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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啬翁自订年谱》/高广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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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广丰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org

我读《啬翁自订年谱》

高广丰

张謇的爱国、创新精神和他的早期现代化思想和实践,差不多都反映在一部《张謇全集》里了。张謇研究的第一步,是读张謇的书。脱离了张謇的著作,张謇研究真不知从何谈起!

最近参加的两个会议,给予我很大的启发。一次是“严迪昌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严迪昌先生是已故当代著名文学史家。在那次会上,年近八旬的顾启教授回忆说:“那时我们刚从大学毕业,严先生对我说,研究某人,就要读这个人的全集,读不到三遍,就不要谈什么研究。我当时吓了一跳。”但严先生就这么做了,他终于成了一代大师。是的,否则学术研究何须坐十年冷板凳?还有一次是南通举行“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会前遇到张光武先生,有位先生知道光武的身份后,便叮住他,说是要采访这个“张家户里人”,光武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研究张謇,要到张謇的著作中去采访。”研究张謇,最主要的是读张謇的书,而不是道听途说。我想,天道酬勤,因为未必人人都能像严迪昌先生那样去做,所以未必人人都能成为大师,但一个简单的道理却是明摆着的:研究必须读书。

过去我们许多人常常抱怨买不到张謇著作,现在新版《张謇全集》已经面世,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然而,八卷高头大章,洋洋六百万言,从哪里读起,却是个颇费踌躇的事。这使我想到颜渊对于孔子的喟然之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所以我很赞成沈振元先生在《关于“张謇再研究”之管见》中的观点。沈先生说,如果我们将张謇比作一座高山,把我们的研究比作登山,……大多数还在山脚,刚刚起步,因而视野不宽,路径不熟,常有迷茫的感觉,往往抓住一麟半爪加以发挥,拼凑成一些文字。……难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他又说,倘要知人论世,就应读其“文”,知其“人”,而只有读其“全文”,才能了解其“全人”。沈振元先生的话启示我们,从事张謇研究,需要全面了解张謇其人,否则所谓研究,“往往抓住一麟半爪加以发挥,拼凑成一些文字”。有的人凭空想象,演绎故事,称之戏说则可,倘若流传下去,却是贻害无穷的。

而要全面了解张謇其人,莫过于首先看看张謇的自我介绍,这就是张謇晚年所编的《啬翁自订年谱》。至于我们现在究竟如何评价张謇的一生事功暂可不论,至少张謇自己对于自己的认识就是如此,一部自订年谱,“立身行己,本末具矣”。

   张謇一生处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动荡时期,特别是“黄帝以来,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自今而后百千万年,民主之运于是始矣”,他自己说,“謇当其间,有一时一地一人一事之见端而动关全局者,往往亲见之,亲闻之”。一生经历的无数往事,一生交往的无数人物,到晚年大多数都可以忽略了,需要记下的,差不多都是重要的人和事。所以,《啬翁自订年谱》实际上是了解张謇一生的大纲。不仅如此,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啬翁自订年谱》中记录的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是张謇晚年对这些历史事实的思想认识。有些人喜欢标新立异地将一些本来不属于张謇思想行为的东西强加给张謇,以表示对张謇的崇敬爱戴之情。其实,无论是这些文章的作者还是读者,只要认真读一读《啬翁自订年谱》,头脑就会清醒起来。

所以我认为,从读《啬翁自订年谱》开始,然后根据它的提示,再进一步逐一拓展开去,阅读张謇的相关文章,我们就能对张謇有个全面的了解和总体的把握。而从事张謇研究,就必须从这一步开始。

《啬翁自订年谱》是张謇一生的总结,虽然写入年谱的未必全是大事和重要思想,但在张謇看来是一生的大事和重要的思想,一定都写进了年谱。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事件是年谱的特点,“系日有年,固有事在”,而一个事件、一个人物都有来龙去脉,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做点笔记,将某一事件、某一人物前后连贯起来,归到一起。这对全面认识张謇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也才不会辜负张謇写作年谱的良苦用心。

