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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謇与辛亥革命/邱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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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华东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org

张謇与辛亥革命

——必须历史地、客观地、科学地研究张謇

南通市公安局邱华东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近年来，学界掀起一股研究张謇的热潮，这说明现代的中国对自己过去的历史，尤其是对近代史的关注，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之关注，而是为了将来发展之关注。我们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历史人物，必须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地、客观地、科学地，也是恰如其分地给予研究和总结，才能真正认识历史，也才能达到真理的彼岸，给今人以有益的启示。研究张謇也如是，概莫能外。

　　张謇的一生，经历过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北洋执政、北伐战争和五四运动等等。这些中国社会发展发生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变革的历史事件，无不对张謇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因此，这也成为我们考察、研究和评价张謇的思想以及历史作用和地位的关键点。尤其是辛亥革命。

　　作为历史人物，即使是伟大人物，皆不能超越历史发展进程及个人经历之限定，自马、恩、列、斯至毛泽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莫不如此。而张謇在清朝末年到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想意识，基本上属于改良主义范畴，甚至对康有为、梁启超掀起的“戊戌变法”政治运动，也认为是过激之“轻举”而颇为不满，犹疑排斥。如在《啬翁自订年谱》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一节说：“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至是，张甚。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余尝规讽之，不听”，“心讶其不必然，又微讽之，不能必其听也”等等^〔¹^〕⁸⁵⁸。于戊戌政变“六君子”喋血，康、梁之逃亡，仅仅“为新宁（刘坤一）拟《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大意请曲赦康、梁，示宫庭之本无疑贰”而已^〔¹^〕⁸⁵⁸。这就难怪张謇于办实业、兴教育身体力行、坚苦卓绝、不遗余力，取得显著成就，而在“戊戌变法”的政治运动中却乏可圈可点之作为。

　　清朝末年，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之后，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步，大片领土沦丧，国家主权丧失殆尽，外国列强虎视眈眈欲肢解瓜分中国。中国的社会衰败到了极点，中国的政治腐败到了极点，中国的国际地位卑贱到了极点，中国人民的苦难也到了极点。中国面临亡国、亡族、亡种的千钧一发的危亡境地。“救国！”“救国！”这是当时一切关心国事、忧心中国前途的爱国者的强烈呼声。但如何救国呢？这是一个急须回答的问题。于是，洋务救国、强兵救国、国防救国、改良救国、变法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都被先后一一提上议程。但是，洋务、强兵、国防被腐败的封建清王朝自己给掏空了，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最终签定了极度苛刻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忠君保皇”的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的“戊戌变法”又遭到清王朝的残酷镇压屠杀而失败……企图依靠腐朽的清王朝走洋务强兵或改良变法的道路都走不通，于是乎办教育以培养人才，兴实业以增强国力，似乎成了唯一可行之策。张謇也正是走的这一救国之路。他说：“自甲午以后，奋然捐弃人世一切之利禄，投身实业。因通州产棉，故从事于纺。首尾五年四十四月，百折千磨，停辛竚苦，幸而成立，跻于发达。乃渐以谋就地所宜之实业”^〔²^〕⁷³。他的办实业，是为了兴教育培养人才，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所谓“父教育而母实业”。

