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访问涉及的行业看，有种植业、垦殖业、盐业、捕捞业、棉纺织工业、粮油加工业、手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城市建筑业、文化教育事业、地方慈善事业、地方行政事业等等。涉及的单位和部门，有盐垦公司，包括公司的管理部门和农户及雇工生产单位；大生企业集团各厂；粮油棉等农产品加工工场和作坊；商店、饮食店、学校、轮船公司、电气公司；地方警察局、地政局；育婴堂、残废院、济良所，等等。

访问人数约250人，被访者当时的身份职业，有普通自耕农、佃农、雇农、地主、富农、纱厂女工、店员、学徒、商店老板、作坊主、市镇居民、小商贩、医生、律师、地下党员、警察、企业管理者和工厂主。这些人当中，解放后有担任南通地区党政领导干部者，有企业负责人和管理者，有大学教授，更多的是各条战线的职工、农村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当事人回忆亲身经历的时间段，从清末民初直至南通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和解放。被访问者的年龄，访问时（自1987年始）多在60至70岁，最长者是百岁老人。这些被访者中，今天仍健在者恐已不多了。

访问所涉及的问题可以分为三类：

一、张謇家族及其企事业，包括张謇、张詧兄弟及亲属、子弟的为人、个性、思想、生活和从事的工作。张謇兄弟直接领导、参与企业、事业情况的历史资料，如张謇对盐垦、纱厂、管理机构、学校等做的工作。

二、与张氏的企业事业有直接人事关系和地域关系的人物及事情；和张氏事业无直接联系但受其影响、或者对张氏事业和南通地区早期现代化事业有重要影响的人、事、物。访问中的主要对象，是大生企业集团中的中层和普通职员，盐垦区的普通农民、灶民、纱厂工人等劳动大众，以及商人、店员、学徒等等。这就使以往主要凭借张謇本人和与其关系密切的官界、学界、文化教育界、财界等人士所撰写的文集、传记、回忆录、文章等等文字资料甚少反映的相关历史事情，得以重新面世。本书还就淮南垦殖公司后期分田的利弊这个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对历史和当代现实都有意义。

三、超出南通地区和张氏企事业，对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有重要意义的事例。例如，通海地区的田制和地租率，盐垦区和非盐垦农业区的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详细情况及二者的异同，盐垦区中新市镇的形成和功能，市镇中的商业和金融、典当业，农村和市镇中的粮食、油料加工业和棉手工业的生产组织及收入，当时的物价及变动，度量衡制，以及社会习俗、文化、宗教、治安等。这些都超出了单纯的大生企业集团和张氏家族的局限，也超出了南通一个地区的范围，不仅涉及到经济领域，也涉及到社会、文化、宗教领域，还在某些方面涉及到各界人士的心理和思想。这些不仅使人能够更深切全面地认识和理解当年南通地区和大生企业集团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处的社会环境，而且也为全国的经济（包括农村和城市），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一个地区性的实证案例。这么详实的个案，在现今全国性历史资料中是少见的，对全面认识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不可或缺，颇为珍贵。

调查访问的内容，对深化张謇研究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的张謇研究，如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算起，已届半个世纪。从那时起，曹从坡、章开沅、徐新吾等先生，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冲破禁区和压力，对张謇及其事业进行了重新研究评价，对基本否定张氏家族的观点发起了冲击。文革后至今，大量学者投身于张謇和大生的研究，大量成果涌现，仅国际研讨会即开了五届，张謇研究似已成显学，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张謇研究应该如何继续推进？这是摆在众多学者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个人浅见：以往张謇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要从文献记载中如张謇文集、大生系统档案中获取史料作为研究基础。而这些文献资料或是来自张氏自身，或是出于与张謇关系密切者主要是社会的“上层人士”如政界、学界、文化界、商界等。此外大生企事业的档案资料也是重要来源。毫无疑问，这些文献资料是研究张謇最基本的资料。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完全从这类文字资料出发去研究，应该说还不能避免一定的片面性。因为，这类资料中很少出现普通劳动者的声音和形象，很少反映普通劳动者的思想行为。而造就大生企业集团和南通地区早期现代化伟大成就的原因，除了张謇等精英人物的作用之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即当地劳动大众的艰苦奋斗。张謇事业之所以伟大而且早期大获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恰恰是因为张謇的举措顺应了当地人民大众的迫切需要，使他们的生活能够在艰苦劳动后可能较前有所改善，正因为如此，才能吸引数十万劳动者的积极参与。最典型的事例是淮南盐垦，使通海地区三十万农民通过开发盐滩获得新的谋生之路。在张謇极其的宏大胸怀和远见卓识的领导下，数十万缺乏生计的农民以血汗之躯，经历了十数年的拼搏，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方有所成。在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搏斗中，垦地人民的实际感受如何？他们为什么情愿进行这种远较以前艰苦的生产活动？他们如何面对狂暴的大自然？又如何面对垦区公司和地主在经济上的压迫？他们为什么能最终挺过来？他们要为此付出多大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所有这些，对淮南盐垦的成败有关键作用，但以往的文献却没有留下记载。所幸，这个调查访问给我们留下了开垦者本人及后代的诉说和回忆。

