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离通原因新论/张裕伟

欧阳予倩离通原因新论

□ 张裕伟

1919年9月至1923年1月，欧阳予倩接受张謇邀请，从上海来到南通，创办并主持伶工学社，这段合作，无论是对于欧阳予倩还是对于张謇来说，都是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从中国近代戏曲发展史来说，也是一件值得浓墨重彩描述的大事。两人的这次合作，一开始张謇礼贤下士、主动邀请，欧阳也表示“仰公相许之诚，当竭虑以从事”，并“妄期深远”^[1]，希望在南通为新型戏曲人才的培养事业而精耕细作，长期努力，但仅过去三年，欧阳便带着极大失望和郁闷，匆匆离开了南通，二人最终分道扬镳，不欢而散。正因如此，欧阳的离通，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兴趣，纷纷从各自的理解探究他之所以“突然”离开的原因。

既有学界对欧阳离通主要原因的分析，大致有这样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经济原因，即因张謇各项事业全面滑坡，无法支撑伶工学社的发展。^[2]第二种观点认为欧阳予倩和张謇的“思想分歧”是导致两人合作半途而废的根本原因。^[3]第三种观点强调欧阳予倩与薛秉初等南通士绅之间的矛盾^[4]。这三种观点各有侧重，均看到了欧阳离通原因中的重要方面，且论述中时有精义可采，但细加揣摩，则觉在逻辑上均难以自洽，各自面临着解释困境，有进一步分析探究的必要。

第一种观点，姑且称为经济原因说，这种说法的立论基础是看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因此张謇的各项实业受到沉重打击。1922年左右，大生纱厂开始连年亏损，直接导致伶工学社经费来源困难。但这一观点的解释困境至少有以下几条：首先，虽然欧阳山尊在他的《我的父亲欧阳予倩》一文中也提到：“由于经济上及其他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父亲不得不离开南通”，伶工学社是由张謇集资建立，耗资颇巨也是实情，但从当时情况讲，经济上的困难远未达到伶工学社难以维持的程度，即使是在欧阳予倩离开南通后，伶工学社依然继续开办，直到张謇死后才因故停办。其次，据最新考证，欧阳离通的时间是在阴历的1922年腊月，阳历的1923年1月^[5]，此时张謇的各项事业虽然开始走下坡路，但毕竟寒气初至，并未达到之后几年隆冬肃杀的程度，以张謇长期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尚不至于无法维持伶工学社正常运转。最后，伶工学社培养的学生尽管摒弃了“火逼花开”的功利性科班培养模式，但伶工学社的学生经过数年培养后，其中不乏可以演出者，况且还有欧阳予倩这个“超级名角”带队，可以筹集大量演出费用（如1922年下半年欧阳带队赴汉口演出）贴补学社开销，而张謇其他的教育文化事业尚多，如南通师范、博物苑、图书馆、盲哑学校、养老院等，均需要张謇的“财政支持”，且它们基本都是完全由张謇出资供养，毫无“创收”能力，按照正常的逻辑，即使是张謇事业滑坡，资金供养能力不济，也应该先减少或取消其他无“创收”能力的机构才是，怎么能反而首选伶工学社呢？

