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愿同志会电约各省议长入都定计书》是“张謇第四次请愿书”吗？/邱华东

《请愿同志会电约各省议长入都定计书》

是“张謇第四次请愿书”吗？

——质疑郭士龙先生《张謇参与辛亥革命别录》之一

“立宪运动”是张謇政治生涯中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一段时期，而在“立宪运动”中张謇也写下了他一生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败笔。

2011年第3期《张謇研究》杂志刊登了郭士龙先生的长文《从立宪到共和——张謇参与辛亥革命别录》（以下简称《别录》），文中称由1911年3月24日（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大公报》发表的以孙洪伊领衔的《请愿同志会电约各省议长入都定计书》（一下简称《定计书》），是张謇以“北京同志会”与设在湖北的“联合会主任通信处”名义发出的“张謇第四次请愿书”。并称这是张謇等安排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打响了‘辛亥革命的前哨战’”等等^（1）。

历史上真实的情况真是这样的吗？

在“立宪运动”中，1910年1月中旬和6月中旬，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两次发起组织的、大规模的向清政府“请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都因为顽固守旧的满清大臣的反对和拒绝而归于失败。不仅如此，清政府还明令不准人民继续请愿，禁止报馆刊登请愿消息和发表评论，派遣密探监视各省请愿代表行动。6月27日发出所谓的“上谕”除了坚持“九年预备期”之外，还讽刺说：“论议院之地位，在宪法中只为参预立法之一机关耳，其与议院相辅相成之事，何一不关重要？非尽议院所能参预。而谓议院一开，即足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亦无此理”^﹝2﹞。可见，被“立宪派”视为救国救亡的“至尊法宝——议院（国会）”，在清政府的眼里根本不值钱。

但是，“立宪派”的“请愿国会”的信心不减、热情不退，决定发起更大规模的第三次请愿。要求各地普及于农、工、商各界，每省至少发动百万人以上签名。张謇为了提高请愿活动的力度、等级，还打算以江苏谘议局议长的身份发起组织“议长请愿团”（因反映寂寥，未成）。本来准备请愿活动于明年（1911年）的3月进行，不料时局突变。7月4日，《第二次日俄协议》签订； 8月22日，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这两件事，使中国上下举国震惊。立宪派遂决定乘资政院于10月份开院之机，提前发动第三次请愿运动。

10月3日，请愿代表团以《国会请愿团同志会干事孙洪伊等为日俄协约泣告国民书》通告全国，进行第三次请愿，警告说：“风云日恶，时势逼人”，“满、蒙全部，他人入室，已非我有”，“吾国四分五裂直旦夕事耳”，表示代表团已决定“抵死请愿，无论如何危险，皆所不计”，要求各地立宪团体“邀集大多数国民速赴各督抚衙门，泣恳代表速开国会，以救国救亡，或联电政府代奏。尤愿布告本省志士，各怀平日宗旨，竭其能力，但于救国有济，任用何种手段，分途并进，务求内外策应，声势联络……。吾国存亡，在此一举”（见1910年9月7日《申报》）。10月7日上午，又发生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热血事件。请愿代表团正在集中时，东北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17人忽来交一封《致代表书》，信中写道：“今我代表诸君热血潮涌，不惮牺牲一切，为同胞博莫大之幸福。吾侪具有天良，何惜此少数之血液，洒书数字，以表示此次将以血购国会。”并对代表们说：“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学生等与其亡国后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今日以死饯代表诸君之行。”赵、牛两学生随即拔刀欲自尽，代表们赶紧拉住二人之手苦劝。牛广生遂割下左腿一块肉、赵振清割下右臂一块肉，在《致代表书》上涂擦。各代表无不潸然泪下、热血沸腾，决以誓死请愿到底（见1910年10月14日《申报》）。8 日上午，青年张成珍又将自己的血书、所断左手食指及张云湖的血书送到代表团……。北京城简直沸腾，22日资政院通过《速开国会议案》，26日又通过《请速开国会折》，代表们兴奋不已。

而全国各省要求速开国会的热情，远远比前两次高涨，迅速响应代表团的通告。四川、山东、陕西、黑龙江、福建、山西、河南、云南等省加派新代表至京支援。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福建、四川、贵州、湖北、奉天等地纷纷举行上万人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连一向闭塞落后的甘肃，也派来了代表。河南国会请愿同志会宣言：“如此次请愿无效，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谘议局亦不开会，群起以死力争之。”（1910年10月27日《民立报》）更为令清政府感到严重的是，经滇督李经羲（李鸿章之子）的策动，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鄂督瑞澂领衔，粤督袁树勋、滇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河北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奎、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十九名“封疆大吏”，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见《国风报》第一年第26期《各省督抚合词请设内阁国会奏稿》）。

