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张謇的儒商情怀/彭安玉

张謇的儒商情怀

江苏省行政学院   彭安玉

　　儒商，是指具有“士魂商才”的商人，是渗透了儒家道德观、价值观取向的企业家，是正经的生意人，是以仁、义、礼、智、信为经商原则的商人。他们的经商活动渗透了超功利的道德追求。通俗地说，儒商的道德取向与价值追求具体体现在以下主要方面：其一，儒商主张“和气生财”、“宽厚圆融”；其二，儒商讲究“为商以德”、“以仁待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利思义”、“守法经营”；其三，儒商崇尚“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实守信；其四，儒商强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坑蒙拐骗；其五，儒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总之，儒商虽然从事的是“纯功利”性质的“商业”，但始终有“超功利”的道德追求，经商行为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曾经长时期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历代儒商薪火相传，人才辈出，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子贡、范蠡、弦高，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樊观、鲍文行等。延及近代，“言商仍向儒”的张謇堪称儒商的典型代表。诚如章开沅先生所说：“现今中国有没有儒商？需不需要儒商？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重要问题。但如说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张謇是一个儒商，大约不会引起任何争议。这不仅因为他早已自我界定为‘言商仍向儒’，而且确实是从儒学营垒走进商界，虽已商化而仍然保留许多儒的本色。正如其他许多学派和宗教一样，儒生群体中也有形形色色的区分，有乡愿也有狂狷，有假道学也有真君子，有学而优则仕的猎官族，也有匡时救世的大丈夫，……很难一概而论。但如商而冠之以儒，而且又是作为正面人物类型来理解，则应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以诚信自律的伦理规范，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宿愿的回馈思想，如果要求稍高一点，还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优美情操，即所谓虽厕身商贾而仍不失其儒雅风度者也。”^〔1〕的确，张謇以企业经理人的身份，虽然使企业有了非常成功的发展，但他自己却没有发财，而是两手空空撒手人寰的。经商不发财，这是儒者的真本色。在全社会呼吁经济伦理的今日，研究张謇的儒商情怀，其启迪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笔者认为，张謇的儒商情怀最为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世济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商境界

　　商人经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般人尚且如此逐利，更何况商人呢？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他有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即明确提出，在西方，商人将“获利”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把赚更多的钱作为人生的天职”。张謇“下海”，当然也要“获利”，然而，他追逐的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天下人之大利。换句话说，在张謇看来，经商赚钱只是一种手段，即通过世俗的经商来谋利，继而用经商赚来的钱救孤恤寡，经世济民，最终实现儒家“立德”的不朽人生。

　　张謇经世济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商境界，在他的有关言论中多有体现。1899年，张謇创办的纱厂在历经千回万折后终于投产。张謇从小熟读儒学经典，他遂取《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将纱厂命名为“大生”。张謇在与友人交谈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的生活……换言之，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2〕

　　张謇本是一介儒生,曾经摘取了当时读书人的最高桂冠——状元。站在令无数人仰慕顶端的张謇，本可以沿着“学而优则仕”的既定轨道一步步攀上人生之巅。然而，张謇却做出了令一般人惊异的选择：弃官从商！在贵官贱商的时代背景下，张謇何以有如惊世骇俗的人生决定？1897年，他的两封私人通信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比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辄欲以区区之愿力，与二三同志，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而遥。以为士生今日固宜如此。事成不成，命也，无可怨者。足下知我，谓何如耶？”^〔3〕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然而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梨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固常闻之而识之矣。凡夫可以鼓新气拔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事，无不坚牢矢愿奋然为之，以为是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也。”^〔4〕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是张謇做出人生抉择的重要原因。

　　《马关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面对国家危亡,维艰民生,作为一介寒儒，张謇自知力量有限。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他说：“虽然，謇则固有罪矣。儒而谋商，窭人而任数十万之事，不量而屡犯人之所恶闻，三者皆背于道，知其背道当戒，戒则当退。”但是，他却知难而进，决意“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以个人私利而贬”，“自计既决，遂无反顾”^〔5〕，为国家利益和人民生计承担社会责任，而全然不顾创业可能产生的巨大风险。在谈及创办大生纱厂的直接动机时，他曾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须，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之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下走寸心不死，稍有知觉，不忍并蹈于沦胥。”^〔6〕张謇经商的目的由此可见！