第二种观点，姑且称为思想分歧说，这一观点指出了张謇和欧阳予倩因在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等方面的不同，二人在戏剧改革目标、办学方针，艺术趣味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分歧。诚然，欧阳予倩比张謇年龄上小36岁，出身于官宦世家，后来又留学日本，受家庭、师友、社会环境等影响，成为了一个较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和张謇的出身、经历等的不同，导致二人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出现分歧，这是十分正常的。但要说因为二人思想上有分歧便导致二人无法继续合作，恐也难以自圆其说。张謇和欧阳之间既有思想上分歧的一面，同时又有一致的一面，二人对通过戏曲改良社会、通过培养戏曲人才以改革传统戏曲、对培养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专业戏曲人才等方面都是高度一致的，甚至在戏曲人才培养的具体教学内容、管理制度、办学模式等方面，二人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可以说，二人在戏曲改革、戏曲人才培养上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的说法并不夸张。这也是二人可以进行合作、欧阳予倩来通的基础。如果强调出身、经历的不同，难道张謇和欧阳予倩的分歧会比张謇和特莱克之间的不同还要大吗？如果强调思想主张的不同，难道张謇和欧阳予倩之间的不同会比与黄兴、宋教仁等的不同还要大吗？张謇一生，结交三教九流、王公贵族，朋友圈十分庞杂，即使把范围限定在张謇经营模范县内，从和张謇合作共事的各色人等中找出一个张謇与之“思想分歧”远超欧阳予倩的，恐怕绝不是什么难事，那么他们为何都能够与张謇“合作愉快”，而欧阳予倩却与之中道分途呢？

第三种观点姑且称为士绅矛盾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史实基础，欧阳“在南通住了三年”的回忆录中已描述了多则南通士绅们和欧阳之间不睦的事件，可以想见，当时当面背面对欧阳有负面看法的人不在少数，薛秉初和查天影等人甚至在背地里成立了一个“演员养成所”，要和欧阳“打擂台”，这些都令欧阳难以接受。这一原因肯定是促使欧阳离通的因素之一。但问题是，我们同时要考虑到张謇在南通的巨大影响，欧阳自己也说“南通有一个镇守使，有驻兵，有县知事，可是他们都要听张謇的话。警察局就是为张家看门的，以此行政显得比较统一。”^[6]有人称张謇为“南通王”，此谥虽非美称，但可见张謇的巨大社会影响，张謇在南通一言九鼎，殆无疑义。因此南通士绅与欧阳予倩矛盾产生的逻辑基础还是因为张謇渐渐对欧阳予倩的做法觉得不以为然。当欧阳初到南通，张謇对其十分倚重，给他“相当的礼遇”时，“其他的绅士们当然也会另眼相看”^[7]，而当张謇对欧阳的做法不以为然时，南通士绅们瞻候风向，对欧阳的不满才逐渐表露出来。这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因秦孝公的高度信任和大力支持，全国反对变革的力量全部被压制，改革得以成功。因此这个观点实质上是附属于上一种观点的，起到的是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非关键原因。

既然以上三种观点都面临解释困境，那么欧阳离通的真正原因到底应是什么呢？

欧阳南通之行所带的强烈目的性和张謇邀请其前来的目的之间存在着明显不同，但二人性格均属掌控型人格，导致矛盾不可调和，是欧阳最终离通的关键原因。

欧阳来通前已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戏曲改良方案。他来南通时已经31岁，之前经历留学日本、接受民主思潮熏陶、加入“春柳社”、组织“新剧同志会”等，使他对中国旧有戏曲的弊端有十分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后来系统地体现在他发表的对于旧剧以及旧剧改造的论文《予之戏剧改良观》中。在这篇文章中欧阳予倩指出，“予敢言中国无戏剧”“旧戏者，一种之技艺”，系统地对戏曲改革给出建设性方案：（一）组织关于戏剧之文字；（二）养成演剧之人才；至于如何“养成演剧之人才”，欧阳氏认为：（1）募集十三四龄之童子三五十人，于其中选拔优良，授以极新之艺术；劣者随时斥退之。（2）不收学费。（3）修业二三年后，随时可使试演于舞台，以资练习，并补助校费。（4）课程于戏剧及技艺之外，宜注重常识，及世界之变迁。（5）从业后需服务若干年。^[8]欧阳予倩长期思考后形成的这一套系统的戏曲改革及戏曲教育理念亟需一个实验的基地，因此当张謇向他伸出橄榄枝后，欧阳表示了十分积极的回应，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伶工学社、更俗剧场的筹办建设中。