又一个典型事例，是大生纱厂在存亡关头的起死回生，其后在一定时期还成功发展，成为“第一次大战前唯一成功的华资纱厂”。当时基本原因是，通海农民需要发展家庭织布手工业以维持生计，大生纱厂生产的机纱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只能从大生纱厂的账略中发现这种工业与农业、工厂与农民的互动关系，而从本书中，我们能够直接从当事者本人织布农民和从事土布交易的布商的回忆中了解到农民如何看待和利用大生机纱的心态，大大加深了我们对大生纱厂之所以能够在早期成功，与其适应当地农民的迫切需要有重大关系的理解。

在新中国史学界，曾发生过“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什么”、“谁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之论争。先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之论被奉为正统，后来“英雄史观”又一度风靡。在南通近代化问题上，本调查给予我的初步启发是，历史是由英雄和人民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得以前进的。张謇确实可称为英雄，但他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张謇在相当程度上了解人民大众的真正、长远利益所在，并知道如何能将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结合起来。从长远角度看，他提出的主张和推行的事业在客观上和群众利益有相当的一致性，唯有如此，并且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他才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也才能够借助群众的力量去实现理想。南通早期现代化的成就，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的。

姚谦的盐垦区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对张謇及其事业的深入了解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资料。姜平的论文《晚清南通城市化变革与张謇事业决策之关系》（以下简称“姜文”），则在理论方面为深化认识张謇迈进了值得重视的一步。

“姜文”通过讨论南通城市“一城三镇”独特格局的形成与张謇城建思想的关系，鲜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謇立足农耕社会的工业化战略思想及其实践，是南通近代城市化演变中隐伏于背后的主宰力量；张謇“立足乡村经济的工业化战略决策，决定了近代南通城市化变革的基本走向和城市格局的独特风貌”，“寓工于农的土产土销经营决策，为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推进、城镇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稳固平台”。

“姜文”的观点可能会引起不同意见，值得讨论。从现有的关于张氏及其企事业的文字资料（包括已整理的档案）中看，并不能说明张謇一开始就对南通地区的发展有一个全面详细和清晰的蓝图，例如大生企业集团的各个部门的规模、行业种类、相互关系，以及南通城市建筑及布局的详细规划或设想，等等。有学者认为张謇经营南通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较为明确的战略思想，姜平赞成这个论断，我亦以为然。张氏在南通的事业，有一个经过实践、探索、逐步形成的过程，并非脑袋中事先想象好的，但这并不能说张氏在南通的事业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而是与张謇的基本理念、对国情的认识以及相应的安邦治国主张有不可分隔的联系，其中最重要之处就是对农业和农民问题的重视。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造成的数千年未有之奇变，如何实现外御强敌、内富国民的全新变革，高度重视农业农民问题的张謇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我个人在今天解读张氏的这套见解，认为其意是：中国包括南通在内，是一个农业和农耕社会，这是向外强学习的先天基础，一切学习西方的革新，都要考虑这个中国的基本国情。“姜文”的价值，就在于他高度重视和深度挖掘了张謇在从事现代工业和现代城市的建设事业中是如何思考和处理农耕社会和农民关系问题的，其实践经验是什么。姜文认为：“与中国一般城市脱离农村、乃至对立农村的经济发展模式迵别，南通早期现代化并非单纯西方工业文明‘冲击—反应’的被动产物（如口岸经济型、商埠经济型、纯工业型城市经济形态），而是一种以大工业为中心的乡土经济建设型，走的是以工带农、以工援农、农工并举、城乡一体的发展之路。这是一条中国式的发展之路。”姜文的认识，继承了吴承明的观点。早在1987年的第一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吴先生就指出：“在南通，由张謇创建的，包括农、工、商、运输以至银行的‘南通实业’体系，人或讥之为地方主义或封建割据，其实，他那包括农业在内的十几家实业公司都是由大生纱厂资助或保证，是建立在大工业资本力量之上的。在幅员辽阔的中国，这种以大工业为中心，以农村为基地的区域或乡土经济发展路线，不失为中国式的近代化的途径之一，它比之那种以洋行为中心、以租界为基地，脱离农村以致对立于农村的口岸经济发展路线，应当有更广阔的前途。”^〔¹^〕可惜的是，这一极有见地的看法，远未在学术界得到应有的回应，更没有引起当局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时的重视。

