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迷失与思想摇摆 ——《张季子荷锄图》与晚清张謇的困顿/赵家晨

身份迷失与思想摇摆

——《张季子荷锄图》与晚清张謇的困顿

□ 赵家晨

张謇身上有多重身份，晚清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且涉猎书法、美术等领域，算得上半个艺术家。张謇自幼年起接受的便是儒家的经史教育，参加科举考试入仕为其首要目标。其在1894年高中状元，博取古代士人最高功名，成为古代读书人的楷模。传统士大夫行藏、出入、仕隐等问题同样也困扰着身处晚清动荡政局的张謇。一幅《张季子荷锄图》见证了张謇从甲午至辛丑年间由困惑到决绝心态的转变，由学而优则仕，渴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士人心态转变为以农商为本，以实业谋国富民的思想。本文拟从《张季子荷锄图》的文本形态、题咏内容入手，梳理张謇1894年中状元后至辛丑年间的政治、交游、教育及兴办实业情况，进而探讨这一时期张謇身份认同及思想观念的转变。

一、《张季子荷锄图》的文本形态及题咏概况

《张季子荷锄图》为南京画家单林所绘，绘制完成后张謇邀请师友、发小及门生17人题咏。此画中的“张謇”“目光坚定地注视着前方”。这一形象与他当时翰林院修撰的身份形成鲜明的对照，仿佛是在向世人发表宣言，宣告他将与旧式文人作彻底的决裂”^[2]B04，走向实业兴国之大道。而题咏文字则呈现出两级分化：一为歌赞张謇回乡创办实业壮举；一为心羡张謇回乡躬耕尽享田园之乐。无论是画卷内容还是题跋者、题跋文字都值得细致考索。

首先，该幅绘画的时间应在1899年秋冬间，非众多文献所云庚子秋，更不是1895年。《南通日报》云“1895年，任职于翰林院的张謇，看到国家内忧外患，毅然决定脱离宦海，实业救国。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寻找出一条走向兴盛的道路。为表明自己的决定，他请南京籍画家单林，画了一幅《张季子荷锄图》。”^[2]B04表明该幅图绘制于张謇任职初入翰林院的1895年。张謇纪念馆网站“张季子荷锄图”条目亦采用此说。又有资料曰“光绪庚子秋，有画家为张謇画了一幅画——《张季子荷锄图》。……”^[3]，陈宏《纪录庄园》亦云“上书《张季子荷锄图》，此画出于光绪庚子秋，四周填满了题署”^[4]，表明该画绘制于1900年秋。梳爬史料可知，张謇与此画绘者单林相交于1899年①，当年9月，张謇“嘱江宁画家单林绘《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与《幼小垂涎》四幅《厂儆图》悬大生纱厂公事厅”^[5]167。而当年公历12月14日张謇在日记中载“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孔驯回，得虞山讯并题《荷锄图》诗”^[6]472，直言自己接到翁同龢题为《张季子荷锄图》题诗，这表明《张季子荷锄图》应绘制于1899年9至12月间，即1899年冬。从众人题跋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钱仲联《海日楼诗文集校注》将沈曾植题写《季直书来索题<荷锄图>诗二首》编年认定为1899年秋，黄绍箕《题<张季子謇荷锄图>》明确曰“光绪庚子夏记”^[7]。可知，《张季子荷锄图》作于1899年秋冬间。

第二，《张季子荷锄图》的文本形态有三种，一为原始图卷，一为刻石，一为影印，三种形态中刻石与原始图卷差异巨大。单林所绘原作，现悬挂于南通海门常乐镇张謇纪念馆内，因时间久远，图卷图像及题咏文字皆已漫漶不清，然依稀可辨。影印图卷有二：一为张謇去世未久，其子张孝若1930年作《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在书前影印此画，此幅据原图黑白影印，因影印技术问题，此幅图卷画面更为模糊，且出现大片油墨印记，题咏文字更是难以辨认，但张謇面目清楚，较设色原图更容易辨认；一为2014年张謇研究中心以简体横排形式重新印行了《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一书，因现代技术的进步，此图为去底色影印，此书扉页所载《张季子荷锄图》题咏文字清晰可辨，然张謇面目有些许模糊。其三，即南通博物苑所藏《<张季子荷锄图>刻石》，此刻石为1948年张謇侄儿、时任大生企事业负责人张立祖邀请最负盛名的刻石家黄怀觉所刻，“对比原图，黄怀觉在刻石时对原来题字的分布作了较大的调整。如张詧的篆书题名，原来在画的中部偏左，调整后则置于右上角，使得更为醒目。至于所刻人物及题字的点画之间，更是精细入微，既保留原作的神采，又体现出运刀如笔的意趣。”^[2]B04事实上，刻石版较原图改变巨大，经笔者比勘，多达8处之多，可以说刻石是黄怀觉在原图基础上的再次创作作品，代表着黄氏刻石的最高成就。

