考虑，如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城区，工厂出烟必影响百姓生活，而在地处偏僻空旷、靠近长江的唐家闸，就会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影响。另外，唐家闸与城区有内河相连，交通亦较方便。以大生纱厂的发展为基础，众多相关工厂在唐家闸建立。这些工厂相继建立在唐家闸，也有环保方面的考虑，即就地生产，避免运输途中造成的其他污染问题。而通过这些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也可最大程度地利用工业副产品，变废为宝，减少污染。如棉花加工后产生大量棉籽，于是创办广生油厂，利用棉籽榨油，产品除供应本地之外，“余皆运销常州、江宁、上海等处，有时由沪上各洋商购销欧美。饼除通海两境尽销外，余数尽由沪上日商购运东洋各埠行销。”^[9]油厂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油脚，于是再办大隆皂厂，利用这些油脚生产皂烛。此外，纱厂生产中会产生大量“飞花”，对空气环境造成污染，张謇经过考察，兴办了大昌造纸厂，利用“飞花”作为原料生产纸张。这是张謇“本利相生”，循环利用思想在实践中集中体现的典型案例之一，也是张謇环保思想的集中体现之一。

另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据宋希尚在纪念张謇逝世40周年时所写《五十年来的回忆》一文中提到张謇曾有过利用潮汐发电，提供能源的想法，终因当时条件不具备而未实现。^[10]然而，这种理念即使是在当今世界也是十分先进的了，何况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足可见张謇目光之长远和理念之超前。

3. 综合开发利用，创建生态农业典范

   早在1895年筹办南通团练，规划沿海防务时，张謇发现南通地区海边有大片荒滩，就主张“久荒之地，听绅民召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5]推广果木、桑棉等经济作物，发展农牧业生产。随着大生纱厂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为了保障原料供给，张謇再次想到沿海荒滩，决定利用荒滩，创建大型农垦公司。由于地处海边，土壤盐碱严重，但沿海荡草资源极为丰富，公司便因地制宜，利用这些自然资源，铺生盖草，防盐保苗。铺生(或称挑生、挑沟)就是将挖出的沟泥，铺在田面，抬高地面，降低地下水位，加速土壤淋盐。盖草(或称益青、扣青)是在田面上铺一层干草或绿肥，使盐渍土表面增加一层疏松隔离层，减少地表蒸发，抑制土壤返盐，增加土壤有机质，发挥自然雨水淋盐作用。这种方法完全依赖自然条件改良土壤，变废为宝的同时，兼顾了环境保护，不失为一大创新之举。

   多年的苦心经营，使得沿海荒地逐渐变为良田，张謇开始着手垦区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依据他的设想：“自筑堤至能种棉豆粟麦之日，中隔批卖、召佃、辟渠、通沟、潴淡、种青，寸寸而度，诚亦非一二十年不可。（有筑堤十余年，未辟沟渠，至今犹未开垦者。）今腾出年份，将畜牧列在种青之后，种棉豆粟麦之前，畜牧所遗之肥料，即可粪地，畜牧所卖之利息，又可浚渠。先择地千亩试办。第一堤成，种青一二年，即将牧场移入，又一二年后移入续成堤内，以次递移，五堤皆周，则散牧于堤渠之间，其堤脚渠唇，遍植桐桕（土性相宜），奇零之地，兼事林业，务使本利循环相生，故垦与牧兼办。”^[4]可以看出，张謇办农垦公司，是想以种植业为主，兼顾牧业和林业共同发展，利用这些产业之间的内在关联，采取纯天然的生产方式，做到“本利相生”，试图依托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大农业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安排无疑可以最大程度减小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与当今提倡的“绿色农业”的核心理念可谓相得益彰。事实上，张謇的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具体实施。根据资料记载，通海垦牧公司原计划分5个堤，后划为7个，并在第一堤北侧另辟1311亩建立“牧场堤”。后因牧业雇工经营成本高，且牛、羊、鸡等肉类产品市场不畅，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但在堤、渠边沿和零星隙地上植树造林，并长期向农民免费赠送桐、桕、柏种子，又出资收购桕子的举措对植树造林、固堤和防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张謇对于垦区的规划和实践不仅为大生纱厂的发展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原料供给，而且还创建了一个生态生产的典范。