　　但是张謇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路却走得十分艰难、命运多舛，正如他自己所说“百折千磨，停辛竚苦”，“中夜旁皇，忧心如捣”、“人事乖舛，时变纷纭”、“下为商苦，上与官磨，随事委蛇，屡濒于殆”、“忍侮蒙讥，伍平生不伍之人，道平生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恬者，不知凡几”、“独立搘拄，呼助无人”^〔²^〕^5~9。在《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中说：“得潘、郭决绝讯之日，反复筹虑，彻夜不能寐，绕屋而走”^〔²^〕⁸¹，“旅沪不忍用公司钱，主于友人卖字自给。驵侩黠吏阴嗤而阳弄之者，比比皆是。然而闻谤不敢辩，受侮不敢怒，闭目塞耳，趱程盲进。……告急之书几于字字有泪”^〔²^〕⁸³，“坐困围城，矢尽援绝，曾无一人顾惜。……（与友）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²^〕^85~86。开办通州纱厂集股，潘华茂、郭勋、樊芬等人明订合同，而且奏部立案，但转脸翻悔，截留股款，一文不给，张謇却只能徒唤奈何，毫无办法；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一旦将压在手上即将锈烂之机器作五十万元股份脱手，即任凭张謇“坐困围城，矢尽援绝，曾无一人顾惜”^〔²^〕⁸⁵。又如办教育，张謇于光绪二十七年上书总督刘坤一等请立师范学校以及兴办小学、中学、高等专科学校，没有下文。“二十八年春，复以为言。有沮之者，谓中国他事不如人，宁读书犹待人授法耶？事遂寝”^〔³^〕¹²，真是愚昧到可怜又可笑的地步。

　　这是为什么呢？起初，张謇归之于官吏之昏庸乖舛，商人之驵侩狡诈。但不久就认识到这是根本的政治制度问题。他说：“振兴实业，尽人皆知为要政。……实业之发达，必恃有完备之法律，以为监督保障。内地各种已举之实业，旋起旋灭，非法律不备，即用法不善，有以蹙其性命。”^〔⁴^〕¹⁶⁷而各种苛捐杂税更是套在工商企业头上的紧箍咒，“各省于农工商务诸事创办之始，率以重捐重税困之，虽商民之破家堕业而有所不顾，致令民间动色相戒，视国家兴利之说为陷阱之尤”^〔⁵^〕¹⁶，“民之病于厘捐者怨毒之深也，故尝以为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欲叛其上者，非人理”^〔⁵^〕⁵⁴；“謇自丙戌（光绪十二年，1886）后，即思致力于实业而无所借。……更历艰阻，殆难数计”，“一事之始，上则官绅之谣诼，一影而存声；下比黠桀之猜疑，强言而弱色。昔之开垦，今之疏河，下挠之；昔之航业，今之盐业，上挠之。非张八面之锋，不足当万矢之的”^〔⁴^〕⁹²，真是上下交困，左右支拙。这是张謇兴办实业、教育事业过程中饱含血泪的切肤之痛，也是当时社会制度、政治环境窳败之真实写照。

　　其实，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末期也认识到这一点，在光绪二十四年夏《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说道：“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变一事者，微特偏端不举，即使能举，亦于救国之大体无成。”^〔⁶^〕²¹⁶又在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说“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此实治国之大经，为政之公理，不可易矣”^〔⁶^〕²³⁶，指出改变国体、改变政体，实行立宪议会制度，才是强国的“本原”之路。但西太后“垂帘听政”发动政变，“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亡命海外，“君主立宪”并未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主题。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西太后奔命西安，举国沸腾，清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完全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于是，西太后一面向西方列强表示屈服投降，签定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无耻地说什么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⁷^〕⁸⁸；又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29日）以光绪的名义发表“变法”上谕，谓：“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朕何尝概行除旧？……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⁷^〕^81~82但还是厚着脸皮硬说“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谋逆”之祸“更甚于红拳”，逋逃之令仍旧维持^〔⁷^〕⁸¹。但尽管如此，仍开启了改良主义“君主立宪”运动的锁钥。

