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翁情结和张、李心结/张光武

张、翁情结和张、李心结

                                       张光武

张謇之与李鸿章、翁同龢的关系，历来为学人论史焦点，而解读不一。李、翁二公是与晚清政局有极大关系而又水火不容之人物，而又均与张謇有极大关系，由三人关系切入解读，或可见晚清政治与张謇身处其间立场之冰山一角。张謇与翁同龢关系，学界烂熟于心。张謇甲午恩科年大魁，与翁氏力荐有莫大关系，而此前翁氏为求张謇脱颖，竭尽心力，一二再四五，古来少有，其情动人。后来张謇为报师恩，真情涌动，亦有故事日记可索，至建望虞楼为高潮。而今苏通大桥已成，南通常熟咫尺之间，望虞楼已成历史，到了回望反思之时。

张、翁结缘，最早是在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乡试期间，翁时任副主考，与主考潘祖荫力争将张謇由第六名拔至第二名。翁同龢自同治元年（1862）授任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其后数度涉及文衡，屡任考官，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可谓阅人无数。张謇固奇才也，然首度邂逅即获翁氏青睐，尚有深层原因：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出兵进抵仁川。为阻止日本吞并朝鲜，淮军将领吴长庆奉命率兵赴朝平定局势，张謇以主要幕僚身份随行至汉城。兵变平定，张謇居功至大，因身处政治风暴中心，张謇撰写的《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及《善后六策》等政论，极力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条分缕析，言之灼灼，受到包括翁同龢在内政界高层注意。其实此时，张謇已入翁同龢法眼。时间应在1885年顺天乡试前三年。

此时丁忧期满归京的李鸿章对张謇之态度向受史家关注。其实李鸿章对张謇当时并无太大成见。据张謇壬午年八月二十二日记：“与枚生讯，辞合肥相国、振轩督部及延陵合荐。”，合肥相国等三人，即李鸿章、张树声和吴长庆。张、吴二人保荐张謇等赴朝立功人员，李鸿章是愿意领衔合荐的。此其一。其二，张謇所著《朝鲜善后六策》由张树声之子张华奎抄录并在京中散发，翁同龢、潘祖荫和宝廷等朝中要员均已看到，又为满员宝廷“采以入告”，致惊动慈禧，亲向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垂询，此举自令李鸿章措手不及且视为越轨，乃有“嗤为多事，搁置不议”之说。

其实事过境迁，李鸿章这一面，仍存爱才之念，用才之心。越两年，1884年秋，张謇料理吴长庆丧事归里，时任两广总督之张之洞有延揽意，因张謇系淮军吴长庆旧属，乃央李鸿章转达其意，鸿章命袁子久（保龄）具体执行。《张謇年谱甲申七月》记：“北洋又以粤督六月之托，属袁子久见招，子久并述北洋意，亦辞。”李鸿章原是受张之洞托为之延揽，说辞中却夹带私货，媒人换做下聘人了。张謇与刘厚生交谈时说得更为具体：“派人坐一轮船，沿渤海口岸遍询从奉天省南下轮船中，有则请其赴京，并述北洋延揽之意。”求才若渴之意毕见，自非今人可思。之后，便演绎出张謇“南不拜张，北不投李”的故事。

对于李鸿章，张謇心情有复杂之两面。1911年，时隔近30年，张謇在致东三省交涉使韩国钧信中说：“方壬午、癸未之间，下走参预吴武壮公援护朝鲜，即上书直督，请达政府，于朝鲜则援汉玄菟、乐浪郡倒，废为郡县；或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而为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琉球，时张靖达公回粤，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足见壬午、癸未年以来，历历诸事，一路演变，大不尽人意，甲午之役更令国家元气大伤，于张謇而言，可谓无一时不能忘记。此痛惜遗恨之情，固非私人怨怼也。此为张謇对李鸿章态度的一面。另一面，李的雅量，李的识才、惜才、用才之心，作为当事人的张謇应是心存感佩，他在《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中坦言：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慨遗世之心。七月南还，矢意韬戢。方道出沪上时，见故人束畏皇为南皮见辟之书，即自奏记，敬谢不敏。迨九月，漱兰年丈又复劝驾，重以前说申辞。诚不知中间执事于謇遣使命舟，并渤海而踪迹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

可以想见，在罗致人才这一点上，李鸿章与翁同龢有一样的胸怀和眼光，张謇是深为所动的。如此，在对张、翁和张、李关系的认知上，基本可排除私人恩怨因素。

一部分学人把目光停注在张与翁惺惺相惜、师恩难忘上，其路径不失可取。知恩图报，是张謇作为“士”的基本品格，不仅于翁同龢，于吴长庆、赵菊泉、孙云锦等皆是如此。然仅裹足于此看问题，则是低估了张謇和翁同龢这两位晚清重要历史人物的政治人格。

