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张謇研究述评/邱  帆

2020年张謇研究述评

□ 邱 帆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说到：“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王光英……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1]此后的三个多月里，有十余家报刊发表了张謇的相关文章。不过文章作者多为与南通相关的人士，且发文载体大多是地方性报刊。同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南通时，称赞张謇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2]考察结束后至同年年底，包括《人民日报》《旗帜》《人民政协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等全国重要媒体在内的二十余家报刊和数十家网络平台，围绕张謇的生平及事迹、张謇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弘扬张謇企业家精神的路径等内容发表或转载了相关文章，顿时全国掀起一股学习张謇企业家精神的热潮。与这些短小精炼的评论文章相比，学术论文的撰写和发表周期相对更长，因此2020年度学界发表的有关张謇论文的数量与往年没有太大差别。本文将对2020年度中国学界发表的有关张謇的研究进行综述和评论。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对代表性成果进行综述，并且因笔者视野和学识所限，在选取论文时难免挂一漏万，所做评论亦恐有不当之处，还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著作

2020年问世的有关张謇的著作不多，管见范围内，仅有庄安正先生的《张謇与近代百位名人》（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0年7月）一部专著。该书主要讲述了张謇与近代中国政、军、文化等各界知名人士以及部分国际友人的交际情况。所涉及人物中既有与张謇有过直接往来的，也有像李鸿章、张勋这样未与张謇有过直接来往，但是张謇几度口诛笔伐的对象。据作者介绍，书中较多内容为首次披露。

张謇的人际关系研究是近年张謇研究的一个热点和趋势。有学者将张謇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评价，是因为张謇的一生内容极为丰富，其思想和实践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艺术、医学、宗教等众多领域。想要全方位理解和准确把握张謇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对其人际网络展开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从该书的整体结构与文风来看，其主要面向的是大众读者群，读者可通过张謇与近代百位风云人物的交往实例来透视张謇多彩人生，也能感受到清末民初的时代大潮与社会变迁。同时该书对从事张謇研究的科研人员而言，也可谓是必备之书。有时我们在解读张謇与他人的来往书信时，迫切希望知晓张謇与通信者的交际过往，以便快速而准确地理解信中的内容。该书收录了近代百余名人与张謇之间的交往案例，且书后附加了人名查询表，可帮助我们迅速获取相关信息。

不过，书中列举的百余位名人只是张謇交际圈的一部分，仍有许多历史名人未被该书收录。例如被日本政府视为是张謇手下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和“棉纱大王”穆藕初，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和教育总长的张一麐，为张謇癸卯东游提供方便的日本汉学家、楚辞学家西村时彦等。由于史料的限制，想要探清张謇与这些人物的交往史并非易事。不过学界几乎每年都有“张謇与某某”的交往考证文章发表。如2020年度就有学者对张謇与美国友人裴义理^[3]、张謇的“共事老友”周扶九^[4]、有上海五金大王之称的叶澄衷^[5]、晚清江海关税务司好博逊^[6]的交际往来进行了钩沉。

二、政治史方面

近年来有学者主张淡化张謇作为政治家的一面，着重突显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一面。民间也有人提出“张謇是不是政治家”的疑问。张謇能不能算作是政治家，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清末民初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确实与张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丁健的《张謇与辛亥鼎革之际的政局变迁》对辛亥革命前后张謇的政治作为进行了梳理，指出：张謇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周旋于革命派、清廷和袁世凯之间，促成了南北停战议和；辛亥鼎革之后，张謇帮助袁世凯接手政权，保持了政局的平稳，避免了社会动荡和列强干涉，维护了国家统一^[7]。

