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三井洋行/徐 宁

张謇与三井洋行

徐 宁

前几年，在南通市档案馆、南通纺织博物馆、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大生集团以及南通部分热心藏家的支持下，南通博物苑设计制作了《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族企业家的楷模、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张謇》展。在众多展品中，有一份民国二年（1913年）大生纱厂和三井洋行订立的购煤合同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合同全文如下：

立合同成单，三井洋行今揽到大生分厂订定抚顺煤屑四千吨左右，每吨计价规银五两二钱五分正（整），关税小工押卸等费，均在其内。惟驳船费归买客自给，其煤由大连湾或牛庄直运至崇明川洪港交卸。自阴历二月起分两蹚（趟）交清。煤轮抵川洪港次日，开舱起卸，除遇风雨耽搁外，每日限卸四百吨，不得延迟。如误船期，每天听轮船费洋三百元，归买客结算，俟煤轮吨数卸清，当取收条回沪，向大生沪账房收取拾（十）天期庄票，言明煤质火力照前一式，倘有差次，准照折算，嗣后煤价涨落各无异言，惟遇天灾人事，为人力所不及防者，依大例办理。恐后无凭，立此合同成单，一式两纸，各执壹帋（纸）存照。

三井洋行   大生纱厂           

中华民国二年二月   日立合同成单

合同的内容比较好理解，让笔者感到好奇的是，大生纱厂为何要向三井洋行买煤。根据马学新等主编的《上海文化源流辞典》，“三井洋行，又名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上海支店。总行设在东京。……后在天津、青岛、汉口、大连、安东（今丹东）、哈尔滨、厦门、广东等地陆续设置分支机构。”

三井财团早在1876年就开设了上海三井洋行，行址在四川路185号。三井洋行1888年和英美法德商人共同投资，在浦东设立了上海机器轧花局，由三井洋行负责经营。1893年三井洋行又与中国人创立的云龙公司合办了“云龙缲棉厂”。三井财团在棉纺织业方面也有很大的利益，在1902年，上海华商兴泰纱厂被债主华道胜银行接管，后来被当时已经担任上海支店支行长的山本条太郎趁机买去。1905年，山本条太郎又租用华商大纯纱厂，之后改名三泰纱厂。

三井曾和三菱公司共同垄断对中国的贸易，操纵轮船运输和保险等业务。该行还对北洋政府提供政治借款，收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政府接收。由此可见，三井洋行在某种程度上和大生纱厂还存在业务竞争的关系，何况还是一家日资洋行。在这份合同背后，张謇及其创办的大生集团和三井洋行又有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查《张謇全集》，张謇有关三井最早的记录是在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96.1.11）《致张之洞函》中：

再启，刘商桂馨在上海，闻将新设日商三井纱厂，探闻已合西商（新增纱厂五家，内三井、茂生、东兴是日商，怡和，公茂是西商）援茧免税、丝不重税之例，请于译署，纱认正税。……

此时张謇正在筹办大生纱厂，1896年，大生纱厂应该称为“通海纱丝厂”，为了能和外资企业抗争，张謇在致张之洞的信函中请求能够减免厘捐，减轻纱厂苛捐杂税的负担。

后张謇在《致袁树勋书》中再次提及三井洋行：

盐业事，已与蛰老理清端绪，以后但须次第推行。厂甫增机，花须倍进，华盛、三井现均缓阁，正人弃我取之时。

可以看出此时张謇拟趁着华盛、三井等纱厂进展缓慢之际，努力筹资，进一步扩大大生纱厂的生产规模。

在事业发展的同时，张謇和三井洋行慢慢有了交集，和三井洋行的负责人（大班）有了交往。从1911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张謇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