　　事实上，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获得成功后，并没有积累起个人的私产，而是将个人从企业所得报酬的极大部分返还于社会，南通的教育、慈善和社会事业，大部分的经费都是张謇弟兄以个人所得承担的。1925年，张謇在给“大生纱厂股东会建议书”中说，除纺织专门学校和通州师范外，他和叔兄每年承担的费用为：教育事项58，440元，慈善事项22，560元，公益事项4，080元，总计85，080元。二十余年来，“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合叔兄所用已二百余万，謇单独负债又八九十万余元”。^〔7〕张謇在为公益事业一掷千金的同时,自己却过着令人难以想象的俭朴生活。他的儿子追述其父日常生活时写道:“他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年之久，平时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破了，总是加补丁，要补到无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品。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写信用的信封，都是拿人家来信翻了过来，再将平日人家寄来的红纸请帖裁了下来，加贴一条在中间，日常都用这翻过来的信封，有时候包药的纸，或者废纸，拿过来起稿子或者写便条。……平常走路，看见一个钉，一块板，都捡起来聚在一起，等到相当的时候去应用它。（张謇）常说，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自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省。”^〔8〕在家书中,张謇一再嘱咐夫人持家要“加意节省”，认为“每日菜蔬，一腥一素已不为薄，须是将债还清”。如是节俭，直到张謇去世，欠债仍然未能还清。《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记有张孝若《哀启》云：张謇“三十年来集众资经营各业，为江淮海地方生利者，现值逾万万金；以一己所应得，公诸通海地方作建设及经常费者，先后计数百万金。衣食于所营公私各事业待而生活者，士农工商合数十万户。而先生转负债累累，迄今弃养，所盈尚不足当所绌，此则为远方人士所未及知，而先严劳劳毕世，立人达人，耻一夫不获其所之精神之所萃，不敢不濡血和泪以陈者也。”

　　张謇何以有如此之境界？我认为，张謇从小饱读四书五经，儒家思想中的“大同”理想对其影响至深。他在给家兄的信中表达自己的人生志向时发誓说：“此后之皮骨心血，当为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9〕“为世界牺牲”的精神，在张謇思想中最高尚、最感人，也最具悲怆色彩，它是张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博大的经商境界和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精神的典型体现。而这正是作为儒商者的最核心、最本质的内涵。

二、义利并重，以诚信为根本的儒商准则

　　义与利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伦理准则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在义利观上，张謇既表现出重义的明显倾向，同时又十分重视“利”，主张义利并重。