　　张謇对清王朝的“变法诏书”非常欢迎并立即响应，很快就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间写作《变法平议》一文，全面阐述他的“变法”主张。《变法平议》中反映的张謇思想，比起他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思想来说，是一个飞跃。但是从总体上看，依然没有超越“戊戌变法”改良主义的水平，甚至在某些重要之处有所倒退。张謇在《变法平议》中迎合“上谕”，仍以“戊戌变法”为过激而加以抨击，说“伊古以来，变法固未有不致乱者矣”，“新党旧党之争，……有垢骂而无商量，有意气而无条理”^〔⁴^〕⁴⁸，“喜言新法者又不善自为地，逞快喉舌。于是形势相逼，睚眦寻仇，毒流大区而危及宗社”^〔⁴^〕⁷⁶。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指出：“我父虽然对于戊戌那样办法的变法始终不表同情，但是看了当时宫廷的纷乱，亲贵的昏聩，内政处处腐败，外交断送权利，越看越痛心，也认为非改革变法不可。……就立刻发表他理想上应该怎样变法的主张和办法，做了一本《变法平议》，……很仔细的斟酌中国的历史习惯，参以人家君主立宪国可以取法的地方，主张在不流血不纷争的状态范围以内，循序改进”^〔⁸^〕¹³⁵。

　　在关键问题上，如“立宪”和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等等，张謇在《变法平议》中虽然也要求“置议政院”，但强调“新旧之际，固贵有改弦调瑟之方，尤不可忘纳约自牅之诫”，建议议政院“宜合京外四五大臣领之。……予以自辟议员之权”^〔⁴^〕⁴⁹。也就是说“议政院”的大权由清王朝的“大臣”掌握，“议员”由这些“大臣”来选择而排斥“民选”，实际上和后来的“钦定皇族内阁”无出二辙，并无实际的立法权，仅是备“议政”之“顾问”而已；而关于“设府县议会”，则主张“选举之人、被选举之人，均以有家资或有品望者充之”，“必绅士也，……必与蚩蚩者有间”^〔⁴^〕⁵³。所谓“蚩蚩者”即“无知群氓”之谓也。也就是主张建立排斥“无家资、品望之蚩蚩者”的“绅士议会”。

　　不过，当“君主立宪”运动希冀通过上层的、平和的、不流血的、循序渐进的改良方式来拯救国家之际，更激烈的，要“革”封建王朝之“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早已悄然兴起。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还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中山即在檀香山联络同志，筹备起义，积极组建革命政党兴中会，并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口号^〔⁴^〕⁸⁰。第二年即发动了第一次以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国为目的的广州起义，1900年又发动惠州起义。虽然起义失败，但却使孙中山名扬四海，确立了他革命领袖的地位和影响，“孙文”成为革命的代名词，“孙文”即“革命”，“革命”即“孙文”。

　　近年来，有些近代史研究者，将“君主立宪派”和“革命派”混为一谈，认为两者仅是“形式”上的差异，而在“立宪”问题上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是所谓“殊途同归”。有的认为“辛亥革命”主要是由“立宪派”的影响所致，甚至提出“张謇领导了辛亥革命”这样的说法。有的认为，“辛亥革命”之爆发，完全是因为满清王朝拒绝“君主立宪”的“不明智”。他们认为，西方如英国、东方如日本等等，都走的是“君主立宪”的道路，都实现了资本主义的革命，都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为什么中国就不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呢？如果满清王朝能够“明智”地接受“君主立宪”的道路，中国岂不是可以避免流血的革命，避免革命所必然引发的动荡，岂不是可以走上“平和中正”的发展之路？

　　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是脱离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脱离了当时的国际背景，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英国和日本等国之所以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所造成；中国之所以没有也不可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也是由中国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所限定。

　　以英国而论，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之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经过了将近二百年的发展，资产阶级已经拥有很强的实力，而原先的封建贵族阶级也不断地发生分化。当看到卑贱的工商业者的资本经营获得惊人的利润，许多皇室贵族也“屈身拾取工业树上掉下来的金苹果”（《共产党宣言》），形成特殊的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阶层。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妥协（光荣革命）。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指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新的出发点是新兴的中等阶级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后者虽然被称为贵族（就像现在这样），其实早已向法国的路易-菲力浦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的方向发展了……他们的继承人，……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倾向，与其说是封建的，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工业生产的发展，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取得利益；而且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其条件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而这些经济利益，在当时已经强大到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了……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繁荣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¹⁰^〕^392~393。

