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生酒厂建立时间兼张謇招聘酒工函系年考订/张裕伟   陈松林

颐生酒厂建立时间兼

张謇招聘酒工函系年考订

□ 张裕伟   陈松林

编者按：2022年10月2日，南通市海门区张謇研究会、历史学会举办学术沙龙，本次沙龙就颐生酒厂建立时间和《张謇全集》所载两份致李拔可函系年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会上大家激烈争论，纷纷摆出史料证明各自观点，气氛浓烈。沙龙结束后，张裕伟和陈松林就此问题进一步深入思考，充实证据链，撰成此文。现予刊发，希望有更多学界同仁及会员参与讨论。

颐生酒厂是张謇创办的大生资本集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经百年现今仍在生产的张謇企业，因此弥足珍视，但不少文献记载张謇创办颐生酒厂始建时间和常乐重建时间，众说纷纭，让人云里雾里，无所适从，故厘清这些基本史实，显得尤为必要。

如海门县文史资料第3辑顾正义《颐生酒厂简史》记载：“创建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1902年，由于大风海潮，垦区决堤，厂基被毁，遂迁至海门常乐镇”。海门县文史资料8辑顾振虞《张謇创办颐生酒厂》记载：“创建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8年以后，即1903年，由于大风海潮袭击，垦区决堤，厂基被冲毁。遂迁至海门常乐镇”。南通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宋问渔《海门颐生酒厂的茵陈酒》记载：“一九0一年，张謇在通海地区开办通海垦牧公司后，于海复镇筹办颐生酿造公司。”

由此可见，光南通本地文献记载颐生酒厂的始建时间有“1894年”、“1901年”，常乐重建时间有“1902年”、“1903年”，更不要说网上各种不实之说。建厂时间各种说法相互矛盾，莫衷一是，我们有必要结合史料小心求证，厘清时间真相，为张謇研究扫清一些障碍。

下面主要从张謇本人文著记载寻找答案，来弄清问题，这样最有说服力。

张謇在清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1908.9.14）《在实业公司股东会议上的报告》里写道：“颐生酿造公司，此由垦牧推出，与大生为间接关系。凡垦地初垦，宜大麦、高粱，二者皆宜制酒。”

这段话明确说明建酒厂是因为通海垦牧区适宜种植酿酒的原料，酒厂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而建。也证明颐生酒厂始建于通海垦牧公司之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张謇创立通海垦牧公司，在垦区建酒厂要选择地址、厂房建设、成立管理团队、招聘酿酒工人，特别是酿酒需要的大麦、高粱需要生长期，那么酒厂始建肯定是1901年之后。因此文首提到的1894年和1901年，都不可能是颐生酒厂建厂时间。

颐生酒厂始建于通海垦牧公司之后，那么解决这一问题必然想到张謇《啬翁垦牧手牒》。手牒系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筹办通海垦牧公司起，至民国七年（1918）止，19年中张謇写给通海垦牧公司负责人江知源（字导岷）、章静轩、叶玉昆、李伯韫、龚伯厚、包少书、余子行等人的手书。1918年江知源把张謇手书汇编成册，定名《啬翁垦牧手牒》，由南通翰墨林石印发行。

《啬翁垦牧手牒》中，有癸卯年（1903年）正月到三月几封写给江知源的信，其中1903年二月初三去信询问“酒工令看将来所用之水，令看海门人所用之吊烧酒器，令看高粱，将海州产之高粱种比较，问其需屋若干（按每日出酒五十石计，工作场、栈房均在内），令试蒸一次如何？”三月五日向江知源询问“酒可做否？”

据1903年信“酒工令看将来所用之水”、“问其需屋若干”、“令试蒸一次如何”、“酒可做否？”说明1903年位于垦牧区的颐生酒厂正在筹办中，还在寻找水源，营建厂房，工艺试验等。

再据张謇清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1908.9.14）写的《在实业公司股东会议上的报告》：“颐生酿造公司……后因三十一年大风潮决破旧圩，淡水变咸，长乐镇适有空屋，遂迁往。”