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作了让步，11月4日上谕宣布“著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随即强调“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并威胁警告“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2）。随即当天又发一上谕：“现经降旨，以宣统五年为开设议院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2），强令代表团解散回籍。同时为了向自己脸上贴金，显示此次缩短国会期限是如何如何地符合民意、多么得到民众的拥护欢迎，清政府急令北京各界举行各种形式的庆贺活动。据11月14日《申报》之《京师庆祝国会之盛况》一文载：“大清门前高搭彩架，悬月色大电灯一具；棋盘街中心以数千百红灯十字交叉，悬于空际。其他四周石栏杆，皆绕以是红灯，光辉灿烂，不啻群星拱北辰也。正阳门迤南马路两旁，悉树小红灯，上书‘国会’二字，直达天桥。兼以商铺龙旗、巷口彩牌楼，辉煌映目，别有大观。珠□口商会所搭之菊花彩牌楼，上悬电灯无数，车马游人塞途溢道，欢呼‘万岁’之声不绝于耳，洵为中国千古未有之盛典。又各学堂庆祝立宪提灯……，拟于本月初六日晚九点钟，在大清门外石栏杆开提灯会，欢呼‘万岁’，以表爱国之忱；……所编《庆祝立宪歌谱》，有唱歌功课之各学堂，先期按谱练习，俾是日到会时，沿途歌唱”；“京师各戏院，亦庆祝国会速开，将戏资减价三日，并将所演戏齣，选用吉庆故事，以名角扮演，用昭盛典”。

北京城如此热闹，“立宪派”内部此时却发生分歧。东三省以及直隶等地，由于历经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蹂躏，人民的危亡感特别深切急迫，坚决要求“即开国会”。奉天各界人士众议沸腾，数千人自动集会于谘议局，决定进行第四次请愿，通电各省协同，力争明年即开国会。

而此时的江浙“立宪派”的“精神领袖”张謇又是如何呢？11月9日《申报》登载了江苏谘议局的四份所谓的响应清政府“缩短开国会期限上谕”的“叩谢电”：

一是给北京资政院的：“北京资政院钧鉴：请愿有效，天恩高厚，感激涕零。钧院大力维持，谨代表大江南北，泥首叩谢。江苏谘议局叩。”

二是给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苏州抚部院钧鉴：请愿有效，天恩高厚，感激涕零。回念大力联合，各帅维持其间。谨代表全省人民，泥叩恭谢。谘议局。支。”

三是通告江苏全省的：“上海教育总会、苏州商务总会，并速转各团体：旨准宣统五年召集国会，速电资政院恭谢竭力，致欢忭为叩。谘议局（按：这是要求江苏全省随同发“叩谢电”，开庆祝会）。”

四是通告全国各省谘议局的：“各省谘议局鉴，请愿有效，感极涕零。已电院叩谢，想表同意。宁局。支（按：这是委婉地要求各省谘议局附和江苏谘议局一起叩谢）。”

这四份“叩谢”电报是如何出笼的呢？《申报》11月27日刊登署名“默”的《江苏谘议局之黑幕》一文中说：江苏谘议局“于缩短国会上谕，首先发电致谢，并电令各团体举行欢祝会。舆论哗然，群相骇诧”。“此次缩短国会年限事，谘议局于未奉上谕前，先于初三日接北京某议员电，谓国会准于宣统五年召集，代表则命民政部逼令出京。时谘议局适在常会期内，议员麇集。而书记长（孟森）接电后，乃仅与局中最少数之一二人商议，谓代表如此归来，太没面子，欲装代表面子，莫若以此缩短三年之功，归于代表；欲国民知代表请愿之功，莫若举行欢祝会。于是一面发电叩谢资政院，一面通电各团体举行欢祝会。此电之起草者何人？即常府议员，亦即请愿代表之一人，于君定一也。”