二

在基本肯定张謇的前提下，如何理解和评价张謇在南通的事业及做法，存在很大分歧。大体可归纳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张氏的“乡土路线”虽然在早期获得成功，但这条道路最后失败，说明它有极大局限性和落后性，是暂时和过渡性的。建立在以农户家庭经济和手工业基础上的工业化最终要让位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城市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发展之路。另一种观点认为，张氏事业虽然失利，但并不能因此证明它“不足为训”。张氏事业的失利是近代中国丧失国内市场主权、全国缺乏近代大工业与农村经济相互配合的发展战略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型大工业也仍然难免失败。从历史的长时段观察，南通模式至今仍然有鲜活的生命力。

两种观点的分歧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它反映了在中国被迫开关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究竟走何种现代化道路、通过何种路径达到现代化的不同理念（不仅影响到如何看待历史经验，也影响到今天如何现代化的方略）。自鸦片战争后直至今天的近170年间，对中国的去处及强国裕民的方式可粗略分为两大思潮。一种是坚定地以外国强国走过的道路为榜样（包括以俄为师），将列强经验视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它的实质主张是认为现代化就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这一过程，就是取代和消亡农民家庭为主体的农村经济的过程。这一思潮至今仍是“主流”。另一种是以梁漱溟、费孝通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或可称“乡土派”，主张中国的现代化要从农村农民做起。梁漱溟的一段话颇为典型：“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城市，乡村城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这正是中国今后一定的路线……中国的工业化，必将走一条不同的路，他是要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叠为推引，逐渐以合作的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社会化的进程中，同时完成分配的社会化。”^〔²^〕

如果说梁漱溟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观，有着浓厚的“本土情结”，那么另一些有西方学术背景的学者也提出类似的思想，即中国不能以牺牲农业农民为代价发展现代化，必须形成两者的协调共进，则又一次说明了从本土特征出发认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客观性和重要性。

费孝通关于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入“新型社会”的基本理念，建立在他对中国国情的总体把握基础上。他说：“我一直认为，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认识中国社会特点，应该从认识农民和农村开始。中国社会的变化，一定会从广大的农村开始。”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受西方影响后而不能不发生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在农民和农村占据中国主体的客观存在下，如何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在工业化变革中得到改善和提高，是费孝通全部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如果中国工业只能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³^〕为了贯彻这个原则，费孝通从调查江村入手，努力认识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认识渗透传统的相应社会环境中的农民和农村经济的运作机制，得出多数中国农民的经济特点是“人多地少，工农相辅”。由此产生出他终身一以贯之的中国现代化基本思路。费孝通主张用现代工业成果来改造提高传统手工业的办法，促进农村经济摆脱困境，并形成中国工业化的新途径。在周密论证的基础上，费孝通提出利用电力和内燃机，一部分工业可以分散生产，从而避免蒸汽机时代工业过分集中都市的弊端。他还以他人的研究为证，提出机器大工业、乡村作坊工业、农民家庭手工业相互联系平衡发展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⁴^〕

无独有偶，被费正清誉为中国两位真正经济学家之一的方显廷，在获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29年回国并受聘南开大学，随即开始了对天津手工业的系列调查。作为参与组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术带头人，他说：“如果可以将‘口号’这个词使用到学术问题上的话……那么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口号就是要把经济学中国化。”^〔⁵^〕由方显廷主持，吴知、毕向辉等进行的高阳农村织布业调查、宝坁手工织布业调查，做出了堪称当时水平最高的农村手工业研究专著。在这些研究专著中提出的中心思想，是主张“复兴农村工业”，认为剥削农村工业的敌人，是商人雇主制，摧残农村工业的敌人，是大量出产的城市机器工业。主张走合作制的道路来解决问题，并由现代经济向农村贷款、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农民知识文化。^〔⁶^〕认识到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对现代工业之重要性的不仅仅有一些当时最优秀的学者，还有一些极优秀的民族企业家。吴承明对1930年代中国经济界和理论界有一极中肯的评价：“在近代中国理论界，也不乏全盘西化者。但是，以卓越的工业家穇藕初为代表，也曾有一种农本思想，认为工业化不能脱离农业，应从改革农业入手。还有以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为为首的一批学者，根据中国国情，主张优先发展乡村工业，以就地利用资源和农余劳动力，降低运输成本；且众擎易举，有类今之乡镇工业。”他还指出，顾翊群、马寅初、刘大钧都提出了向内地发展小工业的主张。^〔⁷^〕