　　“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所有的高级职位……当时的英国中等阶级通常都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爆发户，他们没有办法不把政府的那些高级职位让给贵族，因为那里所需要的，是其他一些条件，而不是加上了商业干练气味的岛国狭隘性和岛国自大心……直到今天，英国的资产阶级还深深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很低，甚至用自己的和人民的金钱去豢养一个供装饰用的有闲等级，要它在一切庄严的场合体面地代表民族；而且当他们自己中间有人被认为有资格进入这个归根到底是他们自己造就的高等特权集团里去的时候，他们便认为是无上的光荣”^〔¹⁰^〕^399~400。这就是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君主立宪”的历史背景原因。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实行了“君主立宪”。但在这之前，和中国“朕即国家”的“皇权专制”正相反的是，日本的“天皇”虽然名义上“神圣”却并没有任何实权，仅仅是被人们供奉的“偶像”。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实权都掌握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幕府”手中，真正的统治者是“幕府”。因此，和中国不同的是，作为“臣下”的幕府反倒是作为保守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而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反对改革。在外国列强的攻击侵略下，日本的社会也发生很大变化，一些失去生活依靠的下级武士和地方实力派也资产阶级化了，强烈诉求改革。由于天皇在民众间的巨大影响，“尊王”（保皇）成为变革派在精神上、政治上进行号召的旗帜，受到“倒幕”和变革势力的全力拥护，得到日本资本势力道义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参见王荣堂、姜德昌等主编的《世界近代史》第十七章《日本明治维新》）。在“倒幕”天皇成为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之后，为了防止幕府势力的反扑，为了保障和巩固天皇的统治地位，实行“立宪、议会”制度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权，进行政治、经济的改革以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也就顺理成章，势在必行了。森岛通夫《日本成功之路》一书在比较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后，说：“英国政府和国会体制的产生是王权和资产阶级妥协的产物……日本资产阶级的规模却很小，也没有权力。因此，明治政府被迫用从农民那里征收的税金或从发行纸币中得到的资金来建造现代化的工厂。很快政府就应付不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了。通货膨胀产生了，破产随之而来。政府被迫以廉价将这些工厂出售……从政府手中以廉价买下现代化工厂和人变成了大资本家。这样，日本也就实现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先决条件——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存在……明治时期的许多资本家把他们的存在归功于政府，因此，他们继续寻求政府的恩赐，对政府效忠并与政府合作。”^〔¹¹^〕⁸³森岛的看法并不完全准确，日本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强大并不是在明治维新之后。王荣堂、姜德昌等主编的《世界近代史》中指出：“在幕府统治末期，大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也有较大发展，经济实力甚强……他们以缴纳营业税和特许费为代价，从封建领主手中取得了某些商品的专卖权。由于他们垄断了许多产品的经营，得以任意抬高物价，因而获得巨额利润……这些富商高利贷者不仅无情地剥削工农劳动人民，而且迫使不断没落的幕府、大名等封建上层统治者向其折腰举债。十九世纪初，仅大阪富商高利贷者借给大名的债款即达六千万两（黄金），债务人每年应付的利息相当于大米三百万石……当时有‘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写照。”^〔¹²^〕^499~500。但是，森岛指出明治政府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和通过“维新”得到日本资产阶级的拥护却是不争之事实。

　　而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资本工商业相当薄弱。清王朝从巩固它的统治基础出发，历来严禁满人贵族官僚以及八旗旗民“经营产业”、“另谋生计”，只许靠朝廷的“俸禄份地”和“薪饷钱粮”过活。是既没有像英国那样有相当势力的资产阶层，也没有英国那样的“资产化”了的“新贵族”，工人队伍也是相当弱小；也没有像日本那样能使统治上层“惊惧”的资本阶层。而且与日本相反的是，满清“皇帝”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施行封建专制，“朕即国家”、“口出天宪”。因此不愿意也不可能真正地去“分权于民”而实行“君主立宪”和成立“责任内阁”。大学士孙家鼐指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⁶^〕²³⁷，道出了其中的实情。满清王朝之所以宣布“仿行宪政”，完全是处于形势所逼而不得已，是害怕王朝之最后崩溃，尤其是害怕革命的兴起。