第三，《张季子荷锄图》中的“张謇”与人们所熟知的张謇差异较大，无论是容貌、面部表情、还是日常衣着，皆与世人印象中的张謇迥异。创办大生纱厂时的张謇已经留有其标志性的浓密的八字胡，而画卷中的张謇净面无须；大众熟悉的张謇常以西装照示人，少有身着长衫照片。然羌松延先生云“张謇有穿着西装的标准像，体现了其思想中的西化方面，更多时候则身着长袍，有的一穿就是数年”^[8]，张謇儿子张孝若亦云“他穿的长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9]，可见身着长衫为张謇衣着常态；其三，着长衫而耕作亦不符合生活逻辑，长衫乃读书人形象，日常下田耕作之人惯着短衣裳，即鲁迅笔下“短衣帮”。由此可知，《张季直荷锄图》乃写意之作，乃传统士夫文人寄情寄意的作品，并非写实。

从题咏情况来看，题咏者或为师、或为友、或为门生故弟，题咏时间集中在1899年至1902年之间。同治七年（1868），张謇冒籍参加科考，案发后，历经六年才经礼部核准改籍归宗结束官司，在处理官司过程张謇“结识了一批同案生员，如通州范当世（肯堂）、海门周家禄（彦升）、如皋顾锡爵（延卿）、陈国璋等，扩大了交游面”^[10]7，范（范当世及其弟范钟）、周、顾作为张謇少年挚友，在《张季子荷锄图》上题写了文字。自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十年（1884）张謇在吴长庆军中为幕，结识袁世凯、何嗣焜、沈瑜庆、于式枚、郑孝胥等，何、沈、郑在《张季子荷锄图》留下自己的文字。从光绪十一年（1885）至光绪二十年（1894）间，张謇在京屡屡参加科考，除座师翁同龢外，“结识的好友日益增多，……有黄绍箕、王仁堪、王仁东、梁鼎芬、沈曾植、沈曾桐、盛昱、濮子潼、王颂蔚、张云官、丁立钧、钱贻元、杨锐、屠寄、汤寿潜、文廷式等”^[10]63，可归结为甲午战争期间的帝党、清流人群，其中翁同龢、黄绍箕、沈曾植、丁立钧、汤寿潜等为《张季子荷锄图》题写文字。张謇自中状元后至庚子前后，又结识陈三立等。可见，张謇为《张季子荷锄图》征题范围以自己的师友为主，并非有些画主向大家、名家征题以自抬身价，这些师友与张謇有十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交，对张謇的道德品性及为人处世态度很熟悉，这也为他们的题咏文字能精准反映1899年时张謇的心态及志向提供了可能。

此外，题咏时间集中在1900年、1902年这两年。1900年有黄绍箕、沈曾植、郑孝胥等名家集中题咏。郑孝胥1900年3月25日载“过沈子培，观季直《荷锄图》，有常熟翁公题五律一首”^[11]，表明张謇在1900年初将《张季子荷锄图》送至沈曾植处请其题诗，且这时画幅上只有翁同龢一人题诗。《沈曾植年谱长编》将沈氏诗《季直书来索题<荷锄图>诗二首》编年定为1900年亦印证了这一点。黄绍箕在给《张季子荷锄图》题跋时特标记“光绪庚子夏记”亦表明其题记的写作年份为1900年。郑孝胥1898年6月16日曾作《题季直荷锄小照》律诗一首，应在1900年后一字未改誊写在《张季子荷锄图》上。1902年农历十月十七日，张謇至南京，“诣伯严，见湖南张伯驯、饶某”^[6]528，陈三立“为张謇题荷锄小照”^[12]。沈瑜庆《题张季子<荷锄图>》诗特标明题写年份为“壬寅十月”，亦可知他是1902年为此图作跋的。