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吴承明明确提出，应该高度重视中国小农经济的积极因素，小农经济可以和大工业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走一条土洋结合，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中国工业近代化之路。从他的一系列论文中，可以看到对本文极具启发的思想，如：现代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主要由传统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吸收。在地区辽阔、人口众多、传统经济十分发达的中国，二元经济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期间，经济上是现代的与传统的对立统一体。可以认为，吴承明的观点，在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在“后进”国家对现代经济的规律的认识上，对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直至当代发展经济学，都是一个重要突破。

张謇虽然在理论上并无专门长篇大论，但他在南通的实践无可否认地说明在推进“中国向现代变革”的方式上，张氏是完全的“乡土派”。

个人认为，所谓“南通模式”，正是上述思想在实践中的实施和体现，其实质是大工业与以农户经济为主体的农村经济相互扶持，相互依存：大工业必须依赖农村经济才可能获取必需的资源和发展的条件——劳动力、原料、市场和基本生存资料（粮食、副食等），唯有如此才可能以国内市场为主实行可持续发展。农户和农民只有依赖大工业，才可能在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生产经营上采用现代原料、技术和组织形式，才可能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改造传统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农业—农村和城市—工业的相互促进中，提高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

在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问题上，我个人坚持城乡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道路，根本原因在于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我坚决反对以挤压和最终消灭农户经营为目标、以城市化作为衡量中国现代化基本指标甚至唯一指标的“现代化”道路，原因在于它违背国情和现实。张謇的历史性功绩正在于他是这条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开拓者，南通模式的意义正在于它是这条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早期实验。

对任何国家而言，提供或保障该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即解决好吃饭和就业（即谋生手段—饭碗）问题，应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经济目标，这似乎已是众所公认的常识。其他任何经济目标，都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和前提条件下才有实行的可能。无论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程度到达何种水平，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⁸^〕

吃饭和就业问题，不仅仅是一国经济的基本问题，也是社会、政治的基本问题。仅就经济领域而言，它的状况、变化规律和特征，将直接和间接影响各项经济问题的状况和变化特点。换个角度说，一个国家的各项经济活动的状况和变化，最终要受吃饭和就业机会这个根本问题的制约。因此，一个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是紧紧围绕着解决好吃饭和就业问题而展开的。

而“协调”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关系，是能否解决好吃饭与就业问题的基础。

对具体国家说，由于各自国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述问题的具体体现和解决方式、难度是大不一样的。就中国看，基本国情的特点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和生存资料相对紧张；同时“走向世界”、利用国际资源解决和发展经济的条件又相当不利。虽然人口、资源和国际环境在历史中的不同时期具体表现和状况不一，但这个基本国情在中国统一为一个国家整体后，历经两千数百余年至今，仍未发生根本变化。这使得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至少直至目前，它只能主要依赖国内资源，立足于国内力量来解决国民的吃饭和工作（就业）问题，即中国不能依赖从国外进口粮食满足庞大人口的基本生存，也不能依靠向国外大规模输出劳动力来解决庞大人口的就业问题。这就产生出中国经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新式工商业和城市吸收农民进入现代部门就业，必须与农村发展和农民在农村就地就业相互协调的问题。因为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难题，正在于中国的庞大人口和剩余劳动力是城市化工业化难以吸尽的。如果城市工业吸收农业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那么显然，农村经济的破坏将产生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随着大量人口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城市，必然产生农业基本资源不断转为非农产业的过程，其最重要者为耕地和优质劳动力。愈益减少的农业资源如何能保证日益增多的对农副产品的需求，以保障吃饭的基本底线，是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处理好工业农业关系的又一个关键问题。