　　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的戴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说：“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内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¹³^〕²⁹两江总督端方在《请平满汉畛域密折》中说：“近以列强交通，国威稍挫。人民何知？惟有责难政府……而一二不逞之徒，竟敢乘此时机，造为满汉异族、权利不均之说，恣其鼓簧，思以渎皇室之尊，偿叛逆之异志。加以多数少年，识短气盛，既刺激于时局，忧愤失度；复偶涉西史，见百年来欧洲二三国之革命实业，误认今世文明，谓皆由革命而来……故一闻逆党煽动之言，忽中其毒而不觉，一唱百和，如饮狂泉……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其邪说传播之广，逆党蔓延之速，绝非内地官吏所得闻知，亦非奴才初意所能料及……窃以为今日中国，大患直在腹心，纵任之则溃决难收，芟夷之则全局糜烂。若不立筹所以善后之策，则此外一切设施，皆为空言”^〔¹³^〕^41~42，“今日欲杜绝乱源，惟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惟有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而于种族上杜其所藉口……夫所谓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者，则奴才等前此所谓宣布国是、定十五年实行立宪是已”^〔¹³^〕⁴⁴。又于《奏请迅将帝国宪法及皇室典范编定颁布以息排满之说折》中说：“近年不逞之徒，倡为排满之说，与立宪为正反对。奴才愚见，以为宜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使信从渐广，皆趋于宪政之一途，乱党煽惑愚氓之力，当不戢而自销。”^〔¹⁴^〕⁴⁷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清王朝不得不“仿行宪政”的窘况及根本目的。

　　清王朝担心王权旁落以至消解，也担心引起难以控制的局势，孙家鼐说：“此等大变动，在国力强盛之时行之，尚不免有骚动之忧；今国势衰弱，以予视之，变之太大太骤，实恐有骚然不靖之象。”^〔¹³^〕¹⁵而最担心的是“满汉畛域”。

　　清王朝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统治的基础和基本力量是满族和八旗军。鉴于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很快被汉族同化融合，造成“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历史事实，满清王朝特别强调满、汉之别，禁止满汉通婚，斥责满清贵族模仿汉族文人习气，防止“汉化”。对汉族的反抗进行血腥残酷的屠杀镇压，实行“文字狱”以禁锢反清意识，同时薙发留辫穿满服推行“满化”；而在政权机构中，尤其是关键职位，规定主要由满人担任；满族和八旗享有种种特权，“旗民”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政治地位远高于汉、回等民族，违法犯罪皆不由地方官管辖，而由八旗专门机构审理，形成“横行霸道而无人敢管”的局面。满族统治阶级将自己视为“主子”，将被统治的汉族和其他民族视为“奴才、家奴”，以致在“立宪运动”时有满官僚声称“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到清朝末期，中国人口已达四亿多，而满族及八旗不到二百万，仅占二百分之一弱。且满族贵族官僚愚昧无知，贪污腐败，败行丧德，少有人望者。其所以能尸位素餐，居高位而享厚禄，全凭着祖宗是“从龙入关”的满人贵族。而清朝廷腐败无能，对外屈膝投降，出卖国家主权以维持“皇权”；对内强力镇压，残酷压榨敲骨吮髓以供其奢侈糜烂，实际上已经是“人神共愤”。试想，一旦实行真正的宪政，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施行民选议员，将是怎么样的情景？这是不言而喻的！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公元1906年9月1日），以光绪名义发表的《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中说：“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谱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要求“士庶人等……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豫储立宪国民之资格”云云^〔¹⁴^〕⁴⁴。虽说“仿行宪政”，但一再强调“大权统于朝廷”，要求“尊崇秩序，保守和平”。强调“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因此要“俟数年后定期限”，将“立宪”推向遥遥无期。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感激光绪帝知遇之恩，在海外建立“保皇党”，鼓吹“君主立宪”而反对“革命”、反对“民主共和”。梁启超与清王朝遥遥呼应，发表《开明专制论》声称：“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¹⁵^〕¹⁶⁸，其理由就是“人民程度未及格”与“施政机关未整备”^〔¹⁵^〕¹⁹¹^，¹⁹⁴。而实行“君主立宪”，则只有“请愿”再三向统治者“恳求”一途。梁启超在《国风报》发表《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一文，稽颡吁血哀恳：“国风报载笔者谨述民意拜手稽首扬言曰：吾侪小民，不胜大愿，愿大皇帝蠲其大惠，赉吾侪以国会”，“吾国民当竭诚尽敬以请愿国会”等等^〔¹³^〕¹²⁷。