综上，《张季子荷锄图》是张謇辞官归乡兴办工业后，延请江宁画家单林于1899年秋冬间所绘，画中的“张謇”身着长袍荷锄侧望，目光坚毅，以标准的传统士夫辞官归里耦耕形象示人。画卷四周布满17处题跋，且题咏者为张謇熟知的师、友、弟子。至于民国年间延请刻碑圣手所镌刻《张季子荷锄图》更是做了图卷漂移处理，对原作图像、题咏文字及相应空间位置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已悉该图卷多元文本形态差异，结合题咏文字及张謇平生经历，我们应如何精准解读1899年时期的张謇？

二、《张季子荷锄图》图文寓意与张謇的实业实践

《张季子荷锄图》中的“张謇”以传统退耕田园的士夫形象示人，似乎向世人表明1898年6月辞官归里的张謇不再过问政事，专心做一个快乐的农家翁。事实上从题咏文字来看，图、文主题是分离的，图乃写意之作，寄寓古代士人躬耕田亩之乐；而题咏文字却如实记录张謇投身实业，创办大生纱厂及通海垦牧公司的壮举。

题咏诗句中提到最多的是张謇创办实业之艰，范当世诗句“絮语皋夔三十载，一灯今夜话悲辛”。“连陇苍烟耕不得，可怜还作荷锄吟。”把当时投身实业张謇所遇到的种种艰难困苦一语道破。首先张謇回乡耦耕的出发点非归隐退养，沈瑜庆题诗“谓当纾世难，岂意退躬耕？”即是对张謇在危难局势下归乡躬耕的动机提出质疑。沈曾植题诗云“蛙声五行差可说，禾采三变观诸先。姚埭老民岁时纪，心知不是蔡癸篇。”指出了张謇投身农业不再恢复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更非古代文人高士看破世俗，以归隐田园为旨归，而是带着兴办近代工商业、近代农业的任务的。这就意味着其诸多超前想法及经商措施在当时是不为人理解的，恰如周家禄题诗“彊梁越畔来畬葘，四邻睽睽当语谁？”创业初期筚路蓝缕，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筹款，然内心的苦楚却无处诉说。如创办大生纱厂时他在上海招股“凡以纱厂集股告人，闻者非微笑不答则掩耳却走”^[13]134，“四面奔走，陈说通州设纱厂之利，所劝集者不及二万。”^[13]133又如通海垦牧公司原计划集股22万，实则14万。他只能不断劝说友人入股，陈三立、范当世、郑孝胥等纷纷入股②。而这些老友亦助力其兴办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或商讨办厂模式，或筹备集资事宜、或亲临现场勘测、监工。③最终，大生纱厂和通海垦牧公司在资金严重短缺情况下，勉强开业运营。

其次，众多题咏反复提及张謇在海边荒滩扶犁开垦之事，如诗句“万里风尘又素秋，斜睨微月海东头”（顾锡爵），“便耦耕去也，江北海东头”（徐乃昌），“扶海垞南今谷口，形谍名轩非子真”（沈曾植），“萧寥扶海垞，旧梦觚棱理。”（顾沄）等无不书写张謇荒滩躬耕的事实。“扶犁海东头”成为投身实业的张謇又一形象，一个躬耕、疲惫、艰苦的农人形象。实际上张謇的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确是建立在南通临海荒滩上，公司选址、公司资金筹集、工地开工建设、工厂开业运营、公司章程乃至公司大门楹联都是张謇亲力亲为。仅以测量南通荒滩可垦殖面积为例，在张謇日记中可见多处记载。如1900年润八月21日载“与磐硕、彭阆书、宋声扬同由吕四之牛桥壅涂、二补、三补至海境之卑长春各荡，巡历一周，抵张如峰处（东兴镇）。通海之滨可垦之地千顷，合二千五百万步，可兴之工商则油厂、糖厂，农则畜牧，利尤溥。树宜桕、宜芦粟。”^[6]490-491 9月27日载“与磐硕讯、如峰讯，托照料知源等测画舆图。”^[6]4921901年3月28日载“同积馀、小山、磐硕并汪知州、毛运判、黄大使、徐巡检勘视丁荡及头甲，至十八总。赵亭是日上梁。”^[6]5014月8日载“丁荡三十总共有实地九百七十余顷，过黄大使一倍。”^[6]501可见，正是由于张謇多次深入荒滩丈量、巡查，其勤劳、朴实的农人形象才在众题咏者笔下熠熠生辉。