据吴承明研究，1933年，全国人口约5.108亿,非农就业人数约0.3912亿(主要在城镇),占总人口7.7%；而在非农就业人数中，85%是在传统部门如手工业、人力搬运、建筑等行业中，现代化部门仅占15%，又主要由第三产业吸收，现代化工业只吸收100余万人。^〔⁹^〕由此说明，中国近代虽然出现新式工商业和生产型工业城市，但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十分弱小，新型城市工业对全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从整体上看，它们毫无疑问仍处于汪洋大海的农村经济包围之中，难以凭借自己单一之力，使农民能够脱离农村进城就业，因此解决全国人口的吃饭和饭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靠农业和农民家庭经济，依靠农业与工副业相结合。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过程的结束，不取决于人们对现代经济的向往和对传统经济的憎恶程度，而要看现代经济部门吸收就业人口的能力，能否将农村的大部分人口变为城市市民和非农就业者；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解决好中国庞大人口的吃饭问题，不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这个转折点到来之前，解决好现代化过程中“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个关键性问题。

可能有人认为，我对工业在现代化中的作用过于轻视。对此个人不予认同，理由是中国的工业化从历史发展直到今天，都绝对离不开与农业、农村经济的良性互动。要想真正发展工业，要想使工业的发展走上健康和可持续道路，就需要促进而不是破坏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近代，工业与农村经济、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历史实况^〔¹⁰^〕，给人们以深刻印象：凡是能够为农村经济和农民生产生活有所帮助的现代工业，就可能获得发展的空间。这种帮助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体现在有助于农民家庭经济家庭工业副业的发展上。相反，无助于农民发展经济，甚至损害它，则一般难以发展。个中道理很简单：农民只有首先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才有可能扩大消费。而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在工业、现代经济和城市只能吸收极小部分劳动力的基本国情下，农民要提高收入除了依靠发展农业和家庭工副业外，别无他法。也正因为如此，现代工业部门在严重缺乏国外市场，国内城市消费品市场又饱受洋货挤压的状况下，若不能把发展方向建立在国内农民最迫切需要的发展需求上，却反其道而行之，很难保不会出现新式工业与农村经济两败俱伤的结局！

直至今天，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城市化和工业化被推行到极致，但仍远不能解决庞大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问题。笔者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的结果是：在1978年至2004年的27年中，乡村总人口从79，014万人减至75，705万人，减少3，309万人；乡村总劳动力从30，638万人增加至49，695.3万人,增加1，905.73万人;从事农业劳动力从28，455.6万人增至30，596万人。也就是说，经过27年我国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扩张时期（这种高速扩张以环境—资源的恶性破坏为代价取得，没有理由认为可以持续），尽管城市和工业大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即便认为这些农民工都已经城市化了，农村总劳动力和农业总劳力还是以极大的数额在增加。而如果按“半工半农”标准，这些农民工还远远算不上已经实现了转移，则真正“永久”脱离农村的劳动力（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距离“市民待遇”仍十分遥远）估计充其量只有5000万人左右。^〔¹¹^〕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难以吸收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前提条件下进行。也正是这个前提，显示出张謇事业及“南通模式”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战略意义。

今天农民家庭工业“遍地开花”、方兴未艾的情景，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乡土路线”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当前，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呈现出勃勃生机。

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农民家庭工业在全国各地重新复兴——当然是在有可能有条件发展的地区——这有些与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遍及各地的情形类似。在苏南的苏锡常地区，虽是乡镇企业占主导地位，集体经济曾一度对农民发展个体加以限制，但仍然可以见到农户家庭工业。而在南通等地，1980年代后至1990年代中期，农民家庭纺织工业发展日趋成熟，在当地形成名气。^〔¹²^〕在江苏北部宿迁，所谓户办、联户办、村办、乡镇办“四个轮子一起转”发展农村工业的“耿车经验”，曾广为宣传，名噪一时。至2004、2005年笔者在温州、高阳等地调研，更是见到农民家庭工业的兴旺景象。个人所见，这些家庭工业有多种类型，从简单的利用当地农产原料进行加工，到收集废旧物资加工，再到购买大工业产品作为原料进行家庭生产；从完全由家庭成员的劳动，到雇用少量工人，再到家庭工厂；从安装小电动机带动的木制织布机、小电动车床，到现代新型的织布机、电脑绣花机；从自购原料自主出售到接受订单再到“现代包买商”制度下的生产。它们在原料、生产工具及设备、产品市场方面都与城市工业有不同的密切关联。