　　张謇作为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赞成“施行宪政”，并积极推进。但也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对清王朝充满知遇感恩之情，在当时的摄政王载沣面前表白说：“自见乙未马关订约，不胜愤耻，即注意实业、教育二事；后因国家新政须人奉行，故又注意地方自治之事。虽不做官，未尝不做事，此所以报先帝拔擢之知”^〔¹^〕⁸⁷³，并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¹^〕⁸⁶⁸。而且替清王朝“设身处地计策周全”，希望“在不流血不纷争的状态范围以内，循序渐进”，“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⁸^〕^135~136。简而言之，实现“立宪”的唯一之路也就是向清王朝请愿哀恳。他在《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中请愿速开国会，“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云云^〔⁴^〕^128~129。将“立宪”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请愿”，寄托在清王朝的“恩赐”和“明智”上，而“人民”则只能“各任实业”求得“尺寸”之进。而当清王朝将“九年预备期”减为五年，张謇就已经满足而停止组织请愿。

　　对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张謇又是如何认识、持何种态度呢？他在《啬翁自订年谱》“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条中说：“是时革命之说甚盛，事变亦屡见。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尤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然革命者仇视立宪甚，此殆种族之说为之也”^〔¹^〕⁸⁶⁷，将“革命”理解为“王朝”的轮替，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直接看作是图谋篡政的“盗贼”，而将“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的对立简单归之为“种族之说”。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的对立，并非“种族之说”，也并非如某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仅是“形式”上的差异，而是有“本质”上的对立的。

1.“立宪派”的诉求的是“君主立宪”，即保留一个拥有特权的、在宪法之上的、具有最后决定权的太上皇。如清王朝在“君主立宪”运动中，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08）公布之《宪法大纲》规定：“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¹⁴^〕⁵⁷，具体包括“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虽然规定“不以命令改废法律”，但又规定“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须之财用”；“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虽然设立议院（国会），但规定“议院只有建议之权，并无行政之责。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定后，政府方得奉行”；“君上大权所定，及法律上必须之一切岁出，非与政府协议，议院不得废除删削”^〔¹⁴^〕^58-59等等。而“革命派”的目标是“共和立宪”，是彻底推翻满清专制政权实行民众平权的“共和”之“宪”。

2.“立宪派”用以达到“君主立宪”的道路，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清王朝跪拜叩头的“请愿”，是恳求腐朽顽固的清朝统治者的“明智”和“恩惠”；而“革命派”则指出，满清王朝已经腐败不堪，是“大厦之将倾”，而清王朝也是绝不肯放弃其专制的特权利益，自动让出政权“分政于民”。必须走“革”清王朝之“命”的革命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