其中张謇对待政治的态度,就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张謇在《年谱自序》中说到自订年谱的原因:“謇年二十有二始有日记,至于七十,历四十有八年,视读古史殆易数姓。此四十八年中,一身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尚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不忍舍弃,撮为《年谱》,立身行己,本末具矣。”张謇自己认为,一生大事,“莫大于立宪之成毁”。所以我们不能否认张謇是个政治家,我甚至认为比起张謇其他所有的头衔来,他首先应该是个政治家,他一生的所有事业,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政治”二字。但是,许多人一讲到政治家,首先便想做实他是革命家,甚至最好能做实无产阶级革命家,否则似觉兴味索然,还以不提为好。于是,近些年有些人曾极力挖掘资料,把张謇塑造成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作为学术研究,其精神是可贵的,我始终对这些学者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认为有些当时的报刊资料,真真假假,如今日之网络然,很难避免其功利和蛊惑人心的目的,千万不能一概信以为真;而如断章取义,为我论述所用,令读者不能窥其全豹,那便更是不足为据了。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舍近就远,只要读一读《啬翁自订年谱》中张謇有关政治、立宪、革命的至死不渝的观点,再据此提示,读一点张謇的其他著作,细细考察一下张謇在历次政治活动中的言行,便完全无需我们多费口舌。

年谱中提及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需要特别加以关注。年谱的人物有五百之多,其中有重要的,也有许多不算重要的,这就需要通过摘录,把每个人物的相关内容归到一起,然后区别其是否重要。比如袁世凯其人,在年谱中提及约计三十五处,显然是个重要人物。我们把这些内容摘录出来归到一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张謇一生与袁世凯的交往和张謇晚年对袁世凯的整体认识。张謇第一次见到袁世凯是在光绪七年,“项城袁慰廷(世凯)至登州,吴公(吴长庆)命在营读书,属余为是正制艺。……旋予帮办营务处差”。在赴朝平乱中,袁世凯有很好的表现,在张謇奉命“措置前敌事,手书口说,昼作夜继,苦不给”之时,“乃留袁慰廷执行前敌营务处事”;到达朝鲜,“黎明登岸,慰廷颇勇敢”;因平乱有功,“(朝鲜)王飨余与慰廷”。而其后,袁世凯“自结李相(李鸿章),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有令公(吴长庆)难堪者”。于是张謇“移书切让之”,并且从此不通音问二十年。直到三十年,“以请立宪故,南皮(张之洞)再三属先商北洋(袁世凯),汤寿潜亦以为说,……至是始一为书”。而张謇也发现袁世凯所具有的才干,“议论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论治淮也颇慷慨激昂;看到袁世凯的各项事业,张謇甚至感慨:“袁为总督时,气象自不凡,张南皮外,无抗颜者”。之后是袁世凯做大总统,张謇成为其下属,直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张謇经再三辞职,终于与袁世凯划清了界线。民国五年,正月,“十四日,闻袁又取消帝制之申令,计帝制首尾八十三日”;“四月,闻袁病剧”,“六日,闻袁病卒”。将这些理清以后,我们可再与日记对照,至少可以发现有三处不同:一是光绪三十年张謇给袁世凯写信,日记是“与项城讯,循彦升说也”不是年谱所说的张之洞、汤寿潜;二是日记没有年谱所说的“袁迭电组阁,力辞,荐熊希龄”的任何记载;三是对于袁世凯的死,日记并不像年谱那么淡然,而是发了一大通议论,“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对此三处,我认为很值得研究,这是年谱反映张謇晚年思想的有力证据。第一处张謇对袁世凯态度的转变,说明张謇知人论世从偏重于道德层面彻底地转变到了政治层面。为了强调给袁世凯写信是出于政治需要,不说周家禄,而说张之洞、汤寿潜,因为张、汤是政治人物,周不但不是,而且二十年来还与袁保持着不错的关系。第三处不能不说张謇晚年对袁世凯及其复辟帝制的认识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至于第二处,我不敢妄加揣测,提请读者诸君研究。                                    

   有些事情,在张謇一生中不算大事,而张謇却直到晚年还决意写入年谱,足见对他的影响之深,我们在阅读时也就不能不注意。

   如,张謇四岁时,蝗灾肆虐,“饥民满道,……先母杂蚕豆作饭,见乞者恒辍箸予之”,至少说明母亲的良善之心已在张謇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种子。