欧阳到南通后全身心投入自己的戏剧改革理想实践，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一是全面设计主持伶工学社的各项规章制度、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师资延聘等，并为之倾注全部心血。二是举家迁往南通，其母亲、妻子、弟弟、妹妹等都因欧阳主持伶社而做了不少相关工作。三是放弃优厚包银，大量贴补伶社开销。欧阳作为当时享誉海内的头牌名角，每月包银已达数千两之多，但他情愿放弃如此优厚的待遇，来到南通主持伶社工作，月薪仅为一百元，但还“从来没拿过，因为经费不充足都贴在学校用了”^[9]，离开南通后欧阳表示“总计三年之中，垫出去的钱不下七八千元”^[10]，结果自己“丝毫无余，还弄到欠债”^[11]，对此欧阳的主观动机是“我为着要表示我不是为钱，而是为了戏剧改良的事业”^[12]。四是争分夺秒工作，尽可能压缩无谓应酬，目的是挤出更多的时间放在戏曲人才培养上。这些都给当时同事、士绅们造成过误解，但从中可见欧阳予倩在南通实践自己戏曲改良理想的极大热情。

同时，在欧阳予倩来南通之前，张謇也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改革传统戏剧的思路，对此张謇曾在给梅兰芳的信函中多次表述，1917年10月：“兹南通地方拟建戏园，鄙意则先须养成正当艺士之才，特开生面。都中年轻而习戏者较多于他处，假如养成三十人，就曾学戏之子弟中，择其聪慧而安祥者合为一班，即在都中加以训练，延聘一二人为之监督，岁由南通给费以资之。惟约计其事，须若干年可成，每年须费若干，其事是否易于组合，若何组合之法，吾友与奉卿诸君能为其事否，一切茫然。希晤奉卿、妙香时，讨论研究，见示端要。”^[13]再如1919年6月：“国之社会不良极矣。社会苟不良，实业不昌，教育寡效，无可言者。而改良社会措手之处，以戏剧为近。欲从事于此已有年，而求之不得要领。鄙意大要二：一地理、历史正旧之谬误，一风俗、人事正旧之卑劣粗恶。此言体也。用则一方订旧，一方启新。订旧从改正脚本始，启新从养成艺员始。昔商吾友，以为难，诚信吾友之不我欺也。”^[14]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张謇在欧阳来通之前形成的戏剧改革设想。

张謇戏曲改革的设想和欧阳予倩的设想有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这是他们初次相见彼此相见恨晚、顺利合作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他们在很多方面也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些方面，学者们都已经进行了细致地梳理，这里再略补充一点，张謇对戏剧改良的主张是既发挥戏曲导人向善的教化作用，作为通俗教育的重要组成，同时又注重发挥戏曲繁荣实业的作用，即张謇在和欧阳的谈话中所说，经济振兴靠实业，启发民智靠教育，而戏曲兼具二者之功，既能繁荣实业，又能辅助教育。张謇创办伶工学社、更俗剧场实际上还是有经济上的考量在的，这一点和欧阳颇不相同。后来欧阳的很多改革措施，得不到张謇的支持，甚至后来受到张謇的限制，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张謇1922年写给正在汉口演出的欧阳予倩的一函中也表示：“音乐班在沪无人管理，闻贤有令去汉口之说，鄙意汉之音乐程度未必高于南通，为经济计，以不去为宜。……贤于汉上，愿益注意于经济耳。事求其适，乃以图存。”这都体现了张謇在经济上的考量。

两人戏曲改革观点的分歧如何导致他们中道易趋？这其中的逻辑是：欧阳设想的是张謇作为一个著名的实业家，可以充分发挥其资本、人脉、影响力等优势，全力支持他的戏曲改革设想，让他的改革主张得到一次全面实践的机遇。欧阳认为如何培养人才，自己既然已经有了一整套改革的思路，那南通方面只需要提供实践的条件就行了。这也是他全面主持伶社工作中，很多方面“一把抓”的主要想法。大概因为欧阳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事情上他是“自作主张”的，并未事先请示、征求张謇的意见，这也是他的很多主张如组建音乐队等，虽然得不到张謇支持，但最终却能够“上马”的原因所在。

