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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和——试论张謇思想演进过程 /沈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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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振元来源:《张謇研究》2020年第4期(总第63期)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走   向   共   和

——试论张謇思想演进过程

□ 沈振元


随着张謇研究的深入,张謇思想研究是个无法绕开的课题。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历史人物的思想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张謇先生是我国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曲折前行的。张謇思想是个复杂的体系,不仅涉及广泛,内涵丰富,而且有时代和阶级的印记,有其自身的个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

纵观张謇一生,似乎是结束二千年封建专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大人物,亦是勇于走向共和,热心为祖国、人民服务的一个先驱者。本文的主旨是探索这个“大人物”思想演进过程,探索他从一个封建士大夫如何冲破思想上的桎梏,一步步走向共和的光辉历程。

一、身似短烛,梦在丹霄

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5371日,张謇出生在海门常乐镇的一个农民家里,生逢乱世,列强入侵,政府腐败,社会动荡。这一年530日,马克思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对当时中国的状况做了具体、生动的描述:“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指太平天国运动)。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达出来,推动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威一遇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马克思这篇文章的本意是论证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却为我们提供了张謇出生、成长、工作、奋斗的宏观背景。

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是个爱好读书的农民,小时候随父下田劳动,往往活没干完就走到私塾的窗外听先生讲课。其父十分生气,私塾的丁先生却十分赞赏他的好学精神。其父被打动了,同意其半天种田,半天读书,直到学完《诗经》,能做七言对为止。人称其为“半个读书人”。

中华文化的主干是儒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儒家学说便成为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张謇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4岁开始识字,其父教他《千字文》,第二年正月能背《千字文》,遂与伯仲叔三个哥哥一起入邱大璋私塾读书,起名吴起元,至十一岁,读完《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酒诗》《鉴略》《千家诗》《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始授《诗经·国风》。那时正值太平天国军占领江南,一些人到江北避乱,有个文化人以诵《滕王阁序》在市募钱,久之耳熟,就问其父“岂不以关山难越四语(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诉苦呼?张彭年很高兴,觉得儿子不仅识字,而且明理了。第二年,为儿子“别治一室”,室外有五柳,名之“仿陶书屋”。请西亭宋蓬山先生(效祁)授课。一天,先生在塾,见一武官骑着白马从门前经过,即举“人骑白马门前去”命对,张謇应“我踏金鳌海上来”。金鳌,神物也,传说海中有金色大鳌,王建《宫词》有“蓬莱正殿压金鳌,红日初生碧海涛”之句。“我踏金鳌海上来”想象奇特,气魄宏大,志向高远,先生因而大喜,其父亦喜甚,只有其母矜持:“儿诚可喜,但勿过誉之,成败未定也。”

十四岁,至西亭宋氏塾,并宿膳其家。读完《诗》《书》《易》《尔雅》,作《中秋宋宅楼中对月》,以言其志,诗曰:

云海腾初月,清光浩欲浮。

百年当短烛,独夜正高楼。

耿耿丹霄路,迢迢碧树秋。

都忘更漏永,河汉向西流。

这首五律,借景抒情,不仅抒发了作者“百年当短烛”惜时好学的豪情,而且展示了作者“耿耿丹霄路”的远大抱负。

同治七年(1868),15岁的张謇到了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然而通往“丹霄”的路并不平坦。“通俗,凡三世无隶名学官为生员者为冷籍。子弟与试,则学官及廪膳生之为认派保者必钩联多索费”。张謇的父辈祖辈均务农,自然属“冷籍”。但三姓街族人张兆彪,字谷啸,以武举经商起家,族中习武中举者,仅咸丰同治两朝就有十多人。兆彪与张彭年同辈,完全可以将张謇隶于兆彪一族,但遭到宋璞斋、宋紫卿两先生反对,而张彭年又唯二宋之言是从,张謇遂入如皋张驹籍,更名张育才,参加如皋县试,通过州试和院试,考中第26名附学生员(秀才)。这是张謇求取功名之路登上的第一个台阶。秀才,乃秀出之士。士,为四民之首,是个有知识的头衔,虽没有实权却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在地方与乡宦并称,凭公共舆论发挥作用。秀才作为士大夫人生的起点,是值得庆幸的,但对张謇来说却是一场灾难,他由此落入冒籍的陷阱。发榜后,按协议酬张驹二百四十千,随后,对方“居不泄之功”敲诈勒索,弄得家无宁岁。

如皋学署的官吏又借机敲诈,同治十年(1871),张驹之子张镕关通如皋教谕姜堉南、训导杨泰瑛,冒张铨(已死)之名控告张謇“忤逆”,姜、杨竟签传票,令张謇到如皋受审。张謇百般求援,却“求好语于怨家,资助力于敌党”。无奈,于四月杪单舸前往。行前作《占籍被讼将之如皋》诗曰:

丝麻经综更谁尤,大错从来铸六州。

白日惊看魑魅走,灵氛不告蕙荪愁。

高堂华发摧明镜,暑路凋颜送客舟。

惆怅随身三尺剑,男儿今日有恩仇。

七律反映官场的黑暗与腐败,表达了作者对冒籍的悔恨、痛苦和愤怒的心情。

是年十月,学院彭侍郎久余莅临南通,张謇“自检被罔之误,请褫衣顶归原籍”。彭侍郎将此案交知州孙云锦“察究本末”。孙清正廉洁,爱惜人才,亲自出面处理此事。经礼部批准,于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张謇“改籍归宗”,复归通州三姓街张氏祖籍,落籍于张兆彪一系,结束了这场长达六年的灾难。