再次，张謇兴办实业遭到了官、商、民多方责难、怀疑。周家禄题诗“主人有田芜不治，诸奴嘻嘻顾其私。”即是对张謇创业初期遭各方官员诘难的真实写照。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为张之洞奏请朝廷所准，本应得朝廷大力支持。然在资金、政策上，朝廷支持效度并不高。张謇1898年5月22日致翁同龢《农工商标本急策》中云大生纱厂“一则纱厂股份不足，必须公款协助；一则纱厂捐税太重，必须量请宽减。”^[14]可知朝廷对工业征税过重，并未对其有扶植优惠。哪怕得到刘坤一的援助允诺，因触犯通州地方官员利益，地方官府处处加以留难。如通州知州汪树堂故意派遣，“签役四出”，把协助募集股金丑化成强征苛捐杂税的模样，或挪用津贴，“本地秀才、举人应乡、会试的‘宾兴’‘公车’两项费用的积存”^[10]83，引起当地士绅乡民的强烈不满。为此，张謇斥责汪树堂为“昏官”，在日记感叹“夫今日官之贼民，不足奇也。所奇者，不知民为谁何之民，而官自以为贼民，乃可效忠。民之疾官，不足奇也。所奇者，知官所为非朝廷之为，而弃塞生计，宁为荼毒以同尽。”^[5]160认为官、民之间已无基本信任可言。又如通海垦牧公司在新建过程中也屡遭诘难：先是因勘察地界，处理与筹户、坍户地权纠纷问题，引发本地批户陆某、彭某的报复，二人屡次抢夺通海公司荡草。然海门厅官府不作为，以良民顶替案犯蒙混张謇。再次，通海垦牧公司在动工开业时，由于谣言纷起，“所募民工实到2000人，有谣言工作太苦，工资不足食者，民工顿散其半。”^[5]189再如大生纱厂因“改为官商合办以后，资金一半来自官府，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都可能受到封建官府的严密控制和经常干预”^[10]81，引起民间商人的诸多疑虑。可见，作为状元的张謇初涉实业，面临的困难远比想象的多。

然张謇在经营方面确实有自己的创建，其兴办的实业开始有欣欣之势，众人题咏亦肯定其兴办实业之功。如沈瑜庆诗句“去草严非种，滋苗达始萌。劳心与劳力，著论渐持平。”指出张謇开动脑筋、亲力亲为，所创办的企业呈现蓬勃向上之势，也堵住了悠悠纷说之口。陈三立诗句“垦牧经纶世已传，争看涸海佩乌犍”记述了张謇在荒滩创业的事迹已广为流传，为世人瞩目。另一诗句“独契微言张季子，升平持世一舂锄。”更是记述张謇以创办实业报效国家、开创盛世之功。实际上张謇所创办的企业不但度过了难关，而且迎来了发展上升期，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史上有开创意义。如大生纱厂开工不久，北方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张謇劝诫董氏沈燮均经营业务时“相北方匪警缓急为操纵。”^[6]481当义和团运动影响到纱布销路时，张謇“避苏、沪纱并占之路，西而南昌、九江，北而徐州、宿迁”^[13]138，业务量十分稳健。再如，大生纱厂因要采购大量原材料，要租借上海广生小轮公司“济安号”小轮，张謇顺势开办由通沪合股的大生轮船公司，开通南通、海门、常熟、上海间航线，解决了运力不足问题。通海垦牧公司开业未久，因筑堤、开河、收割荡草急需劳力，张謇采取“粜米招工”办法，“即以提供平价杂粮，招募民工来公司实施筑堤、开河等垦务工程”^[5]190-191，民工“数量由千余人增加至日役七千余人”^[5]191-192，大大缓解劳力不足问题。又如面对本地批户的骚扰，张謇组建了一支不脱产的武装队伍，一面拓荒，一面护垦，“1912年以后，该武装发展成为脱产的保安中队与保安警察”^[5]190。进入正轨的大生纱厂及通海垦牧公司，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史上的地位无出其右，20世纪20年代，“大生系统四个纱厂共有纱锭16.036万枚、布机1342台，分别占全国华商纱厂总数的7.39%和9.8%，大生系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纺织企业系统。”^[15]26通海垦牧公司带动了周边地区掀起垦荒热潮，“民国建立后，在张謇等的倡导下，在原淮南盐场广阔海涂滩地上掀起了垦殖大潮，十数年间涌现了40多个农垦公司。通过大规模的废灶兴垦、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引进驯化良种，广植棉花，使淮南垦区形成了我国早期最大的集中产棉区。至1934年，淮南垦区已拥有棉田500多万亩，年产棉花100余万担，占江苏全省棉田的1/2，全国的1/8。”^[15]26可见，投身实业的张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士夫，乃是一位有学识、有远见、有头脑的实干家。