但从张謇方面说，他在创办伶社之前也有自己的一套比较成熟的改革思路，欧阳全面“一把抓”，事事“自作主张”，并非张謇邀请他来通的本意。张謇在1917年10月写给梅兰芳的信函中说“世界文明相见之幕方开，不自度量，欲广我国于世界，而以一县为之嚆矢。至改良社会，文字不及戏曲之捷，提倡美术，工艺不及戏曲之便，又可断言者。吾友当知区区之意，与世所谓征歌选舞不同，可奋袂而起，助我成之也。^[15]”1919年6月写给梅兰芳的另一函中更加明确：“近得欧阳予倩，愿为我助。予倩文理、事理皆已有得，意度识解亦不凡俗，可任此事。^[16]”这里的两个“助”字，反映了张謇的本意，他需要的是一个“助手”！是一个按照自己戏曲改革设想抓好落实的“经理型”人才，而非一个完全按照自己主张施展的客卿。

如果张謇没有自己的戏曲改革主张，单纯欣赏欧阳的才干能力、改革志向，愿意为其提供实践条件而不加干涉，二人可以合作愉快；如果欧阳来通后，事事请示张謇，对于与张謇不一致的地方加以保留，按照张謇的改革意图实施，两人也会合作顺畅。但张謇是一个天然掌控型的领袖，在青年时代即被友人称为“目空一切”，如果手下人做事完全脱离了自己的掌控，这是张謇接受不了的。而欧阳也是掌控型人格。在南通主持伶社工作期间，即使遇到阻力，欧阳一再表示“我有牢不可破的主张”^[17]“理直气壮不畏强御地硬干”^[18]“但是我决计不理”^[19]，这些既体现了欧阳为了戏曲改革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也构成了他和张謇两人掌控型性格的“不可调和”。欧阳只能十分失望地认识到“我所要养成的演员，不是他们所要养成的。”^[20]

张謇和欧阳的合作仅经历了十分短暂的“蜜月期”，有学者指出，欧阳来通不久后，就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惧不克终”^[21]四字，则他们之间上述对戏剧改革“主导权”的分歧在他们展开合作后很快就表现出来，且逐步明显化，欧阳虽然是在1923年初离开南通的，但事实上他早有去意。

最后要指出的是，张謇毕竟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伟大人物，即使欧阳的改革超出了自己的掌控，令其不以为然，但张謇对欧阳的才干和志行却一直是欣赏的，在欧阳离通前带伶工学社学生赴汉口演出前夕，张謇还写诗为其饯行：“共君说乐梦钧天，岁有新声被管弦。一队儿郎教得隽，也应腾踔李龟年。”诗中对欧阳主持伶社期间的教学业绩和教学水平给予了很高评价。这也可以作为张謇之所以是张謇的一个例证吧。

参考文献：

[1]欧阳予倩：“致张孝若论剧书”，载南通市文联戏曲资料整理组：《京剧改革的先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2]主要有张廷栖：《欧阳予倩离开伶工学社的原因初探》；周莹莹：《孤飞暗自伤——浅析欧阳予倩在南通戏剧改革（1919-922）失败的原因》，载《大舞台》2011年第1期。

[3]主要为钦鸿：《张謇与欧阳予倩》，载《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傅谨：《南通伶工学社的兴衰及启示》，载《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王展：《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及其现代美学意义》载《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4]郭丰涛：《欧阳予倩南通戏曲改革活动探赜》，载《戏剧文学》2017年第10期。

[5]可参阅拙文“欧阳予倩离通时间小考”。

[6]欧阳予倩：“在南通住了三年”，载南通市文联戏曲资料整理组：《京剧改革的先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

[7]欧阳予倩：“在南通住了三年”，载南通市文联戏曲资料整理组：《京剧改革的先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

[8]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载南通市文联戏曲资料整理组：《京剧改革的先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4页。

