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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国学   嘉惠士林/沈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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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振元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org

保存国学   嘉惠士林

——论张謇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沈振元

图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办好图书馆,发展图书馆事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张謇一生致力于实业、教育救国大业,也十分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1905年起,先后撰写《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等七篇文章,对如何改革藏书体制、办好图书馆有诸多建树,并亲自筹划创建南通图书馆,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纵横比较,变革藏书体制

张謇胸襟宽阔,目光远大,他认为,“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眼光;而办一国事,就要有世界眼光”。他办图书馆,既有历史眼光,又有世界眼光。他纵观历史,发现古人“行人采书,太吏掌典,司职之属,详于周官”〔1〕。若进一步考察“周官外史之制”“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事,掌达书名于四方”〔2〕。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书籍,名器虽然天府簿录,藏史主守,但能“公诸天下”,大家都可以明晰。如孔子要考证先王的遗训,研究礼乐的精妙,“必观于周”。他到周后也一定要拜见老聃,因为老聃是“周主之藏宝耳”,也就是说老子是周王室图书馆的主管。当时书籍不多,这种图书集中于王室的藏书体制,不仅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适应,而且对保存我国五千年丰厚的文化遗产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藏书体制发生了变化。至清代,藏书体制主要有两种:一是朝廷征集的书籍,属皇家藏书,被尊为“中秘之藏”,专供帝王及大臣阅读,普通的知识分子无缘问津。二是民间搜辑的书籍,属私家藏书,因“囿于一隅,限于财力,故扃键锢箧,私于其家者有之,不能责以公诸天下也”〔3〕。私家藏书,由于受地域限制,收藏的面不广;受财力限制,收藏的书籍不多,也不全。因为书属私家所有,往往将书锁在书房之内,关在书箱之中,旁人无权阅读。无论皇家藏书还是私家藏书,都把书籍这一人类共同的财富变为供少数人专用的东西,阻碍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使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久相慨惜”。于是,张搴上书学部和张之洞国相,希望他“循周官外史之旧章,本孔子藏书之故训”〔4〕,先由政府出资建帝国博览馆,然后推进各省府州县建公办图书馆。

张謇放眼全球,通过横向比较,觉得应当改变现有的藏书体制,使图书更好地为教育服务。他说:“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近今以来,政举事理,且骎骎为文明之先导矣。”〔5〕究其原因在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6〕,而且他们“有图书馆、博物院为学校之后盾,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合古今,搜讨而研论之”〔7〕。因此,西方的教育质量远高于中国,能培育更多高水平的人才。张謇认为,只有变革现有的藏书体制,办好各级公用图书馆,才能“上可以保存国学,下可以嘉惠士林”〔8〕

二、建言献策,推进图书馆建设

张謇视办图书馆为“必办之事”,但推进全国的图书馆事业是一项艰难复杂的大事。他说:“事固有必为,时固有适至;必为而时不至焉则需,适至而事可为则决。”〔9〕意思是说,必须要做的事当然应当切实去做,办事的时机也会适然而至的。但必定要做的事,如果时机不成熟,不要强行去做,而应耐心等待;若办事的时机已到,不能坐失良机,而应当机立断去做。为了推进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张謇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先后作《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和《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直接向政府上层人物建言献策,制造舆论,讲清道理,扫除思想障碍。在阐明建馆意义的同时,张謇提出六条建设、管理图书馆的办法:(1)建筑之制;(2)陈列之序;(3)管理之法;(4)模型之部;(5)采辑之例;(6)表章之宜。每条建议都很具体,如“建筑之制”,从如何择地,到如何建楼,以至“馆中贯通之地,宜间设广厅,以备入观者憩息”,“隙地则栽植花木,点缀竹石”〔10〕等都一一明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在张謇的敦促和推动下,清政府于1909年12月正式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章程”确立“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为图书馆的宗旨,开启了由私家藏书向政府公办图书馆藏书演进的道路,调动了地方政府办图书馆的积极性,推动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章程”的引导下,京师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江南图书馆等一批全国著名的图书馆相继问世,南通图书馆也应时而生。

三、并蓄兼收,广纳中西典籍

图书馆品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藏书的数量和质量。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张謇的文化观,从总体上看,一直坚守中学是立身之本的原则,反对“扬西抑中”“弃本逐末”的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别的历史、政治和风俗习惯,不能“强彼以就此”,“更何容抑已以扬人”。同时,他又十分注重吸纳西方文化,努力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祈通中西”。他大胆提倡向欧美、日本学习,“导公益于文明,广知识于世界”〔11〕,主张图书馆藏书应“并蓄兼收”。

