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试说“张謇精神”/茅家琦

试说“张謇精神”

南京大学  茅家琦

一、“重人格、尊人道”——张謇的道德追求

　　张謇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历史人物。1924年，在致黄郛的一封电文中，张謇说：“法治治人，先各自治。自治之要，重人格尊人道而已。”重人格、尊人道是张謇一生的追求，是“张謇精神”的核心，也是张謇一生“立功”、“立言”的准则。

　　对自己，张謇珍重自己的人格，严于律己。他的儿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以下简称《传记》）中有下列一段记载：

　　甲午那一年，我父亲在北京好几个月。有一回看见太后从颐和园回到京城里，适逢大雨。地上的水积了一二尺，大小文武百官，还有七八十岁年纪的老臣子，都跪在水里边接驾。上面的雨，先落到帽子上边的红纬缨，从那里滴下来，滴到袍褂上，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还好像染了鲜红的颜色。那太后坐在轿子里，连头回都不回。我父一看，心上就难过起来，觉得这种是有志气的人该做的么？还回转去做老百姓吧！

　　张孝若在这部传记中还有另一段记载：

　　我父……不愿意居住租界，或是在租界范围以内购产置业。我父认为，托庇外人势力是一种极可耻辱的事。对于中国人不是在朝做官，就是上租界居住的流行惯性，最所痛恨。对他人，张謇十分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在南通第三养老院的开幕典礼上，他说：“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名。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张謇非常关心穷苦青少年的成长。张孝若在《传记》中写道：

　　我父曾经叫我母徐太夫人、吴太夫人各办一个小学校，一个幼稚园；我嫂沈夫人也办一个小学校，并且在我家各处祠堂内舍里边，凡有余空的房屋，总是办小学校，祭田收入多下来，就做经费。

张謇对积极办学的人极其尊重。张孝若在《传记》中写道：

　　二十年中还有二三个人，也是我父亲所极端敬重的。一个是山东办学的乞丐武训。我父得到他逝世的消息以后，立刻召集了学生开会追悼，并且画了他着破衣草鞋的像，做了像赞，挂在学校礼堂孔子像的旁边。他对学生说：“武训志趣高尚，办学的艰苦比他还要强，真是中国的伟人。”后来浦东又出了一个泥水匠办学的杨斯盛，我父也很敬佩。他死后，我父也有一副挽对：视叶澄衷尤难，罄其资财，九死不忘，成一中学；与曾少卿相继，哀者乡国，十日之内，失二杰人。

　　杨斯盛家贫，13岁学泥水匠，后发迹，捐资创办浦东中学，胡适誉之为“中国第一伟人”。叶澄衷是上海知名实业家，在上海创办了澄衷中学。曾少卿名铸，长期在上海经商，曾任上海商务总会第二届总理，1908年去世。同年，杨斯盛亦去世。张謇将杨斯盛与曾少卿并立为“杰人”。

　　张謇重人格、尊人道的道德精神，在1918年一次演说中解释得最为透彻。这一年张謇在南通创立尊孔会，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发表演说：

　　自国体改革后，道德凌夷，纲纪废坠，士大夫寡廉鲜耻，唯以利禄膺心，一切经书，不复寓目，而诈伪诡谲之恶习，因是充塞于宇宙。……本县发起尊孔会之意，诚欲人人知人道之所在，而为有理性之人类。

　　可见，尊孔的目的是提高大众的人格与人道，是宏扬人文精神，并不是歌颂皇帝，维护专制制度。

　　这篇演说是1918年发表的，早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张謇在给清江宁将军铁良的一封信，就劝铁良“重人道”，拥护共和。张謇写道：“世界进化，首重人道；人道之义，天理之公也。……为将军计，当计其大与长。一身之计小，满人全体之计大；一朝之计暂，满族休养生息之计长。”

　　张謇的崇高道德精神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幼年他从塾师读书时，有一天门前一人骑马而过，老师说“人骑白马门前过”，嘱张謇对下联。张謇对曰：“我踏金龟海上来。”可见在那时，张謇的读书做官、功名富贵的思想还是很深的。到青年时代，一位友人又忠告他“诗文之功较前进，胸次则较前卑”、“从前虽致力于举业而名利之心淡，今则不免为世习熏灼矣”。张謇的长处在于会正视这些忠告，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人们可以发现，到创办大生纱厂时，他的道德水平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高度。大生纱厂大厅挂上的一副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正概括了张謇的高度人文精神。正是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当年张之洞委托三位在籍士绅创办近代工业，只有张謇一人开花结果。

二、办厂“谋财利”与主持“地方自治”——张謇的两重身份

　　张謇办厂，当然是为了“谋财利”。他说：“据正谊言之，以皇皇然谋财利者唯有实业而已。此又鄙人兴办实业之念所由起也。”他又说：“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他以中国与日本相比为例，论证了上述观点。日本竭“全力以整兴工业”，故收效甚著；中国则“竭全力以练兵，舍本求末，故自今犹陷于困境”。