张謇作为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人物，学界对其立宪思想的研究不胜枚举，但既往研究都忽略了思想观念流变的问题。奚海林的硕士学位论文《从张謇的国会观看其立宪思想（1901—1911）》从张謇对“国会”的认知演变入手，考察了其立宪思想的内在逻辑。文章认为其国会观并非一成不变的，历经两次变化。最早张謇受传统文化和变法思维影响，提出了“议政院”和“府县议会”的构想；在历经癸卯东游和日俄战争之后，张謇转而主张日本模式的“有限国会”；实践地方自治后，张謇又转向支持以责任内阁为核心的“法治国会”。奚海林还指出：“儒家学说在张謇的立宪思想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謇用儒学理解立宪是“勾连传统与现代不同文明的伟大尝试”。^[8]

海疆史研究是近年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张謇是我国“渔权即海权”论的创始者。围绕张謇与近代中国渔业关系的课题，不少学者都进行了探讨，阐明了张謇渔业思想及其实践在海权维护中的作用，但这些研究未对张謇的其他海权思想和实践给予足够的关注。而李强华的《张謇海权思想和实践：内容、特点及启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文章认为张謇的海权思想内容包括“发展渔业以维护海洋权利、发展海洋实业以争取海洋利益以及重建海军以捍卫海权”；“张謇的海权思想及其实践在近代中国海洋意识提升、海洋权利维护、海洋经济发展、海洋人才培养等方面产生了弥足珍贵的影响”。^[9]

三、经济史方面

大生纱厂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企业的代表，其兴衰史也折射出了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艰难历程。中国近代民族纺织企业历经了数次发展高潮，企业在获得丰厚回报之后，又加足马力扩张规模，希望再创辉煌，而近代中国民族工业也因这些繁荣景象而进入一个所谓的发展的“黄金时代”。正如王京滨、姜璐《近代民族工业企业的规模扩张与信用风险——以大生企业系统为例》一文所指出的那样，发展的“每次高潮都与国际银价和国内银钱比价变动所引起的棉纱价格上涨密切相关，而非源于企业内部管理水平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所以这样的发展与衍生的成果存在很大的偶然性与局限性。另外，传统观点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制约近代中国民族纺织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该文通过分析华商纱厂当时所面临的市场条件，认为华商纱厂未能提高自身生产效率，未能嗅探到市场需求趋势的转向而改进生产技术，因此使得企业失去竞争力，最终导致了企业的失败。^[10]该观点可谓指出了近代中国民族纺织企业之所以艰难发展的病根之所在。

该文是以大生企业为例，论证整个中国近代民营纺织企业的情况。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生企业在拥有行业普遍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某些问题上用大生的例子去论证并非最佳选择。例如该文第一章末尾处提到：“因一时性棉纱和棉花价格波动攫取了巨额利润的华商纱厂，不是以此为契机提升管理水平、实施技术创新将自身做强，而是盲目追求规模扩大来建立所谓的商业帝国”。或许其他同类企业的经营者确如作者所言，但作为大生集团最高层的张謇，则有着一定的前瞻性，并非不懂得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南通产的棉花不宜纺细纱，张謇早在1901年就引种可纺细纱的美棉，进行试种、驯化和推广，1902年开办农学堂，培养相关人才，经10余年的努力，才使美棉得以推广种植，改变了华商用华棉只能纺粗纱的局面。^[11]可见面对市场需求向细纱的转变，张謇是有提早做准备的。所以并非所有的经营者都不懂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只知一味地扩大事业版图。只因危机降临太迅速，使得张謇的一些努力被埋没。

四、城市史方面

日本作家鹤见祐辅1922年到访南通后，在其著作中写道：“如果中国有十个张謇，有十个南通，那么中国的将来就会很有希望。”^[12]张謇打造的南通，赢得了海内外赞誉。20世纪前半叶，民间力量参与到城市化运动当中，出现了诸多“社会精英造城”的经典案例。但即便如此，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旧停留在较低层次，且难以前行。似乎近代中国即便出现十个张謇，也很难推动城市化大步提升。问其原因，可从涂文学的《自下而上：20世纪前半叶民间参与城市化运动论析》一文中得到答案。文章通过对比分析张謇的南通、卢作孚的重庆北培、刘歆生的汉口之城市建设案例，得出结论：“民间力量弱小，社会环境欠佳，政府鼓励和扶持其参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力度有限”，且政府与民间不能和谐共生和良性互动都是导致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水平过低的重要原因。^[13]