3.“民生”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立宪派”之“立宪”目的，不过是那些民族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希图在清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分羹一脔，进行一些利于本身阶层发展的“改良”而已；而“革命派”却倡导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革命”，倡导的是“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所涉及到的土地和农民问题，是“立宪派”所无法接受的，甚至是“革命派”中的右翼也不能接受的。而“土地和农民”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根本性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1926年9月1日）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¹⁶^〕³⁷。又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一文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¹⁷^〕³⁸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企图以“平均地权”来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但并未得到施行，辛亥革命也就失败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没有也不愿意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结果被中国“武装的农民”赶到台湾去了。

　　以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并未能认识到这一点，甚至根本反对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这就难怪“立宪派”将“革命派”视为“盗贼”，加以仇视。梁启超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1906年）间写作的《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说：“革命派”之提出“平均地权”，是“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其必无成而荼毒一方，固无论也……故虽以匕首揕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原注：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必皇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¹⁵^〕¹⁸⁹可见当时的“立宪派”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提出的“平均地权”之革命主张，是如何咬牙切齿之仇视，视民众为“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极尽污蔑之能事，直欲诛之而后快！

　　但是，革命的浪潮根本无法阻挡，武昌起义终于爆发。张謇等人对此又是持何种态度呢？武昌起义前夕，张謇正好在武汉商谈兼并“大维纱厂”之事，亲眼目睹了武昌起义的熊熊大火。据其日记记载：“（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贞壮讯知，昨夜十时半汉口获革命党人二，因大索，续获宪兵彭楚藩与刘汝奎及杨洪胜（开杂货铺）。晨六时事讫，各城俱闭，十时方开。余即于是时过江至汉口兴业纸厂事务所……（二十日）八时登舟，舟名‘襄阳’。见武昌草湖门火作，盖工程营地火作，即长亘数十丈。火光中时见三角白光，殆枪门火也。闻十八日夜搜得党籍后，续获二十余人而未已，余党不安，遂尔反侧欤。十时舟行，行二十里犹见火光。”^〔¹^〕^658-659张謇采取了什么行动呢？其日记记载：“二十三日（10月14日），诣铁将军说军督合力援鄂，奏速定宪法。铁属商张。二十四日，诣张督，申昨说。（张）大否之，谓：‘我自能保’。其无心肝人哉！二十五日至苏，应雪樵中丞之约，寓惟盈旅馆。夜为草奏请速宣定宪法、开国会，至十二时。继兴、翼之同为参酌。因睡迟，彻夜不寐……（九月）二十日（11月10日），计自八月十九日至今三十二日，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¹^〕^659-660《啬翁自订年谱》中还记载：“（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至安庆，……（次晨）知武昌即以十九日失守，总督避‘楚豫’兵轮。安庆筹防无款，新军率不可信……二十二日‘江宽’舟遇诸宗元，益知十八、十九日之情状。知祸即发于按籍大索。自黄花岗后，革命风潮日激日厉，长江伏莽滋多，终有暴烈之日，大索但促之而已。二十三日至宁，即诣将军铁良，说亟援鄂，一面请速颁决行宪法之谕。铁属先商总督张人骏。二十四日诣张，张大诋立宪，不援鄂，谓：‘瑞（澂）能首祸，自能了，不须人援。’余谓：‘武昌地据上游，若敌顺流而下，安庆又有应之者，江宁危矣！’张曰：‘我自有兵能守，无恐。’余度再说无益。乌呼，大难旦夕作矣！人自为之，无与于天。然人何以愦愦如此，不得谓非天也。二十五日至苏，巡抚程德全甚韪余‘请速布宪法、开国会’之议，属为草奏。仓卒晚膳回旅馆，约雷生奋、杨生廷栋二人同作。时余自书，时属二生书，逾十二时脱稿……三十日，由咨议局径电内阁，请宣布立宪、开国会”^〔¹^〕⁸⁷⁵，可见其心中焦灼万分，绕屋而走之状；“（九月）二十三日（11月13日），与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合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¹^〕⁸⁷⁶。