近些年来大量出现的产业集群现象更值得关注。以下试析浙江诸暨地区大工业与农民家庭工业之间的产业关联。

在浙江，产业集群被俗称“块状经济”。大致指同一产业上下游产品的相关生产厂家在一定地理空间的集聚现象。众多企业聚集在同一地域，生产同类或相关产品，企业规模以中小企业为主，年产值上亿元的产业区，被当地定义为“块状经济”。至2001年，浙江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都拥有块状经济。较著名的有：温州的皮鞋、低压电器、服装、打火机、剃须刀，嘉兴化纤织物，嵊州领带，绍兴轻纺，台州塑料、泵类，永康五金，等等。

具体到诸暨，主要产业集群有：大唐镇袜业、三都镇贡缎业、店口镇五金业、枫桥镇衬衫业、山下湖镇珍珠业。

包括诸暨在内的浙江块状经济特点是：一、众多中小型企业通过分工和协作，生产同类产品或上下游产品，或供给原料，或产品配套，而不是由少数巨型企业从原料、零配件开始直到最终成品完全由自己完成。二、主要产品是日常生活消费品、小商品，以及部分五金、机械、化工、建材等劳动密集产品。三、产量大，品种多，常常在国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如诸暨大唐镇的袜业，2004年产袜90亿双，占国内产量的60%，占国际市场约30%。三都镇（现为陶朱街道）的贡缎，基本占据西非市场，出口占全国80%。四、成本低，价格便宜，市场竞争力强。

浙江产业集群还有一个值得高度注意的特点，即它是与农村经济、农民家庭经营联接在一起的。诸暨的几个著名产业集群，都与农民家庭工业有直接关系。

贡缎即提花布业是诸暨著名地方产业。据调查，这里农民织的布都属于诸暨的“陶朱贡缎”，以前称为“三都贡缎”。贡缎是人们对当地生产的提花布的美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几乎全部出口，主要到西非地区，该地人民用于作外衣和袍子面料，极受欢迎。中间虽然有数次曲折，但近年来出口势头颇盛。至2002年底，贡缎产业已涉及全市12个乡镇，生产企业包括个体织户1.8万户,从业人员6万多人,有织机5.4万多台,2002年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人民币。据2007年调查，2006年底，贡缎产值103.4亿元,其中自营出口2.37亿美元,贡缎产量占国内市场80%,占非洲市场的95%,是全市外向度最高的产业。

贡缎业的生产方式是大工业—农民家庭工业—大工业的联合。其间的联接是现代包买商制。即：现代纱厂生产机纱，布商向农户提供已装好机纱的经轴，农户在自己家中或自家的厂房中，使用完全现代的机器织成坯布，将成品交给布商，检验合格后领取加工费。布商大致分为数种，其中有直接出口权的大布商将坯布在自己开设的大型印染厂进行印染整理等精加工，然后即可出口。

在1980年代中期贡缎业刚刚兴起时，生产方式农户是自产自销。自1990年代中期则完全变为包买商制的一统天下。目前诸暨贡缎业主要由大布商操控，他们尽管已拥有雄厚的资金，但绝大多数仍采用放机制，由农民家庭工业作为生产的中间环节。我们调查所见，当地有放机万户以上的大布商，开设了完全现代化的印染工厂，每日有五部卡车到加工户处收取坯布，在自己的工厂中进行后道精加工，并包装好直接运往国外。

很可能正是由于“陶朱贡缎”的产业链延伸到农村和农民家庭，这种布匹才能以极低的价格形成极强的竞争力，以致“垄断”了西非市场。

在诸暨的另一种著名产业集群大唐袜业中，主导生产方式与贡缎业一样：通过下包方式即包买商制，实现大工业与农民家庭工业的联接。大唐袜业产业集群，产业链涉及12个乡镇，120个行政村，从业人员近20万。有袜机10.3万台，其中电脑袜机3.8万台。2005年实现工业产值235.6亿元，产袜116亿双。^〔¹³^〕另据对店口镇五金业的初步调查，当地主要产品如各种金属材料和化工塑料制造的管子及金属螺丝等，也是大部分由村镇家庭企业制造的。枫桥镇衬衫业同样有大量农民家庭工业参与产业加工。