三十一年因大风潮决破旧圩，淡水变咸，迁往常乐。三十一年就是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可知1905年始迁常乐（即长乐）筹办，在常乐重新建成当在1905年之后。

由此可知颐生酒厂1903年还在筹办中，1905年因海潮毁坏水源搬迁常乐异地筹建，故逻辑上颐生酒厂首次建成当在1904年。

继续查阅张謇文著，找到了更直接的证据，证明酒厂首次建成就在1904年。

《垦牧手牒》写江知源组信中，紧随1903年十二月信之后有正月十二日信“海复小学校应招新生，学课应更酌定，大约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毛笔）五门。……颐生改为独立之公司，不可无主办之人。……走十四去通，弟何日去？”

该信无明确系年，当为1904年年初所写，刚好和《手牒》1903年正月二十七日信“知源须议定癸卯春夏工程，兼去宁订定图画、体操教习”呼应，两份信说明1903年筹办海复小学，去南京订购图画教材，聘请体操教师，1904年正式招生。

正月十二日信中提到“走十四去通”，查阅张謇日记，1904年正月十二日记载“回长乐，乘车。由川港晤彦升”，日记中明确写道这一天由海门常乐镇坐车回南通川港。因此正月十二日信写于1904年无疑。正月十二日信中指出“颐生改为独立之公司”，恰恰能说明颐生酒厂1904不再挂靠通海垦牧公司，成为独立的公司。可以认定颐生酒厂1903年在通海垦牧区筹建，1904年正式建成。

上文已经证明通海垦牧区的颐生酒厂因海潮毁坏水源，1905年搬迁常乐异地筹建，那么在常乐重新建成当在1905年之后。

张謇民国十五年二月（1926.3-4）写的诗《检视常乐酒厂感王生》：“初菑斥卤宜粱植，旁得渊潭合酿酽。海若冲撞一夕徙，王生搘拄廿年经。”

诗中张謇回忆通海垦牧区酿酒条件得天独厚，但因为海潮决圩，酒厂毁坏，搬迁到海门常乐镇。诗的标题1926年《检视常乐酒厂感王生》，王生即王希成，是张謇通海垦牧公司的下属。说“王生搘拄廿年经”，就是说到1926年，王希成已苦心经营常乐酒厂20年了，很明显常乐复建酒厂时间就在1906年。

在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中，也发现了支撑1906年常乐重建酒厂的明确证据，年谱1906年有记载“营常乐颐生酒厂”。张謇年谱记载和他琐碎的日记记载不同，以年记事，写得都是对他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营常乐颐生酒厂”绝不是一般性的日常经营，而是重建酒厂这一重大事件，这也证明了在常乐重新建成时间是1906年。

综上所述，结合张謇本人文著中多处记载，通过详细考证证明了颐生酒厂始建于通海垦牧区，1903年筹建，1904年建成。1905年因海潮破坏了酒厂水源，1905年迁往海门常乐镇筹建，1906年常乐颐生酒厂建成。

颐生酒厂两次建厂时间问题基本解决，下面再来谈谈《张謇全集》中，两封委托李拔可招聘酒工信函的系年问题。《张謇全集》对两函没有给出系年，本文尝试从信函文本内容以及李拔可生平出发，以期考证出准确系年，为张謇研究者提供些许帮助，为表述方便，文中涉及大写数字月、日均为农历。

两函照录如下：

致李拔可函

一

拔可公祖仁兄大人惠鉴：

始者从事宰桃，犹以抚字有余，听断不足为虑。比屡闻述颂新政者，翕然无间。知左手画方，右手画圆，长才无不可也。为之欣慰不已。比在省垣，知可蝉联。海门酿造公司前用海州山东人，虽酒香不足，而人尚安详。顷乃时有轶于范围之外者，拟酌换桃源人，前此承招来之工，亦言非更换不能办（并有至少须换一半）。兹请切托熟于酒业之董事，妥慎为雇全班工作数人，于年内到海门，至少须四五人能成一班者（每日夜两班，有桃源人，一班亦足分制）。工价说定，来讯示明。为目前计，先换一班亦好。若有能管工之人，亦求转托代为物色，如无其人，亦不必强。此等管工人，介粗细之间，实不易得。专此。敬请