4. 营建民生设施，创造美好人居环境

营建民生设施，为百姓生活提供便利，是张謇民生为本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之一，其环保理念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一，表现在自然知识的宣传方面。1903年4月底开始，张謇东游日本访问考察，深受影响，对于“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近今以来，政举事理，且骎骎为文明之先导矣”感叹之余，“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而其教育勃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盖有图书馆、博物院，以为学校之后盾，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合古今，搜讨而研论之耳。”^[11]1905年，张謇先后上书学部和“南皮相国”张之洞请设博览馆[①]均告无果后，决定将正在建设中的通州师范学校公共植物园规划扩建为“博物苑”。这是我国第一所公共博物馆。由于其不仅只是作为展陈之用，还有公共植物园及内部园林之设，园内遍植各种花草树木，与展馆互为补充，融为一体，故称为“苑”而非“院”。“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是张謇为博物苑题的对联，寄托了他对于博物苑的期许，即发挥其辅助教育、教化民众之功用。尤其是后者，民众通过参观博物苑，休闲之余，了解自然知识，同时加深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这是张謇“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对于改变民众观念，加深民众环保意识，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其二，体现在其他各类民生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中。民生设施中，除了“博物苑”发挥了环保思想宣传和示范作用外，在其他各类民生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中都有其环保理念的体现。如前面提到的道路绿化，美化了环境，提高了城市品位和人民生活水平。此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南通城市公园的建设。在张謇眼中，“公园者，人情之囿，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其中，“人情罔不好逸，罔不好花木水石台榭之娱；好必欲有之，而势不能尽人而有。公园则不啻有于人人，囿之谓也。” ^[11]可以看出，张謇建设公园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给民众提供一个修身养性、休闲怡情的公共场所，同时，通过游览公园，游者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长期下来形成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此外，公园功能的发挥，还有助于民众的幸福度和自身修养的提高，从而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出于这一想法，张謇很早便着手公园的规划建设。1913年，在工业密集区建成唐闸公园，公园内“有溪可钓，有亭可憩，有石可坐，有藤可攀，有花可赏，有茗可品，有栏可倚，有径可游，有岁寒后凋之柏松，有出泥不染之芰荷，更有依依之杨柳，嘤嘤之鸟鸣。举凡可以娱目畅怀，可以极视听之娱之资料，靡不应有尽有。”^[8]公园设于大生纱厂对面距河最近处，建桥相连，通过工业与公园之对比，尤让民众深刻体会到环境保护之重要。此后，张謇先后在城区规划建设东、西、南、北、中五座公园，点缀在城市中央。谈及南通的公园，张謇难抑自豪之情，曾特作《南通公园歌》：“南通胜哉江淮皋，公园秩秩城之濠，自北自东自南自西中央包，北何有，球场枪埻可以豪，东何有，女子小儿可以嬉且遨；南可碁可饭，西可池泳舟可漕，楼台亭榭中央高，林阴水色上下交，鱼游兮纵纵，鸟鸣兮调调，我父我兄与我子弟於此其逸，於此其犹思而劳，南通胜哉超乎超。”^[12]五公园不仅成为了城市的一道美景，改善了城市人居环境，而且吸引了众多游客，亲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南通城市环保以及环保理念传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三、现代启示

   关于环保话题，对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来讲，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者张謇虽未专门就此话题谈及自己的观点，但从其对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思考和实践探索中，无不折射出其环保的理念。他关于环保的实践和体现在其中的环保理念对于当今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突出矛盾的解决仍有一定的历史参考和思想启发作用。

1. 长远目光，谨慎规划。在这一点上，张謇“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的思想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城市规划涉及长远发展，可谓关乎现代，利在千秋。因此，我们必须对城市发展早作设想，进行缜密地思考与谨慎地规划。

2. 注重产业布局，发展清洁能源。一方面，按产业性质安排产业布局，如对环境破坏较大的工业安排在城市远郊，并与河流密集区和居民集中区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对企业污染治理进行严格监管，杜绝污染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利用地理优势发展清洁能源，如沿海风力资源、潮汐资源、太阳能资源等。

3. 有步骤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鼓励污染较小的产业发展，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减少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工业产业间的相互联系，尽量做到“本利相生”，最大程度消弭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

4. 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正确自然观。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如通过学校、公园、博物馆、建立民间宣传机构等加大环保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全社会环保意识。提倡和鼓励植树造林、动物保护，维护生态系统，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惩罚，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

5. 逐步推进生态农业建设。农业的健康发展与人类衣食安全关系重大，化学原料在农业领域的大量使用已经严重危及到人类的健康，推广生态有机农业已成为社会的共同呼声。在这方面，可以有选择的借鉴近代南通农垦公司的做法，加大资金投入，建设生态农业示范点，以点带面，实现农业生产的生态化。同时，将其打造成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大亮点。

   历史的经验不但给我们提供了示范典型，还给我们当今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张謇前瞻性的理念和对我国环保事业的早期探索与实践不仅奠定了中国早期城市现代化的基础，而且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深思和善加利用。

注释：

①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阐释了农药杀虫剂DDT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作用，引起美国政府关注，开始相关调查，并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各州也相继通过禁止生产和使用剧毒杀虫剂的法律。该书被认为是20世纪环境生态学的标志性起点。1972年6月5日至16日，联合国发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是环境保护事业正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重视的开端，中国政府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于当年启动环保事业。

② 关于张謇辞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具体时间，学术界存在争议。学者朱英通过对大量著述和北洋政府政令的对比研究，得出具体时间在1915年4月的结论。本文赞同并采用这一观点。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讲师兼任南通市历史学会秘书长，博士）

参考文献：

[1] 张廷栖：《张謇建城思想探源》，江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中华书局，1930年。

[3] 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 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3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5] 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2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6] 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7] 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5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8]南通日报馆编辑部：《二十年来之南通》，翰墨林铅印平装，南通县自治会印行，1930年。

[9]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翰墨林印书局，1915（2003年重印）。

[10]宋希尚：《五十年来的回忆──张啬公逝世四十周年而作》；李通甫：《南通张季直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

[11] 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2] 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5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