三

我们看到，在近代，经济发达地区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包括南通，以及许多农村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华北高阳织布区和潍县、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广西玉林地区等地，都不等程度地出现了一种新型经济结构：无论在使用现代部门的产品作为原料的传统家庭手工织布业中，还是在为近代工业生产原料的农民家庭农副业中，都可看到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即由于和现代部门的种种联系，传统产业部门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它仍然顽强保持着传统产业的一些基本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和现代部门发生种种联系，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重要变革，它既突破传统又未隔绝传统，从产业形式看，它或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或是农副业生产，生产组织形式仍然是家庭，生产地域仍然是农村，生产者仍然是家庭成员，生产对象中农副产品仍然是基本物。它是地道的传统部门。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古代传统部门，而是一种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部门。从农家织布业看，出现了多种不同的与现代工业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它们已经大大突破了自种棉花、自纺自织的古代基本特征，在产品的物质构成上，由全系家庭内部生产物构成，变为利用大工业品为原料。在生产要素的取给上，由基本家庭内部解决，变为必须部分经过市场交换，或者通过商人、工场发给。在最终产品的完成方面，或仍由家庭独立完成，或变为与手工工场或工厂共同完成。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发生由纯粹的家庭经营变为家庭与工厂或手工工场某种联合的变化。尽管上述变化只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家庭纺织已融入了社会化的生产和交换之中，突破了单个家庭经营的局限性，初步形成一种兼取传统与现代之长的新型经济结构^〔¹⁴^〕。于是，中国近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典型，出现了以自给性粮食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部门，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以及具有两部门共同点的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共同构成的三部门结构。我们把这类新型经济结构称之为近代三元结构。将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部门称之为三元结构中的“中元结构”。综上所述，所谓近代三元结构之中的中元结构部门的内涵是，传统部门中运用资本进行的、与现代部门有直接经济联系的（如供给原料与购入原料；买入与卖出产品关系）商品生产。它主要以近代出现的新型农村商品工副业为主，但也包括城镇中的、和现代部门有关联的各类手工业。通过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相互作用，产生变化和局部更新的传统部门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部门了，它实际是在社会经济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经济结构，它源于传统部门但又不等同于传统部门，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传统部门中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部分。但这种转化决不是传统部门被消灭而变成现代部门，而是在充分吸取现代经济的营养中，使传统部门本身得到发展和更新。中元部门的出现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在现代部门出现后，以发放原料（放机纱）和工具、改良生产等等方式促使传统部门和发展，既有利于现代部门本身，又得以相对少量资本大大“激活”了传统部门以少量资本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的功能，在传统产业中形成有顽强生命力的新型经济结构，这比之将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工业部门的现代化道路，使用资本要少得多，吸收劳动力要多得多，在耗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代价更要小得多。

在当代中国，我们看到，在日益发展壮大、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产业集群的生产方式中，有很大部分是与农民家庭工业联为一体的。它是近代出现的近代工业部门、农村传统部门与新型农村商品工副业构成的近代三元结构的发展和更新，且在注入新生产力和改进经济组织形式，逐渐形成一种“现代三元结构”。^〔¹⁵^〕尽管由于这一过程正在进行和形成过程中，由于我们工作的滞后，尚难做出更深入的分析和结论，但三元结构出现以来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历史进程、对中国经济的现时和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充分关注。^〔¹⁶^〕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考虑走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式道路。它的核心理念是，紧紧围绕现代经济（以大工业和城市为代表）和传统经济（以农村经济为代表）的相互关系为中心，实行多层面的互补互动。在宏观层面上，要靠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双方的共同努力和相互帮助实行现代化。首先是工业为传统部门服务，在发展传统和改进传统的过程中，实现工业自身发展，在工农一体现代化中实现全国的现代化。张謇在南通推行的事业，核心恰恰就是依赖工业和农业、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的互动互补发展地方经济。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南通的传统经济发生了重要变化，产生出现代工业，而现代工业的产生发展，是建立在农村织布手工业发展形成了纺织工业的市场基础之上的。纺织工业的发展在促进农民家庭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要求并促进了盐垦植棉的兴起。它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

迄今为止，张謇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被研究着。研究可略分两类，一类是对张謇及其事业的历史考证，另一类是借鉴张氏事业的历史经验，古为今用。两类研究确实硕果累累，但也有令人担忧之处。例如，尽管研究中不乏借鉴历史以启迪当前的成果，但这类研究，不少是将张謇事业中的某些具体事项与今天的工作进行直接联系，例如将张氏办工业、办学校、办农业盐垦、办社会福利等等与今天相应部门对照。无疑，在张謇研究的“初级阶段”，这类研究值得称道，但对于深化研究来说，如果继续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则不免令人担忧。因为这种研究实已不少，大同小异者颇不鲜见，这些联系对照，能够联系得上的差不多都已说到，再下去显得勉为其难，且其深度力度都似乎也难以加大。依个人偏见，在张謇研究中还出现了某些令人不安的倾向，就是表面文章多，歌功颂德多，就事论事多；而对张謇的思想主体深入钻研少，对张氏事业与张謇思想整体关联研究少，将张謇及其事业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及其巨变中，放在中国近代化和当前的现代化道路中加以认识和把握的研究更少。

