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张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张兰馨

张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张兰馨

张謇去世已八十多年了，对张謇思想的研究在他在世时已开始，至今约有百年的历史。时至今日，在学术界研究张謇的兴趣长久不衰，并从历史学界扩展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领域，研究层面更为宽广，涉及文、史、哲等之外，在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城市规划、水利农垦、交通运输，乃至戏剧、美术、医学、慈善等诸多方面都有学者在研究，并取得了累累的硕果。

现将近百年来张謇研究大约情况，分三个阶段概述，以求教学界同仁。

一、张謇在世至逝世后直至解放前（1910—1949年）

张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办的实业、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创立了我国东南地区有名的大生实业集团，不仅惠及南通地区，也影响到上海乃至于全国。他的业绩也得到国内外人士的颂扬。当时上海《申报》、《东方杂志》、《学林西报》（英文）、《大陆报》、《密勒氏评论》等，都曾经介绍、宣传过他的业绩。北京的《神州日报》早在1916年就报导和赞叹过南通为全国的模范县^〔1〕，报导中提到“就南通教育言之，南通教育曾奉部令嘉奖之矣，全国且视为模范矣”。南通的建设成就也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戈登·洛德在编制中国《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中，最后一章以“通州”为标题，介绍了南通的经济、社会情况。报告中指出“张謇是使通州发展成为一座中国模范城市的主要人物”，在报告的结论中指出“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2〕。

1922年日本人鹤见祐辅曾到中国旅行，到过南通并拜访过张謇，1923年写成《偶像破坏期的中国》一书，他对南通城市建设的完善和设施的齐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做出了客观的分析。他指出：“张謇先生的南通州的事业是个人经营的经济发展事业，在自治方面有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政治特色，在经济方面，是扎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的重要的社会现象。对处于混乱状态的近代中国的救治必须从教育、自治和经济开发三个方面着手，张謇先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不仅使南通经济富裕，生产安定，又持续实施现代教育。因此，不能不说张謇先生的事业，是中国400余州县里面成绩卓著的一个。”他认为“如果中国有十个张謇，有十个南通，那么中国的将来就很有希望”。

1922年，日本人驹井德三受日本财团遣使来南通，经过数月详细调查了张謇所创办的企业和事业情况，于1923年写成《中国江苏南通州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1925年在日本正式出版。全书五章，介绍了张謇的履历及关系事业之沿革；张謇于中国政治界及经济界之地位；张謇关系事业之状况；张謇关系事业之现状；张謇关系事业之整理及完成这五章。可以说这是张謇研究史上的系统全面研究张謇的嚆矢。该书系统记录了南通的成就，分析了张謇思想，评价了张謇在当时中国的地位，这部著作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张謇思想的开山之作。这是张謇在世时国内外人士对张謇所创办事业的赞誉。

在20世纪初年，由于南通各项建设事业迅猛发展，使南通由落后地区一跃成为全国现代化工业发达的城市，成为全国现代化的楷模，曾吸引中外人士不断前来访问、考察、讲学。杜威、陶行知、黄炎培等著名的教育家，学界泰斗章太炎、梁启超都到南通讲学。王国维、陈师曾等到南通师范任教，京剧艺术家梅兰芳、欧阳予倩成为了张謇的莫逆之交。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第七届年会在南通召开。到会的名人科学家就有20多人，如马良（项伯）、梁启超、丁文江、陶行知、秉志、胡敦复、谭仲达、王伯秋、邹炳文、周仁、王进、竺可桢、肖叔纲、杨铨、熊雨生、仲心煊、梁思成、梁思水等，他们在会后参观南通的学校、工农业盐垦公司等企业，对南通的各种建设事业给予很高的评价。张謇捐助一万元作为科学社的基金，并被选为中国科学社名誉社员。这是张謇在世时人民对他的赞誉。

1926年，张謇去世后，张謇所创办的各项事业曾一度陷入危机。但研究张謇的活动并未停止。值得一书的是其子张孝若为纪念他父亲，1931年撰写了一部专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书中记载了他父亲一生的业迹，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张謇的专著。后来张孝若又整理了他父亲的文稿，编成《张季子九录》，实际是最早一部张謇全集，为学者研究张謇提供了第一手系统的资料。胡适为《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写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开辟了无数的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3〕