　　其一，为商以义，诚实守信。儒家传统道德主张“以义制利”、“义然后取”。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10〕《论语·述而》记载孔子的话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志士仁人，不因贪生而损害仁的高尚品质，而应该为维护这种品格而牺牲自己的生命。“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先义后利”，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儒家也十分重视诚信，《论语·学而》即有“主忠信”、“敬事而信”、“谨而信”、“言而有信”、“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等语。《论语·子路》则有“言必行，行必果”之语。《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受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张謇深以为然。他说：“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念古之明训哉！”^〔11〕儒商之“义”，首重诚信。张謇自己就曾说过，一个人如果“示人以信用”，人们就会信任他，追随他，而这恰恰是事业成功的前提。他认为“重利轻义，每多不法行为，不知苟得之财，纵能逃法律上之惩罚，断不能免道德上之制裁”，“与其得贪诈虚伪的成功，不如光明磊落的失败”。^〔12〕有专家研究张謇的“立命之基”时指出：“以仁、义、礼、智、信、诚等儒家道德规范为其内核，将经商营工视同治家、治国大事，讲究宽容大度、至诚待人、信用第一、义在利先等经商原则，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做法，尚不过是张謇借以实现人生抱负的手段和形式，以儒家道德规范为标的儒士，才是他赖以生根的立命之基。”^〔13〕为商以德、崇尚信用，的确是儒商张謇的经商原则。美国著名学者布坎南有言：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在当代西方企业界，打造“道德公司”正成为一种时尚追求。由此而论，儒商张謇已经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其二，以利辅义，义利协调。《周易》云：“利者，义之和也。”就是说，利与义必须和谐，义必须以利来表现。张謇既重义，也重利。他在致黄炎培的信函中表示：“仆愚以为人世取与之道最明白正当者，无过以劳力为金钱之交易。”^〔14〕就是说，凡是以正当的劳动所得都干干净净的“利”，都是值得肯定的。他自己就曾鬻字换钱。《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376页记载了张謇的一则卖字启。启云：“南通前年歉，去年灾，农饥商疲而金融滞，下走岁入大觳，而所负地方慈善公益事之责，年费累巨万而无可解除，亦无旁贷也。求助于人必无济，无已惟求诸己。往昔尝以慈善一再鬻字有例矣，鬻字犹劳工也，忽忽七十余年。今……自登报日起，鬻字一月，任何人能助吾慈善公益事业，皆可以金钱使用吾之精力，不论所得多寡，限断一月。此一月内，定每日捐二小时于字，无一字不纳于鬻。”张謇以状元身份“下海”办实业，也是为了一个“利”字。当然，他追逐的“利”，不仅仅有个人或家族之私利，更有社会公益之大利。这是与一般的拜金主义者的单纯的聚敛钱财有区别的。在张謇那里，“利”是用来实现“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利”就是“义”。诚如有学者所揭示的那样：“张謇办厂的动机不能仅仅归结于像一般资本家那样的追求资本主义的利润，张謇之所以历尽艰辛，筹办工厂，他的动机可以说是爱国与求利相结合，并且还有关心民生苦乐的成分。张謇认为发展民族工业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是改变贫困的必由之路。他艰苦创业，使大生纱厂站住脚跟，并获得赢利以后就把很多赢利投向进一步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中，为改善当地社会经济条件服务。”^〔15〕由此可见，在张謇那里，义与利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他们统一于“养民”与“富国”之中。

　　学者蒋建民先生概述张謇的义利观时说过一句话：“不重义的利，最为张謇先生所不耻；而不求利的义，又是空洞无益的。”^〔16〕这是很有见地之论。

三、体恤民众，以回报社会为宗旨的儒商关怀

　　张謇出身农家，少年时代饱尝忧患，一度濒临倾家荡产的边缘。艰难困苦的人生经历，形成了张謇同情民众，悲悯弱者的善良品格；张謇一生饱读儒家经典，儒家的伦理思想对其影响至深，孔子“泛爱众，而亲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精神，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情怀，早已内化为他的人生信仰，形成了他那“感怀民生之苦”的强烈的责任意识。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叠加，决定了儒商张謇的“两个必然”。一个必然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倍加体恤民众，以人为本；另一个必然是在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方面，倍加回馈社会，造福乡里。不管是体恤民众，还是回馈社会，都体现了作为儒商的张謇的人文关怀。

　　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与一般的资本家对工人敲骨吸髓相区别，张謇对于勤于职守的员工关怀有加。工厂中的工人、办事员，学校里的教员，凡身故必有抚恤，或对于后人有某种优厚的待遇。假使任事到一定年限，或因为年老退职，必定有递加俸金或退休金的给予。保坍会工程师特来克，有西人办事之勇，负责之专，却无西人奢逸之气，张謇极为爱重。特来克暑天勘视工程，不幸染疫而死，张謇亲自主持葬礼，将之“公葬于南山下”。后其子张孝若出使欧洲，张謇特修书一封，要儿子到荷兰去访慰特来克的母亲，言词情真意切。即使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外，张謇对普通民众的同情之心，也令人感叹。他曾为江南农妇的艰辛与凄惨写下了《农妇叹》：“朝朝复暮暮，风炎日蒸土。谁云江南好，但觉农妇苦：头蓬胫赤足藉苴，少者露臂长者乳。乱后田荒莽且芜，瘠人腴田田有主。君不见阊门女儿年十五，玉貌如花艳歌舞，倚门日博千黄金，只费朝来一眉怃。”大灾之年，饥民如潮，嗷嗷待哺，而地方绅商却合觞宴乐，张謇心痛至极。他建议取消新年公宴，将钱全部资助给极需帮助的难民。