五、戏剧史方面

说到近代戏剧改革，则不得不提及张謇与戏剧大师欧阳予倩在南通的携手合作。二人的合作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仍不失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2019年恰逢二人创办的伶工学社建社100周年，在南通召开了相关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集《中国近代戏剧教育的发轫——伶工学社》于2020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从所刊论文来看，欧阳予倩离开伶工学社的原因是多数与会学者关注和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已有研究认为张謇与欧阳予倩在戏剧改革方面的思想分歧是二人合作半途而废的主要原因。对此张廷栖则认为，前人观点忽略了伶工学社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客观环境的变化，并指出：二人的分歧并不在伶工学社的办学思想上，而是在运营模式等细节问题上。究其原因，张廷栖认为是由于张謇在实业上面临经济困境，造成伶工学社经费短缺，致使欧阳予倩离开南通，戏剧改革就此中断。^[14]张裕伟在《欧阳予倩离通原因新论》一文中，既不认可经济原因说，也不赞同思想分歧说，而是提出一个新的论点：关于戏剧改革的目的，张謇与欧阳予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二人性格均属掌控型人格，导致矛盾不可调和，是欧阳最终离通的关键原因”。^[15]“性格说”不能说是错误的，但用它来解释一些历史问题显然力度不够。设想一下，如果将1915年张謇离开袁世凯政府之事也解释为，张、袁二人同属掌控型人格，二人矛盾不可调和，张謇就此离开的话，或许就能更容易看出问题的端倪了。如此解释等于完全抛开了历史复杂面相，而将历史问题简单化处理了。合作都是要求同存异的，在一定条件下，合作双方潜在的矛盾是可以被调和的。正如另一位与会学者王飞的论文所述，“在经济景气的情况下，这一分歧被掩盖着，等到经济窘迫时，矛盾台面化也就不足为奇了”。^[16]其实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欧阳予倩的种种怨恨和不平都是产生在大生纱厂步入经济危机之后，所以笔者认为三种学说中的经济原因论更具有说服力。

关于张謇的戏剧改革观，学界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研究。不过，有一问题是既往研究一直未予以解答的，即张謇的改良戏剧的思想究竟起于何时。羌健的《近代中国戏曲改良思潮与第一所新型戏剧学校之考辨》一文对此作出了回答：张謇早在1906年就致函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提出了改良戏曲的主张及具体的措施。此时的张謇就已经意识到戏剧的传播力，主张对其加以改良后运用于开启民智，让立宪思想普及大众，为后续导入宪政制度奠定基础。^[17]

六、书法研究

张謇的书法在近代可谓独树一帜，民国初期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发行过张謇的书法集，畅销至全国各地。当今学界也有不少关于张謇书法的研究，有的对张謇学书经历及其书法分期和风貌进行探讨；有的考察了张謇书学思想的社会意义及其影响。钱荣贵、杨天奇的《张謇书法的“师古”与“通变”》一文则从张謇的学书经历、书学思想、哲学主张等方面入手，结合其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重新审视了张謇书法既“师古”又“尚意”的艺术特征。特别从专业的角度对其《渡海亭记》《倚锦楼石屏铭》等作品的运笔、点画、法度、审美作了细致全面的分析。并根据《张謇全集》对张謇的学书历程及流变给予了严格考订及注释。文章认为：“张謇虽然注重法度却又不拘囿于法度，他将名帖的学习视为与古人的‘交游’，不仅主张‘书如其人’，而且讲求以‘士气’为上，其目的是于章法中求变化、求个性，在法度中融于艺术主体的精神品格及意韵气质。”^[18]