三、进退维谷：在政、商、艺、教之间

1897年春，张謇在日记中写道：“……謇天与野性，本无宦情。……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6]421-422表明自己做实事的决心。1899年单林为其所绘的这幅《张季子荷锄图》即是张謇表达自己告别宦海，身体力行，救国救民的心迹。徐乃昌词句“一梦京华醒早，顾甚玉堂天上，身世等沙鸥（原迹作“沤”）。”似乎也标明了张謇京华梦醒，与政治决裂。然自1895年张謇奉命筹办大生纱厂直至辛丑年，张謇从未脱离政治，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张謇亦官、亦商、亦士夫，他在传统士宦与近代商人二者间徘徊不定，存在身份认同上的困惑。

首先，张謇从未脱离政治，哪怕他1898年6月辞官后，仍以在野士绅身份参与朝政。郑孝胥的“蚤岁矜狂各爱名，中年积愤欠忘情。终怜流俗讥评浅，自觉文章得失轻。”塑造出一个激愤慷慨，被流俗所伤，感叹文章无用的张謇形象，然这并非全部的张謇，这时的张謇从写八股空文转为书撰时务策论。自1894年张謇中状元直至1901年间，晚清政坛大事皆可见张謇身影。1894年春，张謇中状元未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身处京师的张謇坚定地站在座师翁同龢身后，主战，倒李（鸿章），甚至打算联合沈曾植、黄绍箕等清流议商联合英、德抵御日本。1898年6月其在辞官之后，转身参与“戊戌变法”活动，他为翁同龢草拟京师大学办法，并在戊戌政变后，与刘坤一商量并代拟《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试图调和帝后两宫紧张关系。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劝诫刘坤一坚持东南互保不动摇，毋率兵入京勤王。在得知两宫西狩后，又劝诫刘坤一“请奏罢斥端、刚，改组中央政府，以实现退敌、平匪、请两宫回銮议约三件大事，得刘完全赞同。”^[5]1791901年，张謇又为刘坤一起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兴学校、练新军、奖励工商实业和裁减冗员等措施，实际上是晚清新政的纲要。其次，张謇的商业行为背后皆有官府支持，且因兴办实业有功，在1904年被清政府赏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及通海垦牧公司本就是受清政府之命而为，在创建过程中，张謇因集资及企业建设问题屡次求助于刘坤一、张之洞等大员，且得到他们实际支援。首先，在人事方面，如勘测通州、海门荒滩时，张謇致函刘坤一，派遣江南陆师学堂“江知源、章静轩、洪俊卿来，为测量海滩”，又有“与新宁讯，调测绘学生”等日记文字。其次，大生纱厂“最初的资金多数来自地方官绅”^[10]91，筹集股金，除25万官股外，另外筹集的19.5万两中，“封建性地方公款为40900两；在可以查明股东身份的真正商股109700两中，官僚及其部属投资69400两”^[10]91，有官府背景的资金在大生纱厂实收445100原始本金中占比高达81%。再次，大生公司及通海垦牧公司得到不少政策上的便利，如张謇曾上书刘坤一，“就大兴机器磨面厂已获5年办厂专利及宽免税厘等权利，申请5年后仍予以照顾，并望除由‘厂向通州厘局报完熟货捐一道’，其他‘沿途不再报捐’”^[5]195。实际上享受到官办企业免税及避免征收多重厘金的优待。厘金作为非法定的商业税对民营企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很多民间企业因被征收过高厘金而破产。由此几项不难看出，张謇创办的企业虽与晚清洋务运动官督商办或官办情况不同，但有浓厚的封建官僚背景。