[9]欧阳予倩：“在南通住了三年”，载南通市文联戏曲资料整理组：《京剧改革的先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页。

[10]欧阳予倩：“在南通住了三年”，载南通市文联戏曲资料整理组：《京剧改革的先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页。

[11]欧阳予倩：“在南通住了三年”，载南通市文联戏曲资料整理组：《京剧改革的先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12]欧阳予倩：“在南通住了三年”，载南通市文联戏曲资料整理组：《京剧改革的先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

[1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2》，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6页。

[1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2》，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5页。

[1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2》，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6页。

[16]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2》，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5页。

[17]欧阳予倩：“在南通住了三年”，载南通市文联戏曲资料整理组：《京剧改革的先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页。

[18]欧阳予倩：“在南通住了三年”，载南通市文联戏曲资料整理组：《京剧改革的先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页。

[19]欧阳予倩：“在南通住了三年”，载南通市文联戏曲资料整理组：《京剧改革的先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页。

[20]欧阳予倩：“在南通住了三年”，载南通市文联戏曲资料整理组：《京剧改革的先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页。

[21]“公园日报”1919年12月13日，转引自钦鸿：《张謇与欧阳予倩》，载《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附：

欧阳予倩离通时间小考

□ 张裕伟

对于欧阳离通时间这样的基本史实，本不应有不清楚的地方，但现有的欧阳予倩不甚丰厚的研究成果中，对此却有不同的说法。比较通行的说法是1921年底或1922年初^[1]（由于阴阳历转换问题，这两个时间可能重合）。也有几篇文章提及欧阳离通，则说是在1922年底或1923年初^[2]，但都未加论证，此说似乎影响不大。

欧阳离通的时间，如果仅从《张謇全集》中的记载推测，已可以基本断定1921年底或1922年初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张謇有一封寄给欧阳予倩的信函，其主体内容为：“前致一函，计可达览。所谓伶生不可使骄，亦不可使郁者，以上海、苏州前事现状平淡度之也。比闻人言，汉台效亦平平，伶生之艺亦不足以张之，台主有欲罢之说，未知确否。嗣知贤致袁、管函，有渐可支持之说，似贤亦焦灼矣。究竟现在如何？希详实见示。音乐班在沪无人管理，闻贤有令去汉口之说，鄙意汉之音乐程度未必高于南通，为经济计，以不去为宜。沪非善地，俗日益漓，大非十数岁童子所可久居，当令回通练习再计。贤于汉上，愿益注意于经济耳。事求其适，乃以图存。”^[3]从信函中的内容可见，欧阳当时正在“汉台”，此信原件注明寄“汉口汉记大舞台”，编者将此函定为1922年10月，则此时欧阳尚在主持伶工学社工作。

《张謇全集》中还有名为“送予倩率伶生之汉口”的两首绝句：“共君说乐梦钧天，岁有新声被管弦。一队儿郎教得隽，也应腾踔李龟年。”“暑江正涨君游汉，君约东回定过秋。最惜洞庭张乐地，君山愁黛看横流。”^[4]此二诗编者系年为民国十一年六月初二日（1922年7月25日）。既然具体到日，则必有所本。查考张謇日记，本年六月二日有“以诗饯予倩”^[5]的记载，《张謇全集》的编者应该正是依据这条记载对诗作进行精确系年的。

根据上面的系年，则欧阳予倩1921年底或1922年初离开南通的说法自然无法成立，如果说上述编者所定的系年还不能完全排除主观成分，未必可做最准确依据的话，我们可以参照相关报刊的记载进行更精确的论证。