其实，张、翁和张、李关系之分野主要还在政见异同上，这比较符合这三位历史人物真实的政治品格。

宕开一笔，先述绕不开的翁、李关系。翁同龢，咸丰六年（1856）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为晚清清流派领袖。在道、咸、同、光四朝，翁氏几代累任高官。其父翁心存、兄翁同书皆为晚清重臣，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更为两朝帝师，时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咸丰九年（1859），翁同龢长兄翁同书为安徽巡抚，时定远为捻军和太平军围困，同书弃城。次年，寿州团练苗沛霖因与其他团练仇杀而背叛攻寿州，同书允其请，恕其前行，更以其仇孙开泰、蒙时中首级交付苗氏，结果苗仍反悔不降。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具折严劾，谓丢失疆土在先，受贼玩弄继之，奏折中更有“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句，笔笔刀刃，架当今于大义，置同书于不覆，具折人即为李鸿章。依大清律，同书被定“大辟”（斩首），实判流放西北，三年病死。翁心存亦急病死。有人便据此推测翁同龢与李鸿章同朝为官，“徇私报复，倾陷排挤，无所不用其极”。更有将翁、李二人政见不同归为私人恩怨，将民族大义无端庸俗化，进而捕风捉影，将莫须有之军费问题说成战败理由，把罪责推至翁同龢身上，此种评判实在牵强附会，不负责任，显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之嫌！若照此逻辑推测，凡同朝为官者，其先人、家人中有为对手所参而致政治落马的，为避嫌计，其人便须终身唯对手马首是瞻而亦步亦趋，对手正邪是非一概弗论乎？其论言出无据，极类街谈巷议，无事生非，以讹传讹，实为史家大忌。

翁、李有隙，其实质是政见之不同，翁为清流派领袖，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形成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李鸿章则为后党重臣，翁、李之争，说到底是帝、后两党政见之争。再说翁同龢为官60年，终其一生所涉重大事件，除开甲午战和之争另述，有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为晚清中国法制体系自我完善之典范；有支持盛宣怀（盛为李鸿章亲信旧属）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其主持之户部拨银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该行，为中国通商银行最初营运资金；更有康梁等维新主张亦皆由翁氏极力向光绪推荐，并从户部拨银1500两作为强学会活动经费，又密奏光绪“教育为自强之本，未可遏阻，使天下寒心”，复亲自起草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奏章，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采纳康有为等汰冗员、停捐纳、修则例、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荐人才、修铁路、开银行等十二道新政，自是打开晚清政改新局面；翁本人更代光绪拟《明定国是诏》，是诏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颁布，掀开戊戌变法一页。翁氏故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作诗十四章缅怀故人，中有句云：“中国维新业，谁为第一人？王明资旧学，变法出元臣。密勿谋帷幄，艰难救国民。”仅上述诸事，足见翁氏政治风范之一斑，而“徇私报复”之说自可不攻自破。

至此可专述甲午翁、李之争。仍从翁氏作风讲起，昔年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章节，第一次进讲《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翁即反复阐述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之后，又讲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迹，以史为镜，借答两太后提问，指陈时弊，提出对策，直言进谏，为当朝少见，可称直臣。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亲政，翁仍赴毓庆宫书房授课。此间翁不断向光绪呈送西学著作，并与光绪讨论时政，直至引起慈禧和帝党疑忌，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绪毓庆宫书房。翁氏行迹，可称贤臣。今人有论，谓翁同龢当年急欲挫败李鸿章，是以拼命主战，将抗击外敌诬为廷臣内斗所致，其论荒诞而不经，不但于翁不公，于李也不公。可以断言，主战与主和，皆是出自国家利益，政见不一，不能形成合力，这是历史的遗憾，民族的不幸，又属必然。

甲午战事既开，中方屡战不胜。慈禧惊惧，乃令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胡思敬曾有记述：当翁问及北洋舰队接战事，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良久，反诘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对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愤然答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纪检官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胡思敬：《国闻备乘》）于是，后人（包括胡思敬）又拿此来做文章了。其实，翁氏确以财政困难为由，限制北洋水师经费支出，且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然翁氏治户部，经费支出需统盘考虑，这是常情常识，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事为1887年，其时为堵黄河郑州段决口，乃将《海防事例》改为《郑州事例》，一面是海防，一面是民生，孰轻孰重？郑州工程结束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本人均未及时提出购买新式船舰，及至甲午战事起，翁氏即令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而李鸿章之淮军所存银钱800多万两并未用于甲午战事，可见淮军兵败并非军费所致。若诚如胡思敬所言，有鸿章反诘翁氏事，当属情急搪塞之词，鸿章之机变口才可知。故将甲午战事中北洋水师及淮军败绩归咎于翁氏长期克扣及拒绝给鸿章拨款所致，实属荒诞不经之至。