第三，张謇一直保持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生活方式，雅集、品题、冶游、治学、坐馆，参与当地文教活动成为他生活常态。1894年至1902年间，张謇先后担任崇明瀛洲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的山长，为学生授课、出课卷及批改课卷成为其日常中必不可少的任务。《张謇日记》中随处可见其出课题、校阅课卷的记载，有时因政商务繁忙，未能亲临书院，特寄课卷至书院；有时在外地，特携带学生课卷以便得空校阅；有时会连续校对一个星期。为此，张謇在1899年7月17日日记中感叹道“校课卷一百五十本，生平校阅之苦无过于此”^[6]466。除坐馆外，张謇还时常与友人冶游、雅集，其诗文中的品题之作为数不少。如1897年端午，张謇在南京秦淮，与缪荃孙、徐乃昌、谭嗣同、郑孝胥等雅集赋诗；又如同年七月，友人徐乃昌、郑孝胥、梁鼎芬、刘世珩、况周颐同游南京钟山，得陆游题名，徐乃昌延请画家绘《定陵访碑图》，张謇作诗《题徐积馀太守定林访碑图十二韵》。十六年后，又为《重绘定林访碑图》题写诗作。此外，张謇还热衷于南通地方举办的文教活动，如“作海门黄生维衡父葬铭”“为李幼清写法轮寺联”“为王海门作《西园记》”“作长乐镇庙各联、戏台柱联”等等，张謇努力扮演好一个以文服务于地方需求的乡绅角色。于此，不难看出，张謇始终葆有一个传统读书人的底色。

与身份认同迷失伴随而来的是这一阶段张謇的思想亦处在混沌中，封建思想与现代观念常常交缠其心头。1894—1902年间的张謇一方面忠君体国、勤劳王事，积极践行儒家士夫的“外王”之道。1894年恩科试毕，张謇等人在太和殿授官，其在日记中记载“伏考国家授官之礼，无逾于一甲三人者。小臣德薄能浅，据非所任，其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乎？内省悚然，不敢不勉也。”^[6]379他认为荣登一甲状元，就是要尽心国事、忠君爱国，他所忠之君自然是光绪帝。此外，在兴办实业过程中张謇也常常流露出封建士夫的价值理念。1897年张謇写信与友人，曰“益知既腐之木般尔不能雕，必死之人秦缓不能起，况非般非缓，谁则堪之？而并世士大夫为弦歌三径之资，冀得一差，抽簪归去。私独以为窃人之乐而委人之忧，乃井世之恒情，非臣子之通义，即又耻之。”^[6]424认为越是困难重重，越要坚持为臣之道，为君分忧，义无反顾投身至创办企业工作中。此外，张謇把自己创办的首家企业命名为“大生”，“厂名的寓意是：‘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也就是儒家所服膺的一句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10]79又如把大生纱厂所产棉纱“以‘魁星’为商标，即突出张謇的状元身份，又显露张謇期待其产品在同行业中夺魁的雄心壮志。”^[16]从这亦不难看出张謇是以封建士夫身份投身工商业的，其思想深处依旧是封建士夫“三纲”之道、“内圣外王”之法。然看似忠厚本分的张謇并非愚忠愚孝之人，其传统的“忠君”理念与现代“爱国”行为时常冲突。1898年戊戌政变后，康、梁逃亡日本，张謇认为“斥之为康教，罪之为党魁，皆尊奉之词。”^[6]456“甚当。”对朝廷钦犯予以褒奖，与最高统治者未保持一致，自是从现代爱国思想出发，非忠于一姓王朝，而是热爱作为共同体的中国。又如庚子事变，两宫西逃，张謇在日记中载“乌乎！乘舆播荡，大臣僇辱，生灵涂炭，谁实为之？真可痛恨。”^[6]488矛头直指慈禧，要求慈禧为此次事件负全责。当得知慈禧欲迁往西安，张謇斥责“琐琐群小，且以长安为小朝廷，可以偏安，保其前局，可哀也已。”^[6]490大加鞭挞。以此可知，张謇是一个明辨是非，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并非封建王朝豢养的鹰犬、御用文人。在某种层面而言，忠君与爱国两重矛盾时时纠缠着张謇。