　　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与一般的商人出手吝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謇往往倾其所有，以至于负债。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375页，张孝若总结张謇造福乡里，回馈地方的业绩时有一段感人肺腑之言：“我父亲经营地方的志愿，到二十余年方才有一点模样。实业方面从种植原料造成货物运输出去，直接间接的农工商人，依赖生活的，总有几十万人，为地方国家兴的利益，每年总近千万元；教育从幼稚园办到大学，慈善事业做到老者安之有养老院，少者怀之有育婴堂，其他无告无教的人，有残废院、盲哑学校；全县有齐全的图，通行的路，完备的水利；全县没有一个乞丐。我父本来拿南通当一个大花园去布置点缀，所有的心血，所有的家产，都用在这个志愿上。他拿南通地方的事，当作他自家的事；他自家的荣誉就是南通地方的荣誉。……到了病重的时候，还时时提到全县工业原动力的大电厂没有办成，全县民兵的制度没有办成，引为遗憾。他经营地方的精神，至死未已。”张謇回馈故乡之情至真，只要地方上有一个人不上路，都为之担忧。尤其对丧失自理能力的孤寡残疾之人，张謇无限同情，并通过兴办养老院、盲哑学校、育婴堂、残疾院等福利事业，尽可能给予实实在在的帮助。在一次演说中，张謇谈及慈善事业时说：“以有用之金钱，与其消耗于无谓之酬酢，何如移其款而办公共之事业。……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17〕他还将亲朋好友祝贺他六十、七十整寿的宴客费及馈金全部捐献出来，建立了两座分别容纳120人和146人的养老院。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张謇的晚年，当他苦心经营的实业开始走下坡路时，他仍然没有放弃企业的社会责任，一如既往地帮助地方建设，想方设法地多帮助一些穷人。可以说，南通的一草一木，一路一屋，都是张謇经营心血的结晶，都是他财产消耗的见证。在近代，中国人民缺衣少食，贫困不堪，在死亡线上挣扎者比比皆是。张謇虽然知道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非个人力量所能解决，但仍然尽最大努力兴办慈善救济事业，救一人，算一人。这种救助劳苦大众的善举，与那些坑蒙拐骗，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不管民之死活的奸商相比，何啻天壤之别？

　　在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有所谓“知所取与”的经营之道。《老子》云：“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先秦时期商家代表人物范蠡（即陶朱公）深谙取与之道，并在经营中加以创造性的应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朱公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第。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范蠡散财行德，却“三致千金”，子孙“遂至巨万”，是有德之商，其成功与“知所取与”不无关系。张謇作为近代中国儒商的杰出人物，不仅继承了历代儒商的“知所取与”的传统美德，而且进一步发扬光大，以至今日，他留下的广博遗爱，仍然惠泽于江海大地，为世人所敬仰。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的继承性。“儒商”是经济道德、经济伦理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张謇的儒商情怀和伦理实践，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仍然有其特有的现实价值。他那经世济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商境界；义利并重，以诚信为根本的儒商准则；体恤民众，以回报社会为宗旨的儒商关怀，对于提升当代企业家群体的经济伦理品位，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树立诚实经营的指导思想，强化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建设和谐的企业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章开沅：《张謇传·自序》。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年。

2.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

3.《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张謇全集》第3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5.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年—194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6.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

7.《张謇全集》第5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8.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

9.章开沅：《张謇与近代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章开沅、马敏、朱英：《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5.严学熙：《近代改革家张謇——第二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16.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张謇与近代中国社会——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