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张謇所敬仰的人 ——张謇的十六幅古贤画像/梁林军

那些张謇所敬仰的人

——张謇的十六幅古贤画像

□ 梁林军

东奥山庄是张謇晚年的住所，兴建颇为用心。受颐堂是东奥山庄的主建筑，其名取意于《周易》的颐卦。“颐”即养，保养、养育的意思。颐卦的卦象是震下艮上，艮为山，震为雷，雷出山中，正是春暖之际，天地养育万物之时。“观其所养”“观其自养”，即天地养育万物，圣人颐养贤人、养育万民。受颐，即受其颐养，表示感恩的意思。张謇在受颐堂正面悬挂其师翁同龢画像，表达对老师知遇之恩的感激。厅堂两侧分别挂了八幅、共十六幅古贤画像，以示对古贤的敬仰、对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滋养自己的感恩之情。

张孝若曾讲“父亲对于唐宋以来贤士文人，直到明末清初朴学诸老，自顾亭林以后，都非常地崇拜。因为他们不是刚直廉正、忠义倔强一流，就是富有天才、眷怀故主一派。人格学问，都可使后世钦重。所以在他的东奥山庄受颐堂两旁，挂了十六幅的画像，还在上边题了字。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尚友古人的范围和他对于学问、汉族的思想和见解的寄托。”这十六幅古人画像分别是李白、颜真卿、王安石、文天祥、范仲淹、包拯、范纯仁、孙承宗、文征明、杨涟、史可法、徐达、王守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张孝若总结这些人的特点是：刚直廉正、忠义倔强或富有天才、眷怀故主，且人格学问都为后世所敬重。结合张謇的思想，本文对这十六位古贤的共性特质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并且力求挑选更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及其事例和思想，以充分说明每个特质。

一、高尚人格，谦卑品行

除了画像，张謇还为受颐堂题了一对联语，上联是“是以君子慎言语，节饮食，利涉大川，由颐厉吉”，下联是“至于要道去健羡，绌聪明，光耀天下，复反无名”。上联取自颐卦。颐卦体现的为臣之道是贤臣因竭诚辅佐国家社稷，而官至人臣之极限，大有福庆，但应当守住为臣之本分，戒慎恐惧，时抱敬畏之心。由颐厉吉，即通过严格的自律通达吉庆。下联取自复卦，复卦的卦象是震下坤上，一阳在下，五阴在上，由剥卦发展而来，体现剥极必复的自然规律。“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是天之道。复卦体现的为臣之道是做到克制外在虚荣，守拙，名满天下还能若无其事，保持和无名之辈时一样的品行操守。可见，这些古贤的共性特点是内圣外王，修己方面，慎言语、节饮食、去健羡、绌聪明；安人方面，利涉大川、光耀天下，还由颐厉吉、复反无名。由此可见，张謇看重的品行特征：谨言慎行、节俭、不爱慕虚荣、藏智守拙、有利天下、不居功自傲、为人敬重铭记等。

这些古贤都言行谨慎，生活简朴，平易近人，不爱慕虚荣、自作聪明、哗众取宠或居功自傲，今天所谓“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大概能得之一二。比如徐达，朱元璋评价他在能力上“谋勇绝伦，故能遏乱略，削群雄”，在执行力上“受命而出，成功而旋”，在功劳上“破虏平蛮，功贯古今”，却没有将领们的通病；只有徐达能够做到“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即不自吹自擂，不贪财、不好色。徐达内平乱，外驱夷，功贯古今，却“归来仍是少年”，依旧谦卑、谨慎，本性不变、本色不改。张謇父教育、母实业，一生创办了30多家企业，发起或创办了近400所学校，其“公益作为”功贯古今，却始终保持勤苦简朴，晚年更是自号“啬翁”，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吝啬的人；他诠释了节俭的最高境界：对自己最吝啬，对百姓最慷慨。

二、才华横溢，学究天人

艺术造诣方面，张謇举的十六古贤中李白、颜真卿、文征明三人大概可以分别代表中国古代文化中诗、书、画的最高成就。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历史名篇，表达了崇高的思想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效力国家、服务社会。“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在文学上，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留下很多历史名句。其文章以“实用”为本，短小精悍，简洁峻切，论点鲜明，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和说服力；其诗也重在说理，晚年诗风含蓄、深沉，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

学术方面，王安石、王守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是大学问家，对中华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张謇特别赞佩王安石在经学上的功劳。王安石是经学大师，著书立说，创“荆公新学”，开宋代疑经变古之学风。在张謇看来，王安石一大历史功劳是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张謇认为，科举取士是一文定天下，汉代尊经学，科举能够兼顾学业与政术。唐代以后，偏重诗赋词章，使士人不通政术。王安石废除旧制，用经术取士，功在北宋，利在千秋。