七、宗教史方面

前文提到，1906年张謇主张改良戏剧，目的是为了开民智，普及立宪思想，为当时清朝的“立宪”奠定基础。张謇的这种“实用主义”观在其宗教思想上也有体现。张源旺、张厚军的《张謇宗教观中的无神论因素剖析》一文，系统梳理了张謇宗教观的演变，并对张謇运用宗教为现实服务的意义以及对当代的启示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张謇对宗教主要采取的是“实用理性主义的态度”，“无神论因素是其宗教观的骨架”。张謇注重对宗教的转化利用，清末时，他利用庙产办学堂兴事业；进入民国时期后，他改造寺庙办慈善，借基督教推广现代文明，修英雄祠以弘扬民族大义。当前中国正面临新的社会转型，张謇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他化用宗教为现实服务的意见和做法值得当代吸纳和借鉴。^[19]

八、其他

除张謇的宗教化用思想外，他的精神也有许多方面是当下值得借鉴和学习的。马斌认为：“张謇的质量观既博大精深又特点鲜明，崇尚精益求精，讲究细致严谨，提倡持之以恒,注重奖优罚劣,坚持知行统一,对当前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具有现实参考价值。”^[20]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马斌对张謇的抗灾救灾精神也进行了考察分析，指出：“张謇在他一生的抗灾救灾过程中,形成了一心为民、为世牛马,迎难而上、不屈不挠,尊重科学、崇尚技术,统筹兼顾、放眼全局,团结协作、守望相助等抗灾救灾精神。当下,建构坚实的精神家园具有必要性,张謇抗灾救灾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21]

2012年版《张謇全集》虽然修正了94版《张謇全集》中的许多错误，但对部分史料的成文时间仍存在判断失误的现象。夏林和陈松林分别就张謇的《辞运河督办呈》、《冯国璋致张謇函（四月十八日夕）》的形成时间进行了重新考订，认为《辞运河督办呈》形成的确切时间为：1922年4月11日^[22]；冯国璋函的形成年份是1916年^[23]。

张謇参加了6次乡试才考中举人，前5次考试地点在南京，而第6次时张謇却北上顺天府应考。对此，学界以往的解释是“因其老师孙云锦官江宁知府，子弟依例回避，转而赴顺天府乡试”。张裕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张謇获得优贡资格后，在面临北京、南京乡试的选择时，由于顺天乡试的种种有利于自己的条件”，所以张謇北上应试，“并非要回避何人，而是合乎常情的理性选择”。^[24]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7.

[2]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N].人民日报，2020-1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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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振元.谈张謇与“共事老友”周扶久[J].张謇研究，2020，（2）.

[5]朱江.张謇钦佩的兴学行善者叶澄衷[J].档案与建设，2020，（8）.

[6]朱江.张謇与晚清江海关税务司好博逊[J].档案与建设，2020，（3）.

[7]丁健.张謇与辛亥鼎革之际的政局变迁[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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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裕伟.欧阳予倩离通原因新论[C].中国近代戏剧教育的发轫——伶工学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143-151.

[16]王飞.张謇与欧阳予倩戏剧改良观的比较研究[C].中国近代戏剧教育的发轫——伶工学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99-111.

[17]羌健.近代中国戏曲改良思潮与第一所新型戏剧学校之考辨——以张謇书信为线索的考察[J].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20（3）.

[18]钱荣贵，杨天奇.张謇书法的“师古”与“通变”[J].中国书法，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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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马斌.张謇质量观的现实价值与践行路径——以推进高职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为视角[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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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夏林.张謇《辞运河督办呈》成文时间考辨[J].档案与建设，2020，（07）.

[23]陈松林.《冯国璋致张謇函》系年考[J].张謇研究，2020，（2）.

[24]张裕伟.张謇1885年参加顺天乡试的原因辩证[J].张謇研究，2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