《小时报》1922年7月18日登载：“欧阳予倩将令南通伶工学校学生加入赛灯艺术会演艺，以示赞助。”1922年8月7日《申报》载“伶工评议会开会。南通伶工评议会五日为开会之第一日。由主任欧阳予倩率同社员献艺。以舞盘曲、盘丝洞，歌舞及女起解、八腊庙诸剧为最佳。是日观者约900余人。”由此可知，1922年8月5日，伶工学社评议会开会，欧阳予倩还领衔演出。1922年8月下旬出版的《科学杂志》第7卷第9期登载欧阳予倩《诚社欢迎中国科学社诸君子序》：“（中国科学社）去岁会于北京，今年则假南通为会场，南通人士群起以备欢迎，吾诚社愿以崇拜专门家崇拜研究家者竭诚尽敬，以欢迎诸君子之临莅”，也可证明欧阳此时尚在南通。

根据上述报刊登载内容，可以确认，1922年下半年，欧阳予倩尚在南通主持伶工学社工作，并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因此他于1921年底、1922年初离开南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欧阳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南通的呢？  

根据《小时报》1922年12月5日载“兴记大舞台自欧阳予倩、杨瑞亭来汉后，连演‘长生殿’、‘姜子牙做亲’，颇为社会所欢迎。近因欧将重返南通，杨亦急欲赴沪，已定演至明日(四日)止，连日临别纪念，卖座甚盛”。可知欧阳予倩是在1922年12月初由武汉返回南通的，结合上面提到的他带队赴武汉的大致时间，可知他此次在汉口演出历时三个月左右。回到南通后的欧阳予倩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小时报》1922年12月9日载“欧阳予倩已由汉口回通，行箧中携有浏阳土产麻菌甚多，遍送各人。现定八日仍在通俗剧场演唱，将为某公子一奏阳关三叠”。但回到南通后的现实则是“音乐队被解散了，经费既没有着落”，恰逢薛秉初与“很糟的一个女戏班订了约”，更俗剧场“被人家占住”，于是欧阳极度失望地离开了南通。

到了1922年12月30日的《小时报》已登载，“欧阳予倩现已来沪，寓孟源旅社三楼层七十号。闻已受亦舞台之聘，准于旧历明正登台，但闻仍将回南通一行，料理经手事件”。《申报》1923年1月8日载“亦舞台闻有已聘定欧阳予倩及马连良之说……欧阳予倩则包银尚未说妥，大约亦非2000元不可。惟予倩长于编演歌剧，故若在沪演唱时，亦必能受人欢迎，园主当亦见及此也。”1月16日，《申报》又载“亦舞台之剧讯。欧阳予倩等日内可抵沪。该台新聘之欧阳予倩，原拟阴历新年开演，兹因余等（按：余指京剧名家余叔岩。）急于北上，而合同满期，与封箱相距尚有多日，故即先约定予倩，唯正式合同尚未签订，大约需二三日后由通来沪时签订，此次与予倩同来者有潘海秋、王青云等数人，潘为潘月樵之子，唱旦角，向在新舞台，后与其父同时脱离，故即随予倩赴通。王为潘月樵之徒，原名小六子，唱丑角，于海秋同时从予倩游。开演日期，当俟予倩来沪再定云。”这两条记载更加明确，只是前一条内容上仍为“闻”，后一条则点明此时“唯正式合同尚未签订，大约需二三日后由通来沪时签订”，由此可知，此时欧阳予倩到上海后，与新东家“亦舞台”的合同还没有正式签订，但正式签订则是此后的数日内。

1月20日，申报又载“亦舞台之剧讯”中已经明确：“马连良将来沪。亦舞台自聘余叔岩来沪后，近更添聘欧阳予倩，故倍行热闹。余叔岩及王长林，朱琴心等之合同，闻阴历12月初十为止，再帮忙数天，大约20日左右一律封箱。余则封箱后即将赴京，不再留沪。王、朱亦将同行。余去之后，已聘定马连良来沪。包银2400元。马日内仍在北京中和园演唱，20日即将料理行装，在沪过年。欧阳予倩则阴历明年仍行继续云。”