　　张謇批评官办企业，主张发展民间资本。在担任北京政府工商、农林两总长期间，他发表政策宣言，揭露官营企业病端，“排调恢张，员司充斥，视为大众分利之薮，全无专勤负责之人。卒之糜费不赀，考成不及，于财政上有徒然增预计溢出之嫌，于实业上不能收商贾同等之利，名为提倡，实则沮之。”他提出发展民间资本并由政府给于扶植的政策。他说：“凡事听民自便，官为持护，则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器制造业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也。”他还提出政府在“立法”、“金融”、“税收”、“奖助”等方面的扶植民间资本的具体政策措施。

　　办厂“谋财利”，这是张謇在家乡的第一个身份——工商业人士。张謇还有另一个身份——士绅。

　　在南通地区，张謇的家庭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获得了功名以后，张謇与上层官员、名流、学者又多往来。可以说，他是一位有社会影响的士绅。如同多数士绅一样，张謇很早就在家乡从事公益活动，包括倡导发展蚕桑业，呼吁减少花布厘金以及设立义仓、收埋无主野尸等等。甲午战争以前他还总办通海团练。

　　在大生纱厂集资过程中，有官机折价入股一事，当时称为“绅领商办”。张謇是以“绅”的身份领官机折价入股的。

　　在大生纱厂创办以后，张謇以士绅身份进行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成为推行“地方自治”。由此，张謇的两重身份形成他所经营的两方面的事业。一方面，作为工商业资本家，他办厂赚钱；另一方面，作为地方士绅，他推行“地方自治”事业，为家乡谋发展，为乡民谋福利。办工厂要赚钱；推行“地方自治”要用钱。张謇采取“母实业”的方针，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以办实业赚到的钱支持“地方自治”事业所需的经费。这样，大生等企业担负了原应由政府负担的财政开支。正是依靠以大生纱厂为骨干的企业提供的资金，才使南通地区的近代化事业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人们至今还赞赏张謇的历史功绩。张謇在南通推行“地方自治”的思想基础，也是一种人文精神——“内圣外王”。《大学》所阐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张謇思想上是根植很深的。作为地方领袖——士绅，当然要在“治、平”方面多做一点工作。

　　问题是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任务由大生企业承担了。张謇曾经说过，政府应“护持”民间企业，现在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政府不仅不“护持”企业，相反，企业出钱从事政府应做的工作。企业经受不住沉重的财力负担，最终被银行团接管。

　　张謇自己说：“南通实业，三、五年来，因急进务广而致牵搁。”

　　不少著作赞成张謇的这种观点和他举办的事业。如果我们进行深一层的分析，可以发现，张謇最大的失误是违背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追求利润。进行“地方自治”的结果，企业的利润用到其他社会事业中去，进不了股东的口袋。股东失去了经营的兴趣。在大生历届账略中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即每年都有巨额资金被私人借支。1920年有74.6万两，1921年有71.9万两，1922年达到139万两。以1922年为例，139万两欠款中的101万两是由南通各企业、淮南各盐业公司等的股票作抵押的。在南通，张謇是有势力的地方领袖，对他的强势作为，没有人愿意公开反抗，只能采取消极态度：只希望能从大生公司领取“官利”，不介入其他事务；如果张謇再向他们集资，他们就以大生相关企业的股票向大生纱厂抵押借钱应付。这样，又将风险转移到大生纱厂身上。大生纱厂股东及其他人士失去了在南通投资和经营的积极性，这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忌讳，也是大生企业集团最大的失误。最早觉察到这个失误的，可能是精通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上海银行经理陈光甫。

三、关于“言商仍向儒”的一点辨析

　　“言商仍向儒”，张謇对自己作了这样的定位。这是准确的。“言商”，指的是张謇办工厂，发展经济；“向儒”，指重视自己的思想修养，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文章学问要求自己。张謇经营实业仍然保持儒生本色，在言论和实践中都做出杰出的贡献。

　　近三十年来，由于发展市场经济又重视儒家学说，人们誉张謇为“儒商”，以表达对他的尊敬。“儒商”名词的盛行，又带有改进社会风气的现实意义。人们鉴于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社会风气败坏，欲借树立“儒商”榜样，以儒家“利不忘义”思想节制正在发展中的“利欲横流”。

　　以“儒商”尊称张謇，当然有道理，但我个人认为，又是有商榷余地的。张謇说他“言商”，指的是“当商人”；张謇说他“仍向儒”，指的是“仍然做儒生”。“做儒生”是一般用语。针对张謇这位具体人物说，就是当“士绅”作官民之中介，为乡人谋福利。因此，我个人认为称张謇为“绅商”切合他的两重身份：既表明他是近代工商业人士；又表明他是地方士绅，发扬孔孟精神，为地方谋福利，做了许多有益的社会工作。张謇的若干政治活动，包括赞成维新、主张立宪、走向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符合他的士绅身份，又体现了他为乡民谋福利、救乡民于水火，不使“战祸延长、人民涂炭”的高度人道主义精神。

　　在张謇生活的时代，在众多的省份内都出现了“绅商”。“绅商”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群体，并且是立宪运动的主体力量。张謇则是其中杰出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