首先要“并蓄”古今。中国是世界“最古之国”,文化遗产浩如烟海,“璀错缜纷,实难窥测”。仅康熙、乾隆两朝奉敕选进之书,就相当于汉代的延阁广内金匮石室和隋朝的修文观文妙楷宝台所收贮之书的百倍。如果“以贞观公私之画史,景祜崇文之总目,宣和博古之图,宣德鼎彝之谱”和清代网罗收贮的书籍相比,就好像“沧海之于行潦(路旁的积水),泰岱之于培塿(小土丘)”〔12〕。因此,经营图书馆必须“博采陈编,广弆旧籍”。南通图书馆建成后,张謇作《为图书馆征求乡先生遗著启》,提出了征求遗著的具体办法:“诸君子倘有先人遗著,轶代宏文,或系已传之稿,或为未刻之书,廓然至今,举赠敝馆,当为什袭而藏,或集资付印;如必需值,请示傅别(票据),亦可论购以宏架签。”对被西方入侵者掠走已流落英伦的《永乐大典》,张謇表示也要“从彼借抄”,或用五色影照将其取回;对流散于国内士大夫之家的珍贵典籍,“宜下令征求”。如此等等,足见张謇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珍惜。

其次要“兼收”东西。张謇认为,并蓄兼收“若取广义,并当益以东西译籍”〔13〕,明确把收藏东方和西方译籍作为图书馆的应有之义。在图书分类排序时,主张“中籍仍以经史子集为经,时代先后为纬。东西译籍当以科学门类为经,时代先后为纬”〔14〕。张謇强调,“近数十年中,欧美各国科学日新,述作益侈,宜留余屋以待旁搜”〔15〕,足见张謇对外来文化的重视。特别令人感动的是,1917年,已65岁高龄的张謇提出了一个汇通中西文化的庞大计划:“謇诚不敏,诚薄劣,妄欲甄集泰西旧新有用之书十万册,延我熟精泰西诸国文字之士数十人,尽十年二十年之岁月,择要移译,以证通我六经诸子之说,以融德艺,以大启我后进。审已而抉科,分程而遒轸,以裨佐世宏儒者之效,岂非衰年之至乐乎?”〔16〕充分显示张謇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博采众长的远见卓识和会通中西的宏大气度。

四、身体力行,创办南通图书馆

1907年,清政府宣布九年立宪。1908年,南通厅州县城镇乡自治公所次第成立。按地方自洽章程要求,南通的中小学、教育会、劝学所、宣讲所、阅报社已分年办理,图书馆已成为“必办之事”。当时办馆“卜地非无其所,而建屋苦于无资。公同计划,相顾踌躇”〔17〕。为解决建馆与“无资”的矛盾,张謇写《请建图书馆呈》,根据学部奏陈的《普及教育法》精神,“小学校舍可以借用不在祀典之庙宇”,提出将南门外的东岳庙改为图书馆,请求地方政府批准,从而取得了办馆的权利。1912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许多革命青年破迷信、毁神庙,张謇因势利导,改帅庙为医,改岳庙为图书馆,经过整理修缮,图书馆已初步具规模,“凡藏书之楼十有六,阅书之楼三,馆长之楼三,曝书之台五,写书校书编书订书之室四,延客之室二,职员之室五,表门阍人之室三,燕息之亭一,庖湢丁役之室三,扆于楼前委蛇而属于亭与庖之廊九”〔18〕,收藏的图书达10万卷。民国七年,张怡祖游美归来,向张謇叙述国外有钱人出巨资办图书馆的情况。于是,张謇又“拓地馆西”,盖楼房十六间,筑复道相连贯通,使图书馆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庋书之架椟,凡三百三十”〔19〕。南通图书馆的规模、设施已经可以与省级图书馆比肩了。南通图书馆从1912年创建至1917年,共耗资26243元,平均每年花费2400多元,这许多费用全由张謇一人承担。馆内的图书,出自张謇的占十分之六,贻请友好者占十分之四。总之,张謇为创办南通图书馆身体力行,尽心尽力,出资出书,用心良苦。他创办南通图书馆,“搜异本,数精椠,胪百宋于一廛,插千元于十架”,不是为夸耀于宾客,寻求别人赞誊;也不只是“扩私藏为公有,脱子孙之荡鬻”。他认为,“学问者,天地之公器也”。历代圣贤之作,“前光后辉”“纷纶图籍,垂炳大训”,上可作为百王的鉴察,下可使百姓明白道理,享之无尽。“删定六经,而王道备,人事浃,天地之情见,万物之用通。后之贤者,因途识津,渐分其学术,书乃益出不已,要其趣归于德成而上,而艺亦所成德,以是为儒者佐世洽天下之大本”〔20〕。其目的是教育后人,学习先贤,学艺成德,佐世治天下。

今天,南通图书馆已跨越了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依然雄姿勃发,矗立在濠河之畔,犹如一座丰碑,镌刻着张謇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2〕〔3〕〔4〕〔10〕〔12〕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4卷第27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5〕〔6〕〔7〕〔8〕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4卷第27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9〕〔16〕〔18〕〔19〔20〕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4卷第29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1〕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4卷第27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3〕〔14〕〔15〕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4卷第28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7〕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4卷第27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