贞壮讯，知昨夜十时半汉口获革命党人二，因大索，续获宪兵彭楚藩与刘汝奎及杨洪胜（开杂货铺），晨六七时事讫，各城俱闭，十时方开。余即于是时过江至汉口兴业里纸厂事务所，晤聚卿，即留午餐。三井大班丹羽来晤，旋诣之，并诣伟臣、晋笙、鸿沧。六时饮于海洞春。八时登舟，舟名“襄阳”。见武昌草湖门火作，盖工程营地，火作即长亘数十丈。火光中时见三角白光，殆枪门火也，闻十八日夜搜得党籍后续获二十余人而未已，余党不安，遂尔反侧欤。十时舟行，行二十里犹见火光。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时候，张謇正好在武昌。张謇是10月4日到达武昌的，此行的目的是去接办湖北纱、布、麻、丝四厂。在武昌，张謇两次拜访了帮助自己取得湖北四厂承租权的湖广总督瑞徵，瑞徵设宴招待了他。7日，工厂正式开工。10日（阴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八时，张謇登上“襄阳”轮启程返回。不久就看见武昌草湖门火光冲天，火光“横亘数十丈不已，火光中时见三角白光激射”。十时开船后，“舟行二十余里，犹见光熊熊上烛天也”。值得注意的是“三井大班丹羽来晤”，这是张謇日记中首次提及和三井洋行的负责人会晤，会晤的内容却不得而知。

1911年12月3日，南京光复后的第二天，张謇在上海第一次与革命党高层领导人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晤谈。两天以后，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了临时政府大元帅、副元帅选举。不久，在张謇等人的推动下，又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敦促黄兴赶紧到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黄兴也“已商请张謇向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作为到南京后军政费的开支”。在《张謇全集》中收录了《为黄克强（黄兴）借款之保证书》（清宣统三年十一月1911.12—1912.1）：

兹因黄君克强为中华民国组织临时政府之费用，向贵行借用上海通行银元三十万元。约定自交款日起一个月归还，并无抵押物。如还期不如约，惟保证人是问。除息率及汇水，由黄君另订条件外，特具此书。三井洋行鉴存。

张謇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一月

（据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根据已故南通文史专家管劲丞撰写的《张謇为南京临时政府筹款的经过》一文可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初期，面临极大的财政困难，日均花费30万元左右，于是想责成商会于先前资助二十万外再资助五十万。张謇担心扰商，承认自行筹款。在除上述借款保证书外，民国元年（1912年）2月2日，张謇以大生纱厂名义向三井洋行抵借规元四十万两。据管劲丞研究，上述保证书中的借款三十万，到期未能清还，张謇改用抵押方式，续借银四十万两，就中还清前款。此四十万两年息七厘，定期6个月，抵押品是大生纱厂全厂工程地基房屋机器及一切财产。全合同计10条。其中特别一条是：“该厂嗣后应用之煤炭木料机器及一切附属品，有需购办之时，倘三井承办之价，与别家不相上下，总须先尽三井商订承办。”这当然是受三井的要挟插进来。这里说明南京临时政府在一个月后财政还是没办法，并证明张謇当时实在没有多大能力筹款。

于是在民国年间，我们可以看到张謇先后在致温钦甫、陈安生、施理卿等人的信函中大多和运煤、申请护照有关。例如：

1912年4月23日“通州大生纱厂、崇明大生分厂购运开平、东洋等处煤斤，向照威海卫运煤章程，先行报明海关，俟运抵吴淞，由包办之洋行照章报关完税。由该厂呈请沪道给发护照，并知税司查验放行，仍令原船运通、运崇卸载，历来办法如此。现在上海通商交涉事宜，已由尊处办理，应请核准立案照行。今崇厂购运东洋煤二千吨，装第一多闻丸船径运崇明，除由包办之三井洋行自行报关完税外，理合呈报贵处，给予护照，并函知税司照章办理。此项护照务请即日饬交该厂驻沪账房，以便持往报关。”与本文开头介绍的合同所约定的事项，如关税含在煤价内由三井洋行承担，煤直接运输至崇明卸货等等基本吻合。

此后1912年7月22日、1912年8月5日、1912年10月3日、1912年11月22日、1912年12月1日、1913年1月12日、1913年1月17日的信函中均提及了类似事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4月13日、4月17日，张謇写给施理卿的信函中，提到“……今崇明大生分厂购运抚顺煤屑一千八百余吨，装袖补丸径运崇明。”“通州大生纱厂、崇明大生分厂购运开平、东洋等处煤斤，……今通州大生纱厂购运抚顺煤三千吨，装爱而根船径运通州。”再对照本文开头提及的大生纱厂和三井洋行订立的合同，从“订定抚顺煤屑四千吨左右”“自阴历二月（1913年3月8日—4月6日）起分两蹚（趟）交清”则完全是在该合同签订后付诸实施的。

（作者单位：南通博物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