王阳明是明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他提出著名的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反对把孔孟思想教条化、作为一成不变的戒律，提出“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人人皆可成尧舜”，具有要求冲破理学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黄宗羲认为王阳明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没有像他这么深刻洞明的人。曾国藩认为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是明清之际主张经世致用的大儒。黄宗羲治学基于汉代经学家的训诂考证方法，同时吸取理学在义理方面的长处，其著作《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直到今天仍是研究宋明理学最重要的著述。顾炎武开朴学之新风，是清学的开山之祖。张謇有句“亭林绝学今先河”，称赞他在学术上的开创之举。郭齐勇评价王夫之编注儒家经典，在学术上以六经为本源，既守护华夏文化之根，又创造诠释、开拓新境。张謇有言曰：“船山不死社犹存”，即王船山在学术上的构建是不朽的，华夏文化因其守护而不绝。

三、治国安邦，保国安民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宏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为了革除北宋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发起全面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梁启超认为，王安石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第一完人、伟人，堪称中国的克伦威尔。

这些古贤中，王阳明多次平复内乱，范仲淹、孙承宗镇守边境、抵御外侮，徐达则内除割据、外驱鞑虏；其中，王阳明、范仲淹、孙承宗都是文人出身，徐达也是文武双全之人。王阳明接连平定南赣、两广盗乱及朱宸濠之乱后，获封新建县伯，成为明代凭借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此外，颜真卿率兵抗击安史之叛军，文天祥举兵抗击元军，史可法与清军血战扬州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长期举兵反清复明。张謇所处的晚清，积贫积弱，国家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张謇更加看重传统士人经世致用、文治武功、为国排忧解难的能力和作为。网上有个评论，说范仲淹是“文能写红一座楼，武能镇守一个国”，这大概是儒家士人的共同理想。

正如梁启超所言，儒家的哲学精神，可以用《论语》“修己安人”一语含括。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儒家的读书人，虽是知识分子，但追求在事功、外王方面的综合能力，张謇也是如此。他崇尚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先哲中兴国家所创的伟业，自己也随军多年，曾随庆军入朝鲜平定叛乱。

四、刚正不阿，清正廉洁

李白性格傲岸不屈，不愿阿谀逢迎，也不屑于与俗沉浮。颜真卿因得罪权臣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世人敬重他的刚正不阿，称他“颜平原”。孙承宗拒绝魏忠贤的示好、攀附，而屡被暗算、排挤，几起几落。

范仲淹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王安石罢相后，司马光尽废新政，范纯仁提出“勿因人废言”，为王安石仗义执言。

王安石质朴无华，生活节俭，以“邋遢”闻名，但他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且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王安石在吃住穿着方面，从不讲究，一件官袍可以穿几十年，坐在饭桌上，哪个菜离他近就吃哪个，没有喜好之分。他见不得浪费，身为宰相，竟然捡食他人吃剩下的饼。范纯仁和张謇老师翁同龢也都是以清正廉洁著称的官员。

杨涟是史上著名谏臣，他屡次拨乱反正、安定朝局。他不惧个人生死，死磕阉党，弹劾魏忠贤二十四项大罪，被诬陷受贿，严刑拷打，惨死狱中。王夫之评价说“直击严嵩，而椒山之死以正；专劾魏阉，而应山之死以光”，把杨涟和万历年间的杨继盛同列，称赞他们以死谏而匡扶正义、重现光明。乾隆皇帝弘历认为明朝不是亡于内乱，而是亡于阉党横行无忌，而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未被采纳，反而被杀，注定明朝气数已尽。

五、布衣底色，心怀百姓

范纯仁是范仲淹次子，官至宰相，以廉洁、节俭著称，被称作“布衣宰相”，历仕仁、英、神、哲、徽五朝，两任宰相，从仕生涯长达五十余年。范纯仁一生不改初心，廉洁自律，勤政爱民，公忠体国，宽厚仁慈，“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俸赐都疏散出去。

包拯是北宋名臣，廉洁公正，不附权贵，铁面无私，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

范仲淹在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本职是负责监督淮盐储运和转销，但在看到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久受其苦，毅然上书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建议采纳后，范仲淹被调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百姓感恩于他，将此工程称之为“范公堤”。张謇家乡即受益于此堤，在著述中多次追忆、缅怀范公。

即民以见天！王夫之认为，真正的圣贤应该“不专于己之天”，而应贴近人民，体察民心，扶助百姓，反对“舍民而言天”。黄宗羲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些思想对于张謇看透官场和仕途，决意实业救国有促进作用。张謇提出“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张謇立志为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服侍所谓贵人，当不能为百姓有所作为的可耻之官。

翁同龢在任职刑部右侍郎期间，处理很多知名案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平反当时轰动全国、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