顾视翁氏平生经历，自非长于军事，鸿章长期鼓吹北洋水师实力，翁不知底里，自是深信不疑，曾与王伯恭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王伯恭：《蜷庐随笔》）及至屡战不胜，方起疑窦，于离津前令其姻亲、时任长芦盐运使季邦桢将北洋水师“将士之贤否，军报之虚实，器械之良窳”实情相告，故可以相信，翁氏之极力主战，正是出自对清国海军力量的自信，而与其一贯清流派思想相合。王伯恭者，李氏幕僚，翁氏门生。

后人谓张謇以“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言论影响翁同龢，实为主战派首领，此言不谬。盖张謇对淮军之信任，源自在淮军幕府长期历练和在朝鲜处理壬午事变的实际经验，对于参战淮军诸军装备士气、各部将领带兵作战能力以及朝鲜地理形势，张謇了然于心，对于与日本一战，他确有充分信心，唯一担心且在对日开战一个多月为其察觉的是，“其实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然而，更令他惊惧痛心的是，在他离开淮军短短十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国主要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淮军及北洋水师之腐败竟如黄河决堤、洪水泛滥一般迅速，叶志超、黄仕林、张光前、赵怀业、卫汝成等为其所知、向以“敢战”自诩的淮军将领一个个都成了贪生怕死、冒功欺罔小人，军队作战力到了不堪一击地步。不仅是张謇，连作为淮军和北洋最高统帅的李鸿章也发出哀叹：“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再次坐实甲午败绩并非军费而是军队自身之糜烂腐败。其实甲午战前，张謇深知，李鸿章为淮军首领多年，树大根深，盘根错节，领衔战事，主持对日战事全局，自非李氏莫属，提议对李“鞭策而用之”，核心一点，还是主张李长军事。故最后败绩，令他抚今思昔，对李鸿章极度愤怒和失望。推根究源，张謇认为，“养痈为患”，责任在李，乃痛心疾首，指陈李鸿章“非特败战，而且败和”，“以四朝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直指李鸿章消极误战、主和误国之罪，其慨然之言，掷地有声，“流沫传诵”，里巷皆知。恭亲王奕阅后惊叹：“奏参李鸿章之折，有十余通之多，惟张謇之奏，最为切当。我们今日遭到日本祸殃，都是李氏一手所酿成也。”是折正气凛然，以致连李鸿章本人都承认“笔意尚健”。

回顾甲午败绩深层原因，其实为二。一为腐败之专制政体，二为落后之国民素质。军队来自国民，国民素质如此，军队素质可知。如李鸿章本人所言，大厦之将倾，岂是几个裱糊匠所能够扶持得住的？平心而论，甲午之辱，李鸿章作为北洋和淮军最高统帅，平日疏于督导，治军失察，战前绝无必胜信心，又无“必战之准备”，应负主责，但不应负全责。中国军队之不堪一击，非自李鸿章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GDP是英国6倍，清军100多万人，进入虎门的英国远征军仅4000多人，结果清军吃了败仗，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56年，中国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度败绩。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当时李鸿章还没有后来在政坛纵横捭阖之地位。及至至甲午海战前，中国GDP是日本的9倍，中国并非在经济实力上上不如日本。故甲午罪责不在李鸿章一人一身，谓甲午之辱“是李氏一手所酿成”之断，与光绪后来“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主战，次举割青岛”将责任一并推给翁同龢和主战派一样，均属失之偏颇。

甲午败绩，是中国近代政治的转捩点，也是清廷最后走向覆亡的导火线，自此，晚清在下行曲线愈行愈速。这一前景，翁同龢、李鸿章和张謇都看到了，他们三位都是将一身交给国家、民族的人，均不愿见此惨烈前景，然个人归宿却多有不同。

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位居25年的满清封疆大臣之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搁置闲散。之后，李鸿章出任粤督，北方爆发义和拳运动，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慈禧挟光绪逃往西安，北方局势陷入一片混乱。慈禧一纸任命“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0月，李鸿章抵京，一病不起，漫天要价的联军慌忙泡制“议和大纲”，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之数由一开始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正合其时中国国人之数，即一人一两。签字后，李鸿章即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已是病入膏肓了。他在病榻上仍心念国是，在奏折上写道：“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11月7日，“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的李鸿章已油灯耗尽，临终前曾口占遗疏，中有言：“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是为肝肠寸断之血书，劝行新政之意，亦见于其中。