这个评价从今天来看也有一定的道理。1935年张孝若去世之后，不久就爆发了抗日战争，研究张謇的工作，也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直至解放后，20世纪50至60年代张謇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 解放后（1949—1978年）

解放后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建设蓬勃发展，人们对民族资本家参与国家建设，给予了积极评价。毛泽东主席对张謇创办的轻工业，给予很高评价，说：“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4〕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1957年之后，“左”倾思想泛滥，张謇的改革被视为改良主义（修正主义），被描绘成麻痹人民革命的毒药。张謇也被视为是比反革命更为危险的人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暴力革命为推动社会发展为唯一动力的思想指导下，张謇理所当然地遭到批判。虽然张謇的密友和助手刘厚生写了一本《张謇传记》，真实记录和比较公允地评价了张謇，他认为“张謇一生似乎是一个结束二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一个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为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5〕。但在那个政治气候下，未能得到学者的重视和正视就不足为奇了。

1961年至1965年间，以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为中心，展开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学界曾一度出现对张謇研究的热情。此次是以1961年12月《文汇报》发表的《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为开端，引起学界对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与袁世凯的关系以及在立宪运动中的地位等问题的讨论，激发了人们对张謇研究的兴趣。李时岳于1962年撰写的《张謇和立宪派》一书，及由扬州师范历史系整理的《张謇日记》（即《柳西草堂日记》）出版，该两部书为当时有价值研究的成就。虽然这段时间学者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他们运用的都是阶级分析方法，不免有些片面和偏颇，也有少数学者坚持唯物史观来分析，主观上希翼持平立论，也难免有苛求之处。这是在当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史学界的通病，这是“反修”、“防修”政治环境所带来的毛病，并非学者自觉的行为。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不仅张謇遭到批判，被列入“大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列，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张謇的铜像也被打翻在地，就是研究张謇的人，也遭到批判、迫害，被打成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甚至有的人因此被迫害致死。张謇研究被迫中断十年之久。

在这个时期，台湾、香港、海外学人对张謇的研究方兴未艾，累计发表论文著作不下三四十篇之多，重要的有宋希尚的《张謇的生平》、朱昌峻的《近代中国改良派张謇》等。1966年，台湾还出版了李通甫编辑的《南通张季直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集》。但由于国内对张謇的研究处于中断和停滞状态，受此影响，总的来说国外张謇研究也不是很活跃。

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张謇研究得到空前繁荣和发展（1978—2009年）

这个阶段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学术研究也进入了思想大解放，发展繁荣的时代。张謇研究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进入一个有组织、有系统、多学科、多层面、空前繁荣和发展的阶段。

以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为契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华民国的历史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把研究中华民国史列为国家重点规划，由著名历史学家李新、李宗一所主编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一、二编陆续推出，该书以其丰富史料，新颖的观点，对辛亥革命前后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活动做了较为正确的分析和评论，对张謇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经济活动给予了比较公正的对待。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学者茅家琦、严学熙、倪友春、杨立强等认识到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研究中国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特点，必须重视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为此他们花了很大精力。在南通学者曹从坡、穆煊等同志的支持下，帮助南通档案馆、博物苑、图书馆等单位，整理分析出版了第一手有关南通大生集团等企业的史料。1982年冬，为启动张謇的研究，在章开沅、茅家琦、丁日初、曹从坡、穆煊、杨立强等人的发起下，在南通市科联、南京大学、江苏省社科院联合筹组下，于1984年在南通市成立了“张謇研究中心”，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专门研究张謇的学术团体。从此开始了对张謇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活动进行系统的研究。该中心对协调张謇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有力推动了南通和全国各方面的力量，联合研究张謇的活动。稍后，南京大学首先成立了张謇研究中心，开我国高等学校研究张謇的先河。在二十世纪末本世纪初年，南通也相继成立了南通工学院张謇研究所，南通师范学院和通州师范也相继成立了研究张謇的机构，海门市也成立了张謇研究会，并出版了“张謇研究”刊物。张謇研究成为南通学人热门话题。南通越来越成为研究张謇的基地。南通研究张謇的老中青学者也逐步成长起来。