六、士人气节，爱国精神

文征明作画有“三不肯应”。中年以后，文征明成为炙手可热的画家，求购其书画者可谓踏破门坎，络绎不绝。但文徵明有自己的作画规矩，即“生平三不肯应”：一是不给藩王作画，二是不给太监作画，三是不给外夷作画。不慕权贵，不贪钱财，坚守士人气节和民族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亡后，顾炎武志存恢复，因敬仰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改名炎武。清廷多次招致，顾炎武“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地下相逢告父老，遗民犹有一人存”，以死坚拒。他一生为抗清复明奔走，屡挫屡败，屡败屡挫，从未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黄宗羲之父黄尊素为东林名士，因弹劾宦官被迫害致死。黄宗羲青年时代继承父辈遗志，联络东林子弟，组成“复社”，坚持与宦官的斗争。清兵入关后，黄宗羲毁家纾难，联合抗清志士，组成“世忠营”，进行武装抵抗。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

张謇在著述中多次引用顾炎武的兴亡论，诗文中不时追慕亭林，认可其“一日不死，不得不引以为耻”的爱国精神。面对列强的侵辱，张謇一直持战，反对议和。“比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顾黄二人的士人志气一直激励着张謇，使得他弃官从商，立志为百姓服务，于社会有益。

晚节当继王船山。张謇常称赞王夫之的士人气节，“船山内中国，故斥余阙非忠”，王夫之忠于中国，因此不认可元将余阙是忠良之说。王船山曾举兵抗清，失败后，投奔南明永历政权，任职行人司，因弹劾权奸，险遭残害。此后，隐伏湘南一带，过了多年窘迫的流亡生活。中年以后，隐居故乡衡阳石船山。王夫之常年生活困顿，体羸多病，但历尽千辛万苦，也矢志不渝，甘做“亡国一臣孤”。

张孝若所提张謇的“汉族的思想”值得重视，张謇也曾多次表达崇敬近代湘哲，“近敬湘诸先哲之志业”，但是这十六人里面并没有涉及清代曾国藩等人，说明他坚持汉族思想、抵抗外国侵略和守护中华文化的爱国意识和思想自觉。十六幅古贤画像，除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之外，还有颜真卿、文天祥、孙承宗、史可法，他们皆忠于故主，坚守汉族精神和士人志气，皆是抗“夷”英雄。其中，张謇还举出徐达，徐达在北伐时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徐达灭元功贯古今，可谓史上“破虏平蛮”第一人。可见，面临西方列强侵略时，张謇有心效仿先贤，为国一死；汉人也并非只有一死，中华也并非总是文弱，也曾破虏平蛮，所向披靡。张謇曾对梁启超说中国人才的弱点是“有条理、无精神”，所谓精神就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士人气节和爱国精神。

七、精忠报国，死而后已

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曾是安禄山的部下。安史之乱时，颜杲卿与其子颜季明守常山，颜真卿守平原，他们设计杀安禄山部将李钦凑，擒高邈、何千年。叛军围攻常山，颜季明战死；颜杲卿被押至洛阳，忠节不屈，最终遇害。文天祥在《正气歌》中称赞颜杲卿：“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表达对敌人咬牙切齿的痛恨。安史之乱中，张巡守城卫国心切，牙齿竟皆被咬碎；颜杲卿怒骂安禄山，叛贼钩断他的舌头，在含糊不清的骂声中遇害。安史之乱后，颜真卿平叛有功，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后李希烈反叛称王，颜真卿被派遣晓谕，凛然拒贼，被缢杀。

南宋末年，屡受元军侵扰，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士卒勤王。五坡岭被俘后，被押至元大都，囚禁达三年之久，屡经威逼利诱，仍誓死不降，从容就义。

明朝后期，屡受后金骚扰，孙承宗临危受命，成为蓟辽督师，修筑关宁锦防线，选拔培养马世龙、袁崇焕等一批优秀将领，多次逼退后金部队，努尔哈赤不得不后撤七百里。孙承宗在关内肃清后金武装，威震边关。清军进攻高阳，孙承宗年近八十、赋闲在家，仍率领全城百姓及家人守城，城破后自缢而死，此役孙家百余人战死。

史可法是明末抗清名将、民族英雄。他为官清廉，坚贞不屈。北京城被攻陷后，史可法拥立福王朱由崧（弘光帝）为帝，继续与清军作战。清军大举围攻扬州城，城破后，史可法拒降遇害。

张謇挂十六幅先贤画像并题对联，其用意是激励、鞭策全家，效仿古贤圣哲，学以成人、学以成才。1921年8月，张謇集刘向、诸葛亮、王修、颜之推、柳玭、胡安国、朱熹等七位古贤圣哲的教子警言，书刻于石质屏风，集为《家诫》，立于东奥山庄庭院。十六幅古贤画像与翁同龢画像、家诫屏风构成一个整体，既表达了张謇对恩师以及对他影响极大的古贤思想的感恩之情，又希望家人牢记他们，了解他们，学习他们，效仿他们的人格品行，为国家、为社会、为百姓创一番丰功伟绩。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