直到1902年以后才有转机。1902年以后，张謇把其全部精力投入到兴办实业、创办学校、博物馆等近现代事业之中，渐渐走出困惑，完成了一个传统士夫向现代商人的转型之路。特别是1903年考察日本商业、学校之后，张謇思想发生了急剧转变。6月9日，在观看了日人范多隆太郎的铁公所后，张謇在日记载“我思上海制造局规模之大，经费之宏，几十倍于此，曾未为农工实业造一船、制一械，以市于民而收其利，以助农商之业而分人以利。彼此相较何如也？”^[6]548对中国机器制造业只满足军事需要，未能服务于农商业叹息不已。7月2日，了解日本开埠招商政策后，在日记中载“日本自改法，通国听外人居留，待华商与欧美无异。各商在此，犹得与欧美人权势平均，若回华甚涩缩矣。闻之心动。”^[6]556华商在日本取得了与欧美商人同等经商政策，作为商人的张謇心动不已。又如，张謇游历日本后，人才观也发生了改变，他不再认同传统士农工商等级排序，认为“世不必读书治政治家言方为人才，凡能平地赤立而发名成业者，真人才也。”^[6]556只要有真本事、开创真业绩，即为人才。对于国内种种弊病，张謇“抉其病根，则有权位而昏惰者当之矣”^[6]557，清醒认识到是政治制度出了问题。故而，来年一月，张謇在南通师范学校第一次年假演说“借用西哲语录，阐述对自由、平等之看法。”^[5]216在某种程度来说，张謇已不再仅是一位开明绅士，而是一位具有现代民主、自由、平等、法制观念的商人。

四、余论、诗、史、情、意：“荷锄”题诗图的一般研究范式

“荷锄躬耕”这一文人生活情趣，自陶渊明开创以来，后世文人屡屡效仿，以不计其数的诗文歌咏归隐田园、种豆南山的乐趣。“荷锄”主题的图卷自南宋牧溪首绘后，明清两朝相应题材绘画作品如雨后春笋，然有大量诗词题跋的“荷锄图”却为数不多。仅以清代为例，有3人题咏3首以上诗词的“荷锄”图大体有《蔬秤荷锄图》《耕烟荷锄图》《带经荷锄图》《吴瞻泰归耕图》《郎山耕钓图》《釜麓归耕图》等数种。图主倩人绘制“荷锄”“躬耕”主题图卷的动机不一，所欲表达的主旨差异较大，既有表明不忘农本坚守初心，也有享受田园躬耕之乐的，亦有表达孝亲的，更有自我标榜气节坚守遗民之志的。这也涉及到“荷锄”主题题诗画研究的难题：如何通过画幅、题咏文字、以及相关史志解读图主本意？

“荷锄”主题的题诗画研究首先要关注到图、文的对应关系，结合相关背景考索本事，这也是所有题诗画研究必不可少的环节，可称之为图卷与诗、史结合。画幅与题咏的文字是否相契合直接影响观者对图卷真实意蕴的理解。清初禹之鼎所绘《带经荷锄图》绘画的是诗人王士禛荷锄耕作图景，而大量题咏却表达了王士禛与康熙帝君臣相知、经略朝政之事，诗句“君臣际会唐与虞，文章政事谁不如”（查慎行），“公方日侍蓬莱宫，至尊前席恩眷隆”（汤右曾），“帝师王佐今醇儒，诗俪雅颂文典谟”（史申义）等，都把康熙帝礼遇王渔洋、圣眷正隆的现实境况显现出来。画幅内容与题咏文字出现了明显的偏差，作为主文本的图彰显田园之乐，而副文本题咏文字却道庙堂之高。此种情况在戴苍、王武、梅清为宋曹合绘的《蔬枰荷锄图》中，也表现的较为明显。画幅显现老者荷锄行走在阡陌间、道旁青松、野菊盛开，颇显图主有陶渊明式归隐躬耕之乐。然“此图及其题跋是清初明遗民群体坚守气节、对抗清廷心态延续的见证”^[17]，宗观诗句“九辩辞成足宴眠，惊闻幕府诏书宣。有官敢即称高卧，奉母柴门万事捐”，即表明了宋曹不与外族政权满清合作的态度。而晚清《张季子荷锄图》只有在结合张謇投身实业的经历，对勘题咏诗词，才知此幅以传统躬耕为主题的题诗画，观照的却是张謇投身近代实业的伟绩。