   十二岁,“先君命与叔兄、五弟随佣工锄棉田草,大苦,乃益专意读书”。二十八岁时,张謇见张裕钊“先生在骡车中,辄握牙管,悬空作书”,感慨地说:“老辈之专勤如此!”这些事情显然曾经时时鞭策张謇刻苦攻读,专勤办事。

   对待老师,“先君必朝夕起居致敬礼”,父亲尊师重道的行为,对张謇产生的极大影响,在年谱中随处可见。孙云锦卒,“讣至,为位而哭”。王汝骐卒,亲抵太仓吊丧。赵彭渊去世时,张謇正在军幕,后来亲到无锡谒墓,又建赵亭纪念。张裕钊卒,“设位而祭”。李联琇卒,“过江致吊”。盛昱卒,“为位祭而哭之”。即使那位冒籍案的始作俑者的问业师宋琛(璞斋),张謇显然不满,且他对张謇又常诃责有加,还让张謇的父亲“任其买宅所值之半”,但是宋琛卒于山东时,三十四岁的张謇却仍“为理料其归葬诸事”。对那位不算称职的蒙塾师邱先生,张謇曾在《述训》中说,由于父亲的学费出得高,“视他儿逾倍”,因而“邱先生倚之,虑謇兄弟他适”“馆课故轻”,教了七年,“试对四字,尚不晓平仄”。但在年谱中,记下的却是自己六岁上学时不慎落水,“邱先生讶少一人,亟出视,见水涌动,伏桥援之起”,救命之恩令张謇终身感激不尽。据传后来张謇每次回常乐,总是先谒邱师墓,然后才进家门。

   杨点(梅汀)是张謇十分推崇的朋友,年谱中多有记载,特别是杨点的“义”。其中写到杨点与孙云锦的关系:先是光绪三年,孙云锦奉总督密札查办杨点“以征赋由单讧变案”,杨是“为民请命者,厅人皆冤之”,“经孙先生侦察得实,平反昭雪”;继是光绪八年,孙云锦被人奏参,“解淮安府任听勘”,杨点的反应是“公如被冤,原生死追从”;最后是光绪十八年,孙云锦逝世,“杨点至服斩衰服,哭尤哀”。张謇称赞杨点,一方面说明张謇自己的好义,一方面也说明杨点的义举对张謇的影响。

   孙云锦是对张謇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人物,张謇在年谱中对孙云锦着墨很多。同治十年,时任提调(通州)知州的孙云锦在奉命察究张謇冒籍案本末中了解了张謇。十二年,“孙先生知余贫,约明年去江宁为书记”,在自己月俸五十金的情况下,“给余月十金”。在江宁,孙云锦一方面“逢人游扬”张謇,一方面又批评张謇“少年使气”,教育他“须养气”,还为张謇“介见”了不少第一流的大师。孙云锦那样的身份,为张謇这个素昧平生的贫苦农家子弟做那么多事,无非是爱惜人才。后来到光绪十三年,孙云锦调任开封知府,张謇随往,恰值黄河决口。当张謇与孙云锦的长子东甫察看水势和饥民灾民状况后,“归告先生,泪如雨下,立诣巡抚请设赈局”。在有人反对设赈局时,“先生苦争”,“先生曰:‘官不做可也,眼前灾民,不能不救。’”十八年,“桐城孙先生卒。讣至,为位而哭。海门乡人,闻而会者数百人,……通人以先生豁免附城三税局,故亦为设祭,复合词上总督、巡抚,请奏付国史《循吏传》”。如何做官,如何为民,如何爱才,孙云锦显然是张謇认定的榜样。

   诸如此类的内容,如果我们把它们归纳起来,便一定能看出许多人和事对张謇的影响以及张謇直到晚年对它们的认识。

我读《啬翁自订年谱》,这是第二次。第一次读1994年版,心情浮躁,不求甚解,有些地方轻易放过了。“不求甚解”是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里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意思是读书要诀,全在会意,前后贯通,了解大意。但我认为,“不求甚解”是在文字并无障碍的情况下所必须采取的读书方法,否则固执一点,咬文嚼字,就不得要领,成了死读书,既不能会其意,更莫谈自己有什么新的见解。如果文字尚有障碍,半通不通,不要说会意,恐怕理解也往往会是错误的。