在众多学者研究张謇的成果基础上，1987年第一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在会上张謇得到了重新评价，张謇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会后出版了《论张謇——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此后，于1995年2000年又相继召开了第二、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在南通召开第四届国际研讨会，这些学术会后都出了各次研讨会的论文汇编，汇集了各地学者研究张謇的最新成就。通海是张謇的故乡，把张謇研究的重心移到南通和海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南通地区也真正成为研究张謇的重要基地。

在把张謇研究推向新的高潮中，有几次重要会议值得介绍。

1993年7月8日，首都各界人士集会，纪念张謇诞辰140周年。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工商联发起，有90多位学者专家参加。会上着重探讨了张謇办实业，办教育的思想。著名学者刘国光、于光远、邢贲思等在会上都做了发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做了重要讲话，肯定了张謇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拓者，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思想家”^〔6〕。首都各大报纸以及中央电视台都做了报导，把研究张謇推向新的高度，并拓宽了研究层面，从史学界、经济学界，扩展到教育界和哲学界，自此，国内掀起了“张謇热”。会后，于1995年，为深入研究张謇的思想，由曹从坡、杨桐任主编的《张謇全集》出版。这个全集虽然不够全面，但为众多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2000年夏，在北京由南京大学和中华全国工商联主办了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的开幕式上，党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作了重要发言。为配合这次会议的召开，同时出版了张绪武、梅绍武主编的《张謇与梅兰芳》、章开沅编著的《张謇传》。《张謇传》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张謇的专著，得到学术界一致的好评。这次会议上有80余位国内外学者参加，会后出版了题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第三届张謇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下集），共计77万字，集历届研讨会大成。

2003年春，由中国历史学会、南京大学、扬州大学、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与南通张謇研究中心，在扬州联合举办了“纪念张謇150周年诞辰高级论坛”，国内外近百名学者参加，江泽民同志为论坛画册《张謇》提写了书名，并题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会上对多年来张謇研究的成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其中有章开沅编著的《张謇传》、张兰馨编著的《张謇教育思想研究》、赵鹏编著的《状元张謇》、庄安正编著的《张謇先生年谱（晚清篇）》。同时受到表彰的还有《张謇全集》、《大生系统企业史》、《论张謇》等十四种文献资料；《张謇与梅兰芳》等两种文献图像；南京大学、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南通博物苑等七家单位；及章开沅、茅家琦等十位老专家也受到了表彰。这是首次对张謇研究队伍的检阅和表彰，有力推动了张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2009年4月，由中国史学会、南京大学、海门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张謇的故里海门市举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瑞典、荷兰等国，及国内各省市170位专家学者参加，这届会议是历届国际研讨会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组织得最好的一次盛会。宝岛台湾也派了著名的学者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张謇与海门——早期现代化思想与实践”，大会收到123篇论文，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历届。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张謇故里遗址、大生三厂钟楼和总办事处、常乐镇的张謇纪念馆、张公祠、扶海垞原址、颐生酒厂、张公堤等。参加了张公祠广场上张謇铜像的揭幕及张謇垦牧公园的揭牌仪式。还观看了由海门山歌剧团专场演出的《状元魂·江海情》。

这次大会影响很大。中央和地方40多家媒体作了报导，中央电视台四套还报导了大会开幕的盛况。这次大会把张謇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进一步把张謇研究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四、 张謇研究的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张謇研究空前活跃，1980年至2005年不完全统计，各地学者发表的论文累计达1200余篇，大大超过了1980年前历年文章的总和。各类专题著作有18部之多。目前张謇研究从组织机构、资料收集、队伍建设和学术刊物、基金会组织上已初具规模。组织机构建设形成规模的已有分布在各地的多所张謇研究机构。在我国高等学校中南京大学有南京大学张謇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也有研究张謇的机构，复旦大学、扬州大学也是较早开始研究张謇的学府。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经济研究所、哲学所，中央教育研究所都有专人在研究张謇。在台、港地区，在日、韩、法、美、德、英等国家都有学者在研究张謇。