则此时欧阳已离开南通，正式接受上海“亦舞台”之聘。

欧阳离开南通，接受上海“亦舞台”之聘后，上演的第一出戏为他的拿手戏《人面桃花》，时间则在1923年1月17日。对此《申报》1923年1月18日载“亦舞台所聘之欧阳予倩，于昨晚登台演唱《人面桃花》，观者深为拥挤，九时半已满座，营业大佳。昨晚除普通剧目外，另附予倩添印之剧中人杜宜春唱词一张，为其他名角登台日之所无者。此剧颇为新颖，只其一人唱过，为冥飞所编。取材于唐人本事。予倩饰杜宜春，高秋颦饰邻女，高因新戏，故于昨午特至其寓所，约去说戏云。”

《申报》在1923年1月17日后，连日登载“欧阳予倩启事”，云“予倩离沪三年，沪上知交久疏音候，此次来沪，行装甫卸，被促登台，未及遍为走谒，忽略之罪，千企鉴原。现在舍馆未定，通信处暂由亦舞台沈君少安代转。”则是他离开南通、回到上海的正式声明。

之后的《申报》1923年2月5日第18版更是载有“予倩来沪后之南通更俗剧场，营业顿落”的报道，其中说到：“近闻南通更俗剧场，自欧阳予倩走后，营业顿落，故改演坤班，惟仍不能支，故明正仍改男班。已聘定刘奎童，刘四立等，麒麟童及王灵珠，外间传说将赴台湾，实则传闻之误，大约烟台则有此说云。”此则报道按照常理推测，应是在欧阳予倩离通后不久，事实上也和上述欧阳离通赴沪的报道正好可以参证。

综合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确证，欧阳离通前1922年8月至12月初在汉口演出三月余，由汉口返回南通后，很快离通赴沪，时间是在阴历1922年12月初，阳历1923年1月初。

欧阳离通的时间为何多数认为是1922年初呢？可能是因为欧阳予倩受张謇邀请来到南通的时间是十分确切的：在1919年，而欧阳予倩的自述中又明确说自己在南通“三年”，因此推论为1922年初离通。但欧阳予倩所说的在南通三年，指的是他在南通主持伶工学社的时间，他虽然在1919年的5月间来过南通，但那只是短暂演出，随后他又返回上海。等到建成伶工学社，欧阳真正主持其事，并全家迁来南通，则在1919年的9月。这样算来，如果到1922年初的话，则仅有两年零三四个月的时间，尚不能说是在通三年。而到了1922年底、1923年初，则是三年零三四个月，取整数，说是三年，也就合情合理了。行文至此，不禁感慨，欧阳离通的时间问题尚需考证确定，可知当前欧阳予倩研究的史实基础并非十分牢固，对相关史事进行基础性探索，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本文承庄安正教授提供史料多则，谨致衷心感谢！）

注：

[1]主要有杨问春、张自强：《欧阳予倩与南通伶工学社》，载《上海戏剧》，1982年第4期；钦鸿：《张謇与欧阳予倩》，载《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傅谨：《南通伶工学社的兴衰及启示》，载《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郭丰涛：《欧阳予倩南通戏曲改革活动探赜》，载《戏剧文学》2017年第10期；苏关鑫《欧阳予倩年表》也说：“(1921年)严冬返回南通，但更俗剧场已为一个女戏班所占，……他终于忍无可忍，一怒之下离开南通。”一些欧阳予倩的传记也采用这一时间，如陈珂先生的《欧阳予倩评传》后附录的“欧阳予倩大事年表”1922年中第一条即说“离南通到上海，在‘亦舞台’与余叔岩搭班演一月，又与马连良搭班演两月，辞班，去杭州南京演数天返回上海。”见陈珂：《欧阳予倩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28页。

[2]主要有韦红玉：《伶工，跨越历史——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型戏剧艺术学校南通伶工学社的启示》，载《新视觉艺术》2011年第4期；周莹莹：《孤飞暗自伤——浅析欧阳予倩在南通戏剧改革(1919-922)失败的原因》，载《大舞台》2011年第1期。

[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③》，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3页。

[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1页。

[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922页。

（作者单位：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