比如,年谱有一段话是说在冒籍案中,孙云锦奉彭久馀命“察究本末”的。1994版《张謇全集》是这样的:“先生以海门厘局总办汉军黄太守筱霭、海安宣城屠太守晋卿楷皆有书讼余冤,乃属璞斋先生理解之”。当时我虽然有过疑问:今海安县在当时并无建制,而是分属如皋县、东台县和泰兴县,何来海安太守?但我不求甚解,并未深究。新版断句改为“先生以海门厘局总办汉军黄太守筱霭(海安)、宣城屠太守晋卿(楷)皆有书讼余冤,乃属璞斋先生理解之”。两相对照,一目了然。海门厘局总办黄海安,字筱霭,汉军人;另一位屠楷,字晋卿,是宣城人。太守是清代对知府的别称,厘局总办的级别,应该是达到了知府的。

再比如,为王宾对张謇创办垦牧公司是否支持、张謇是否对王宾十分不满的问题,我曾经与人有过争论,就是因为能不能读懂文字的问题。光绪二十七年,张謇“与汤寿潜论荡棍掠夺公司荡草。厅同知颟顸,知州敷衍……”,显然张謇对海门同知和通州知州都表现出极端的卑视和不满。然而这位海门同知是谁呢?那位和我争论的人一口咬定是王宾。王宾是年谱中多次提及的颇为重要的人物,张謇都是肯定的,怎么忽然就翻脸了呢?倘不求甚解,也就罢了,但只要稍作探究,问题是不言而喻的。1994版《张謇全集》的日记是这样的:“十月六日,电督厅昏而失权。厅丞梁佩祥,广西人。”无论怎么理解,“厅丞梁佩祥,广西人”却是很明白的,断不会是王宾。那么一直认为的海门同知王宾怎么忽然变成了梁佩祥呢?将日记翻到六月,记有“二十七日,与西林去海门,合饯王同知”,“饯”是“以酒食送行”,即是说张謇早在一百天前就为王宾饯行了。而读新版就更为清楚:“十月六日,电督,厅昏而失。权厅丞梁佩祥,广西人。”“权”是“代理”。发生荡棍掠夺公司荡草的时候,恰恰正由梁佩祥代理着海门同知,于是“昏而失”,于是被张謇斥为“颟顸”。根据王宾办事的干练和他与张謇的交情,想来事情应该不会那样发展。

由此可见,读《啬翁自订年谱》一定要求其甚解,认真读,一字一句都不能随便放过。由于年谱文字简洁,有的显得语焉不详,所以有必要到张謇日记中寻找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我们再把新旧两个版本的《张謇全集》对照着读,那么就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再进一步说,年谱中有些本可忽视的地方,其实也还是不该轻易放过,深究一下很有好处。比如,光绪二十四年翁同龢被“开缺回籍”一节。许多人都曾引用其中张謇“引朱子答廖子晦语,劝速行”来说明张、翁之间的亲密关系,然而都没有深究张謇所引的“朱子答廖子晦语”究竟是什么。我知道赵鹏先生是个用心读书的人,于是我向他请教,他很快给我答复道:“早年我写张謇与翁同龢交游时曾为此查过《朱文公文集》,其中收录朱熹致廖子晦的书信多通,我觉得最近似的是:‘轻犯世祸,非欲如此,顾恐邂逅蹉跌,亦非所能避耳。要之,惟是不出,可以无事。一行作吏,便如此计较不得,才涉计较回互,便是私意也。’因为不敢遽定,故文章中未曾引出。不过据当时境况推想,翁同龢似乎对处罚不满而意欲申辩,张謇则认为事已至此言辞无益,这才恳劝其及早南回以远祸。这个推想与朱熹的‘惟是不出,可以无事’比较接近。”赵鹏由此作出了很独特的推想,很有道理。而他又“因为不敢遽定,故文章中未曾引出”。赵鹏先生读书、写作的严谨态度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当今浮躁蔚为风气的时候,我所称道的这种类于“书呆子”“死读书”的态度往往为沽名钓誉者流所不齿。然而要么不说张謇研究,凡是号称从事张謇研究的人却不能不坚定不移地做这种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