　　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味张謇此时无论是立场还是感情，都是明显地倾向于清王朝的。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得知，武昌起义之后，张謇立即行动起来，第二天即立即赶到安庆，名义说是筹议“导淮”，实际是去“筹防”。只是因为“筹防无款，新军率不可信”而不得不作罢。所作的第二件事就是赶到南京，企图说服江宁将军铁良和江南总督张人骏“亟援鄂，一面请速颁决行宪法之谕”，企图扑灭起义和挽回人心。不料昏庸的铁、张二人一口拒绝，不仅拒绝“援鄂”，张人骏而且“大诋立宪”，连奏请清朝廷“速颁决行宪法之谕”都拒绝。张謇此时只有徒唤“乌呼”，只得到苏州找巡抚程德全，连夜仓卒起草了一份“请速布宪法、开国会”的奏折，略尽人事而已。到了九月二十日（11月10日），宣布赞成革命而“独立之省已十有四”，张謇一面仰天长叹满清王朝之溃败“何其速耶”。一面于三天之后的九月二十三日（11月13日），与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通电“赞成共和”^〔¹^〕⁸⁷⁶。之所以转而赞成“共和”，他在《辛亥九月致内阁电》中说“自武汉事起，即持非从政治根本改革不能敉乱之议”，“此中国国土过大，宜于共和分治之说也”，“民主共和最宜于国土寥廓、种族不一、风俗各殊之民族”，“中国预备立宪，讲求自治，累年而不振者，正以地方之财入官，地方之权操之官；而官治腐败，又适为之梗碍”，而“君主立宪”此时已“不能解纷而徒以延祸”^〔⁴^〕¹⁹⁰。张謇仍以“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之分，仅在于“国土之大小，种族之多寡”；其之所以“赞成共和”，系之于“君主立宪”之“不能解纷而徒以延祸”，唯“共和”方能“敉乱”。其对“民主共和”之认识也仅如此。而对于孙中山之“革命党”，据黄一欧《辛亥革命杂忆》中回忆说：“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对中国国民党员发表演说，讲到武昌起义后，他由巴黎达到上海，本党的同志及绅商各界，甚至一般老官僚都一起来欢迎他。其中有一个官僚极为郑重地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当时一般官僚最怕的就是革命，故造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八个字，去抵制革命。而革命党人不明白他们的用意，也随声附和（按，指章太炎）。中山先生讲演中没有点出这个官僚的姓名，实际上，他指的就是张謇。”^〔¹⁸^〕³³此说并非空穴来风，张謇于民国元年《为时政致黄克强函》中就说：“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之最要者，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⁴^〕²³⁷实际上，无论是张謇还是章太炎不仅没有“消党”，而是先后组织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共和党”等等，后来又与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建“进步党”，标榜“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为宗旨，拥护袁世凯而反对国民党。即如宋教仁被刺案，当时的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公布主要证据四十四件，袁世凯主谋之真相大白，而张謇仍为之多方解说，并多次致电袁世凯为之出谋划策。在以后的“南北”之争中，张謇也是始终倾向于北方的袁世凯和之后的北洋政府一方。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¹⁹^〕⁵¹²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²⁰^〕²⁹⁰对中国的“君主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的认识也应该是这样，“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也就是在当时中国的历史范围之内、根据中国独特的特点“具体地”来研究和认识问题。并且基于这样的历史认识，来科学地、历史地、客观地和恰如其分地研究和认识张謇。

　　张謇作为一个中国早期资本主义代表人物，处于清王朝末期风雨飘摇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企图走出他自己所认为的唯一正确的“兴实业，办教育”的富国强兵的道路，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这一时期，他虽然也努力跟随着历史的潮流，经历了怀疑、反对、对抗到最后赞成“民主共和”的转变。但是，由于历史的和他本人的局限，也由于对满清王朝的“知遇之恩”，始终未能走出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直至最后，依然奉行“国家主义”，极力维护着“国家”的权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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