为什么这里强调将张謇及其事业放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背景下深入思考？因为张謇具有极其厚重的中国传统理念，又置身于晚清封建帝国崩溃、民国肇始、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大变革时代。他直接参与了诸多关系国家命运的政治事件和亲身主导了具有全国意义的以南通为中心的经济变革。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大变动，始于晚清，展开于民国，且并未随新中国的成立而结束。直至现在，这个大变革、大转型，仍在继续中，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仍有待不断深化，远未完结。只有确实把握住时代变革、新旧变迁这个基本特征，只有不局限于张謇所处的时代，将眼光放长，前至“传统封建社会”，后至当前的社会经济变革，只有不局限于就事论事，从整体和实质上理解张謇及其事业与中国变革的关系，才可能真正理解把握和正确评价张謇及其事业。而深入解读张謇及其事业，也无疑会有助于人们更深地把握这个大变迁时代的规律性，更准确地认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和规律。

注释

〔1〕《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吴承明集》第2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梁漱溟：《乡村建设旨趣》，《乡村建设》4卷14期，1934年12月。

〔3〕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4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

〔4〕费孝通的有关论述，可参考张之毅著《易村手工业》“序”，见《云南三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我看到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4期。

〔5〕《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纪辛：“寂寞身后事”，《近代中国》第17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6〕见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引言。

〔7〕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8〕例如当前美国，就业问题和失业率（如非农就业人数）数据，是影响宏观经济和国家宏观决策的一个基础性指标。

〔9〕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0〕可参考林刚：“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见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5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11〕《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认为，“当前我国约有1.2亿农民工外出打工”。又认为其中大部分是“候鸟式”即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这个大部分如以60%计算，剩下的40%约为4，800万人。如果按照劳动保障部2005年调查统计，“在城镇的农民工总数为8，907万人，不包括仍在农村的从事非农产业者”计算，其40%约为3，563万人。

〔12〕1980年代中后期，笔者曾参加《中国国情调查——常熟》的调研和写作，对当时常熟的农民家庭工业留有深刻印象。1998年笔者参与“无锡——保定调查”。1982、1995年笔者曾到南通调查农民家庭纺织业。2005年笔者合作进行了高阳农村家庭织布业调查。高阳调查参见赵志龙《高阳纺织业的变迁（1880-2005）》，《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2期。

〔13〕2007年5月诸暨市人民政府提供。

〔14〕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农村“三元结构”，基本由棉纺织业、蚕桑缫丝纺织业、由大生纱厂与淮南棉垦构成的公司农户体系三部分构成。详见林刚：《长江三角洲三元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4期；《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与三元结构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3期。

〔15〕现代三元结构有不同来源与含义，详见林刚：《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与三元结构问题》。

〔16〕在承认客观出现的“三元结构”现象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所谓“三元结构”并非是一种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便自发形成的现代大工业与农民家庭手工业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良性结构。相反，从中国近代到当代的大工业——农民家庭工业——农业的三者关系中，除去良性互动的一面外，经常出现的还有三者关系的“恶性循环”。恶性循环是指，新型工业部门与传统产业部门—农业与农村手工业—之间，在原料、市场、生产组织和技术关联等方面，或在某些方面，或在各个方面，存在着相互矛盾、相互损害的经济关系，其结果是双方共同不利乃至两败俱伤。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当前的愈益严重的三农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工业中的资本集团以牺牲三农来实现自我利益的膨胀。在这个严重问题中，某些人所大肆鼓吹的现代经济发展规律，即以消灭“小农经济”和农民家庭工业为前提的“城市化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和基本指标”的思潮，对问题的恶性发展至少在客观上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这种思想观念，完全无视中国近代以来出现过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和经验，即中国的现代工业与农民家庭工业之间的密不可分相互关系——不论是良性还是恶性——对现代经济的成长与传统经济的变化起着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乡村建设旨趣》，《乡村建设》4卷14期，1934年12月。转见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57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2.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第197-21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3.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4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

4.费孝通：《我看到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4期。

5.吴承明：《吴承明集》第74-77页、第105-1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6.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第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7.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引言”第1-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8.李克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3期。

9.林刚：《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见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5集第24-5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10.林刚：《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与三元结构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3期。

1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第3-6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