该文中给张謇留了面子，只点了秘书长孟森和于定一的名字。实际上事情很清楚，不言而明，没有谘议局议长张謇的授意和签名，仅仅秘书长等人是没有那个胆量，也根本没有那个权力以江苏谘议局的名义给北京资政院、江苏全省各团体以及全国各谘议局发任何“叩谢电”。后来张謇在谘议局中的作为，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由于“叩谢电”仅仅是张謇、孟森、于定一等三个人所炮制，其他议员甚至常驻议员全不知情，“故此电宣布后，各议员即纷纷向主持此事之一二人诘责”。11月10日《申报》登载江苏谘议局议员周系顺、黄澍深等的通电全国“公电”大加抨击：“南京。各报馆鉴：国会不即开，请愿目的仍不达，（江苏）谘议局径电各处，竭力致欢谢。议员多称未与知，大江南北亦未承认有此易‘零涕叩首’之代表”，“谘议局传知宁城各界后，无人起而举行者……。且既令各团体欢祝矣，则谘议局自不能不举。然欲举行欢祝会，又恐和附者仍无其人，……不得已，乃于开会之日，由张议长登台宣布谘议局应开欢祝会之理由，谓‘国会虽未能即开，然已缩短三年，不可谓非朝廷之俯顺舆情，故理应欢祝’。不料，各议员反对如故。……张议长乃令起立表决，于是起立赞成开祝会者仅三人而已，而谘议局之欢祝会遂决然罢议”。南京各学校指责“叩谢行为有碍代表继续进行请愿”，“人民之目的终未达，何庆之有？何祝之为？”坚决抵制所谓的“欢祝会”^（3）。其他各省也仅浙江和贵州附和。

受“叩谢”的北京资政院的反映又如何呢？《江苏谘议局之黑幕》一文中说：“资政院者，受江苏谘议局‘电谢’者也，乃非特不领其盛情，而反为易议员等（指易宗夔、李素等人）大声唾骂。北京某报馆为各省谘议局机关，受江苏谘议局贴费二千元者也，乃非特不稍为隐讳，而反予以揭示。羞哉，江苏谘议局之徽号！”据《资政院会议速记录》载：改为1913年召开国会上谕宣布后，（资政院）民选议员（按：资政院议员分“民选”和“钦定”）极不满意。在11月7日的会上，秘书刚刚读完江苏、浙江“叩谢”电报，“忽闻议场南面发一种悲凉之声，谓国会开设年限乃可吊之事，非可贺之事”。继之易宗夔提出《质问会议政务处国会何故必须缓至1913年开设》的说帖一件，获得通过。……（议员）李素发言说：“外人对我国家瞬息万变，实有不可思议之状态，倘使我中国有幸到宣统五年仍是完全无缺之中国，尔时致贺犹为不迟。今速开国会之目的不能达，人民失望，而江、浙独争先电贺，以懈怠民气，本员甚觉痛心。”^（3）

1911年3月24日《大公报》发表的以孙洪伊领衔的《请愿同志会电约各省议长入都定计书》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如郭士龙先生所说的“第四次请愿书”，“打响了‘辛亥革命的前哨战’”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清廷“缩短国会期限上谕”发布的第二天，“立宪派”在北京的请愿代表团开会议决：“解散请愿代表团；保留‘国会请愿同志会’；拟组织政党。”^（4）可见，他们已经“遵令解散”，不再进行请愿活动，《定计书》根本不是为了再次请愿！那么，“定”的是什么“大计”呢？就是那最后一条决议“拟组织政党”。当时请愿团的负责人之一徐佛苏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四月）廿九日忽接数省电函，云各省谘议局议长、副议长即日北上，开第二次联合会，并筹组织大党。”^﹝5﹞——原来，是准备“筹组大党”。这个由“立宪派”组织的“大党”，就是“宪友会”。《申报》报道说：“谘议局联合会发起组织政党。……将‘帝国统一会’改组，定名为‘宪友会’。（五月）初三日假松筠庵开发起会，初八日开成立会”，推举雷奋、徐佛苏、孙洪伊三人为常务干事^（5）。徐佛苏在信中谈到组织“宪友会”的目的：“此（宪友）会声势极隆，三数月之内，各省必皆有分会成立，且必有七八省占全盛之势，在宣统五年之国会，必占大多数议席。”^（5）原来，“立宪派”们已经做着组织政党、等到宣统五年在议院里争夺席位的美梦了，可谓“定计”深远。《定计书》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请愿书”，也根本不是出自张謇手笔。——而且由于“叩谢电”事件，张謇将自己置于强烈要求“即开国会”的大多数“立宪派”和广大民众的对立面，受到江苏以及其他省谘议局，包括北京资政院“民选议员”的谴责，声誉大减，以至后来“立宪派”所成立的政治团体和政党（包括“宪友会”）的领导人中，都没有张謇的位置。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张謇在政治活动领域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参考文献：

（1）郭士龙：《从立宪到共和——张謇参与辛亥革命别录》《张謇研究》2011年第3期。

（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

（3）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4）迟云飞：《清史编年》第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5）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