张謇研究也吸引了不少中青年学者，史学界之外，研究经济、工程、艺术、城市规划、交通的学者也加入研究队伍，使张謇研究拥有更为宽阔的视野和空间并且扩展为多学科的共同研究的园地。目前需要把这支队伍整合起来，形成合力，分门别类，多角度多侧面深入地研究张謇的思想。我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张謇研究会，这个团体应以南通张謇研究中心为基地，联合各地区的学者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张謇研究有关资料的发掘、整理、编辑、出版已取得各方面的成就。并且在继续努力进一步挖掘基础资料的工作上，张謇全集的修订工作，正在进行。学者们期望的一部高质量的、资料系统全面的张謇全集即将问世。大家知道张謇一生的思想十分丰富多彩，其思想和实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城市交通、农村开发等，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因此要收集的资料就比较广泛。张謇的社会交往十分频繁，因此，对张謇同时代的人都要研究，也需要收集他们的资料，诸如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梁启超、张之洞、刘坤一、翁同和、吴长庆、汤寿潜、袁世凯等等。在经济界的有盛宣怀、严信厚、周学熙等，还有就是南通大生集团中坚人物，如张詧、沈敬夫、江谦、江知源等，这些人的资料十分浩繁，需要下大力气去收集、整理。张謇在国际交往方面的资料收集整理还有很多困难。如日、英、法、美、德、比、荷等国与张謇来往的人物，要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只有扩展比较研究，才能全面地认识张謇这个人物的历史地位，要用世界的眼光去观察张謇，张謇研究才能走出通海，走出中国，才能面向世界。人们期望的“张謇学”才能屹立起来，张謇研究才能成为显学。

目前张謇研究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方面还比较单调，往往流于就事论事，在研究课题方面是四面出击，全面开花，缺乏客观的分析和深刻的阐述，其成果必然停留在较低层面上。对于张謇研究应该有一个更高的境界，要通力合作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有显著效果。对于张謇的评价问题，似乎取得了一致认识，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实业家和教育家，有的称他为“儒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他提倡实业、教育以及在南通地区办了那么多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的原因，还要作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笔者认为张謇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急遽变迁的时代；是处于新旧交接、东西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新兴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各种新旧思想交相辉映的时代；是一个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科学民主与专制独裁、改革与守旧的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张謇受到外强侵略、民族存亡的刺激，感到士大夫应负起天下兴亡、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在考取状元，大魁天下之后，张謇放弃做官，独辟蹊径，艰难地开拓了一条士大夫视为贱业的工商业的道路，开始了改革创新的伟大事业。

张謇在南通大办工业、农垦、教育、交通、慈善等公益事业，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张謇开办这些事业的目的就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为了国富民强。他在一次股东会上说“籍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不能自治之耻”^〔7〕。

张謇在政治活动中，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认识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感叹“国事日非，京官朝吏不足与谋”，“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8〕。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救亡运动。甲午战争他是主战派，抗击日本侵略，痛斥李鸿章“主和误国”；维新运动中他站在康梁一边，支持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中为保存国力，其力促“东南互保”；在改革清政府的运动中，他提倡立宪运动，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辛亥革命中他放弃君主立宪，主张共和，加入孙中山临时政府，后来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辞官回乡；且他反对军阀混战，拥护五四运动，同情五卅运动。直到他逝世，他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改革家和政治家。这些都需要开展深入的研究，以求得出对张謇一个合乎历史地位、实事求是、公正的评价。

注释

〔1〕《南通社会之新写真》，《神州日报》1916年7月27日。

〔2〕《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

〔3〕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3页。（台）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4〕张敬礼：《回忆毛泽东、周恩来论张謇》，海门县文史资料第8辑，1989年12月

〔5〕刘厚生：《张謇传记》第286页，上海龙门联合书店， 1958年。

〔6〕《人民日报》，1993年7月9日第4版

〔7〕张謇：《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台）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8〕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508页。（台）文海出版社影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