大安

弟期謇顿首   九月廿五日  

二

拔可公祖仁兄大人惠鉴：

闻新政甚勤，劳勚可念。承物色酒工二人到颐生厂，以避嫌不肯径作，岁阑欲归，留之不可，给予川资十元，其承垫十元，即还公馆。明年或另请麯师，或并招此次所来之工，计定再行奉告。祗谢。敬请

大安                       

治弟张謇顿首   十二月十八日

据九月信“海门酿造公司”，由上文考证海门颐生酒厂建厂时间，可知九月二十五日信系年是1906年以来。

再据九月信“始者从事宰桃，犹以抚字有余，听断不足为虑。比屡闻述颂新政者，翕然无间。”可知写信时李拔可就在桃源（江苏泗阳）县令任上，其新政深得人心，《泗阳县志实业》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邑令李宣龚于县罟东偏建习艺所，驱轻微罪犯及贫家子弟使习织疏布、毛巾、蒲包诸物，大著成效。”

陈诗《尊瓠室诗话》记载：“（李宣龚）尝于丁未、戊申间以司马权桃源令。淮西僻壤也，濒于洪泽，地瘠民贫。君下车为民筹生计，集款设工厂，教民以艺，俾日用之物有赖，无假外求。又于城濠十里种柳养鱼，为他年之利。”

丁未、戊申年就是1907年和1908年，李拔可在泗阳当了2年县令，可知九月信系年当为1907或1908年。

据九月信结尾“弟期謇顿首”中的期字，找到了线索。张謇是旧时代的新人，也是新时代的旧人，他非常遵循礼法。他在父亲去世后的3年内，写信末尾常用“制”字，严守服丧礼制。“守制”，专用于儿子或长孙对父母或祖父母去世。“期”则用于凡祖父母、伯叔父母，未嫁的姑母，或兄弟姐妹、妻等去世。

那么1907或1908年写的九月信，用“期”字，最大可能与她妻子徐夫人有关，徐夫人去世时间正好是1908年三月二十五日，距离张謇九月二十五日信刚好半年。再查阅张謇撰写的《南通张氏常乐支谱》，1904—1907年，他均无需服“期服”的亲属去世记载，因此这里“期”字只能涉及其妻徐夫人。

九月二十五日信开头还提到“比在省垣，知可蝉联”，即近期在南京就知李拔可可以继续连任县令。查阅张謇日记1908年农历九月记载：“五日乘火车至宁。七日回沪。八日晚回通。”

可知张謇1908年九月五日和六日在南京，距离九月二十五日写信日只相差20天左右，也符合信中的近期。

综上所述，九月信系年为1908年，十二月信提到“承物色酒工二人到颐生厂”，内容上承接九月信，查阅万年历可知，十二月十八日信函系年为1909年。

九月信中，张謇为何委托李拔可为颐生酒厂物色桃源酒工？

张謇早在1903年5月东渡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在日记中就首次提及博览会“遇李拔可宣龚，同观美术、工业、矿冶、机械、教育、卫生数馆。”在日期间，张謇带着李拔可拜访友人“偕聚卿、拔可诣嘉纳治五郎，因晤竹添进一郎君”。李拔可自日本回国后，曾辅佐张詧和张謇办理商务。1905年他在南通监通榷，李宣龚《南通张退庵先生墓表》记载：“乙已，余监通榷，旦夕密迩公（张詧）。”1909年辞去桃源县令后，任职张詧主管的苏州农工商局，李宣龚《南通张退庵先生墓表》：“宣统己酉，公（张詧）受江苏抚部聘，总揽农工商局，余为之副。凡日行之事悉于余。”1910年任职南洋劝业会，负责审查参赛品。

可见李拔可和张謇关系非同一般，颇有渊源，他又有2年泗阳县令经历，当时尚在任上，熟悉该地情况，而远近闻名的洋河、高沟酒厂就在当时的泗阳，因此张謇委托李拔可物色泗阳酒工就顺理成章了。

（作者单位：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