至于翁同龢，仍回溯至1894年8月1日起之中日甲午战事。16日，平壤失守。17日，黄海战事爆发，北洋舰队败绩。翁氏意识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21日，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 10月24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次日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数地。31日，翁同龢诣光绪，“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11月3日，翁被补授军机大臣。8日，锦州失守，旅顺岌岌可危，翁请派唐仁廉赴旅顺增援，获允。22日，旅顺失陷，翁闻讯“愤虑填膺”。乃请启用湘军，以刘坤一为帅，以求挽危局于一旦。其议亦获采用，命刘为钦差，节制关内外各军。1895年初，日军继续进犯。1月10日攻陷盖平。翁仍坚持抗战，提出“悬破格之赏，不次之迁，以作将士之气”。之后，荣成与威海南帮炮台相继陷落，翁氏益感“大局糜烂矣，焦灼愤懑，如入汤火”。2月2日，威海卫城与北帮炮台尽失，翁氏乃惊呼：“愤极愧极！寇深矣，若之何！”屡战无功，朝廷转意，13日，乃改派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主战派至此大势已去。

4月3日，翁氏获知鸿章来电所示和约十条，益感愤懑，“胸中垒块，未易平矣”。次日，其明知光绪意图议和速成，仍犯颜直谏，“力陈台（台湾）不可失”，“恐从此失天下人心”。俟马关条约签订，翁再度直谏，“极言批准之不可速”。19日，翁读台湾来信，“字字血泪”，倍觉内疚，有“无面目立于人世”之感，“力陈批准宜缓”，以求救急之法。5月2日，光绪意决，批准马关条约。6日，中日代表烟台换约。清廷决定限期割台。17日，翁同龢“见台民公电，为之流涕”。至此，大辱已铸，帝师翁同龢在光绪心中之师生情谊亦开始出现裂痕。

1898年，中国政坛风云变幻，翁氏本人命运也面临极具戏剧性之变化。

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期间，康、梁等维新主张皆由翁氏极力向光绪推荐。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始。至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5月末，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病重，慈禧携光绪去恭王府探视。光绪与恭亲王独处时，谈及即将实施的新政。恭亲王问及主持新政人选，光绪答是翁同龢。恭亲王即谓：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大错。

6月16日，慈禧发动突然袭击，将翁同稣开缺回籍，一举切断康、梁与光绪间直接联系的纽带，乃由光绪下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於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於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其时距新政起步仅5天，后党与帝党力量之悬殊不言自明。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恢复训政，对翁同龢犹未解恨。12月4日又奉朱谕：“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开缺升级为革职，且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分明连甲午主战和百日维新的旧账一起算了。

1904年，同龢去世，消息传到北京，庆王循例请示丧葬典礼规，光绪竟至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主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光绪历数翁误国之罪，信邪？史官文化和记忆一样，靠不住的居多。直至1909年（宣统元年），又诏复翁氏原官，追谥文恭。

同龢之与光绪，师生关系长达24年，其人在晚清内政外交中之作用世人共睹，自甲午战事至戊戌变法，又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形成与后党抗衡之帝党，力图变法维新救治中国，最后功亏一篑。不亦悲乎？

再说张謇。甲午战败，对张謇而言，可谓百感交集，痛定思痛。张謇后来论及：“中国之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终于决然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自强之路。

1895年冬，张謇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在通州、海门一带集资兴办纱厂，开始“舍身喂虎”的艰难创业。这一年，他由梁鼎芬介绍，列名上海强学会，对康、梁政治见解表示赞成。并受翁同龢委托草拟《京师大学堂办法》。

1898年春，百日维新如火如荼，张謇因事去京，以其多年政治历练和对清廷政局之洞察，乃对康、梁晓以欲速不达之理，指出轻举妄动，操之过急，将会适得其反，走向主观愿望反面。之后，为避免卷入更深政治漩涡，他婉辞孙家鼐京师大学堂教习奏派，匆匆离京，抵返南通操持大生纱厂开办投产事，次年（1899年），中国首家民营纱厂大生开办投产。

1901年，李鸿章辞世。1904年，翁同龢撒手西归。他们都怀抱着对中国富强之期盼黯然离去。其时，为他们学生辈的张謇正意气风发，怀“天地之大德曰生”民生理念，以“父教育而母实业”为路径，扬帆起航，在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他的富民强国宏图。

百年已矣，中兴有望，回望前贤，子规啼血，能不怆然涕下乎？

（作者系张謇侄孙，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