以诗史考索本事，直指图卷画幅本身，往往有意料之外的收获：画幅观照内容与题咏文字主旨相左。图主延请画家绘图其动机、目的何为？画幅呈现的图景寄寓了图主怎样的心境、情感？这不得不提在诗史之外，直指图主本心的情与意的问题。诸多图文悖离的背后是题咏者与画家本心的相龃龉，未能理解图主之本意。仍以王士禛《带经荷锄图》为例，康熙赐额“带经堂”御书，“带经荷锄”以示对臣下的恩遇，禹之鼎用米南宫、高房山笔意作图写照于内，以纪恩遇云，“但其设计师无疑是王士禛，设计效果也是颠覆性，本事所指向的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庙堂盛事，通过王、禹二人巧妙切换，却在成形的图迹中转变成一曲志在江湖的渔樵闲话。”^[18]换句话说王士禛对康熙帝的礼遇受宠若惊、心怀感激，但作为一代诗宗如若庙堂之气太过浓郁，在文学权力下移的明清社会是难以得到士林学子真正拥戴，故而以远离名利、风轻云淡充满草泽之气的农夫形象示人，反而更能触动普通文人的对诗歌美致的敏感，得到文人群体的推崇。劳乃宣《釜麓归耕图》以农人怡然躬耕形象凸显的是图主坚贞的清遗民立场，寄寓的是对满清王朝覆灭的哀恸。其词句“剩黍野心摇，觚棱梦断，陇上独搔首”（劳乃宣《摸鱼儿·自题釜麓归耕图》），道尽作为遗民的词人故国难再的内心苦楚，另一诗句“漫将食藿歌空谷，便拟搴薇步首阳”（劳乃宣《归耕釜麓出都感赋》），更是将效法伯夷叔齐的志气、名节、坚韧的想法说了出来。换句话而言，劳氏此图本意是砥砺名节、自我激励，寄寓的是亡国、亡天下的哀叹。再回到本文所论的《张季子荷锄图》，张謇请人绘制此图其目的是标榜投身实业救国的决心，寄寓的是对兴办实业之艰辛，更是其思想转变的关捩。

以图寄意是中国古代文人常见举动，特别是自元代文人画流传开来，文人总喜延请名家绘图纪事，邀请亲朋、名流、权贵为之题跋。从文史层面而言，只有做到诗、史、情、意四端的真正结合，才能直指图主本心，读懂绘画寄寓的多重涵义。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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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张謇于1901年7月7日为单林赋《竹孙为画枯树皇藤一牯牛二吴羊于扇，戏题》。嗣后单林又为张謇绘《东海牧夫长五十小像》，画中的张謇坐在石头上，身边围着牛群和羊群，完全是一个垦牧者的形象。

②孙建《伯子先生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第十九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载：“（七月）本月，张謇筹办垦牧公司，招股二十二万，力劝先生屏除杂用，多多入股。先生遂借得五百金入五股，又从张謇处预先虚挂五股，许陆续交钱。陈三立亦听先生劝尽力设法入百股。”（参八月十四日《与三弟范铠书》与《啬翁自订年谱》）。《郑孝胥日记》1899年8月12载“得柽弟书并季直纱厂求增股启”，1901年2月18载“得梅孙、季直书，寄来《通海领垦海滩拟集公司议》稿及图一”，1901年9月18日载“得季直七月廿五书，劝入垦荒三十股。”

③据庄安正著《张謇先生年谱晚清篇》载，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过程中与郑孝胥、沈瑜庆、沈曾植、蒋锡绅、何嗣焜、徐乃昌、汤寿潜等针对办厂模式、筹股、工厂选址勘测、公司章程等具体事宜多次议商，这些人是张謇兴办实业过程的见证人，故而能在《张季子荷锄图》中将张謇投身实业之艰难一语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