冒籍案对张謇造成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家庭经济损失惨重,个人学业受到影响,思想上的痛苦难以尽述,他在《自订年谱》中写道:“当是时,外避仇敌之阴贼,内虑父母之忧伤,进亟学业之求,退念生计之觳,时在海门,时至如皋,时至如皋之马塘,时至通州,一岁殆鲜宁日。”然而,事物有其两面性,冒籍案也给张謇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一是得到地方官员的同情和赏识,也得到上层领导的关注和重视;二是结识了一批同案生员,如周家禄、范当世、顾锡爵、陈国璋;三是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特别是如皋学署官吏的腐败和两位宋姓老师的自私和冷酷;四是改善了学习环境,从私塾走进书院,找到了名师赵彭渊,受益良多,为未来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二、巾扇雍容,名士风流

同治十三年(1874),22岁的张謇应约赴江宁发审局工作,开始了他一边工作一边求学应试的生涯,这是孙云锦为他设计的成材之路。这一年张謇先后考入钟山、惜阴、凤池三所大书院,结识了李联琇、薛蔚农、张裕钊三位大师级的人物,借住惜阴书院肆业,李教他“洽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向张学习古文。十月,岁试,取一等四名、经古五名,补增广生。二十三岁结识了吴长庆。二十四岁,科试,补廪膳生,入吴长庆军幕。二十五岁,正式更名为謇,字季直。二十七岁五月应科试,取贡元,优行试亦第一。这是科举之路的第二个台阶,由此开始仕宦生涯,可以到县里担任教谕、训导一类的小官。

孙云锦确是个识才爱才的伯乐,他把张謇从冒籍案中解脱出来,又把他安放在自己管理的发审局,解决他的经济困难。再帮助其结识三位大师,最后又推荐给吴长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张謇新结识的老师都属于桐城派的名师。赵彭渊、字菊泉,无锡名师,他崇尚曾巩的为师之道。“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张謇在其门下问业三年,他分文不取。张謇十分崇敬这位恩师,誉之为“人师之职帜,学官之凤麟”。李联琇,江西临川人,进士,曾任师山书院山长,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致信李联琇,邀请他出任南京钟山书院院长,信中称:“阁下则以郑许之学,渊云之才,濂洛之传、正嘉之格合之于一手,沛之乎寸心,洗洮庸音,追轨前哲,谈艺必衷于古,教人必尽其才,下至试帖小诗,律赋末节,亦复力排佻巧,崇尚清真。余技足了乎十人,端仪合光于四国”。凤池书院的张裕钊是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他对张謇的影响尤为深刻。张謇的青年时期一直在桐城派导师指导下学习、生活,从而加深了对儒学的理解,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了他思想的成熟。

同治十三年七月,张謇遵孙云锦之嘱,“以白金五千解往吴营”,由此与庆军官兵接触,对庆军及统领吴长庆产生好感,后作《奉呈庆军统领庐江吴提督》,赞美吴公尊重人才的儒雅风度,诗曰:

隐然江表系长城,复见中兴汉广平。

喑咤但闻威百战,须眉未觉异诸生。

纵横羽檄春移帐,卓荦图书夜启楹。

尽使风云求猛士,眼中衮衮是英彭。

峨峨高节拥辕门,拂拂朱旗绛阵云。

难得名公趋赵壹,况容揖客重将军。

明珠却聘宁无意,宝剑衔知昔所闻。

骏骨从来能得马,好收骐骥共殊勋。

两年后,张謇入吴长庆军幕,深受器重。光绪六年四月,吴公有陛见之行,张陪同北上。光绪七年,移驻蓬莱,张与周彦升、杨安震等偕吴公至济南,与巡抚商议海防事。光绪八年,朝鲜内乱,吴公奉命督师援朝,嘱张謇负责“理画前敌军事”。他在《代庆军寿徐仁山方伯五十生日序》中称“戈茅跳宕,是男儿奋迹之秋,巾扇雍容,亦名士成功之会”。会丁乱世,“天子仄席而求贤,大帅悬金而募士。遂乃究韬略之秘奥,洞孤虚之元关。”战争中不仅需要冲锋陷阵的猛士,更需要运筹帷幄的将材,羽扇纶巾的周瑜在谈笑间使“强虏灰飞烟灭”。赴朝平叛正是他们崭露头角的机会。

光绪八年(1882),张謇随吴长庆入朝平叛,这是张謇政治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也是他政治思想、军事才能的首次展露。平叛过程中的一系列举措和平叛后的文章,标志着他践行儒家思想的高度自觉。

1. 师出有名。朝鲜乱局本是宫廷内部的矛盾,即国王李熙的生父李昰应想乘乱夺权,他挑起兵乱,烧粮房,杀官吏,并杀了日本的练兵教师。日本借机干涉朝鲜内政;清朝政府则派兵赴朝平乱。七月初四出发,初七到了朝鲜,初九住在马山,张謇写了《军行水原道中》,描写了庆军入水原的情景和两国之间的关系,诗曰:

水原大府新留守,天使皇华旧驿亭。

故事两朝隆典策,戎旃廿里入丹青。

对山藉草愁还热,夹道交松昼亦冥。

隔岁新收玄宰画,都疑导示有真灵。

诗中的“天使”,即天朝的使者。皇华,即清朝皇帝的光华。《诗·小雅》有《皇皇者华》一诗,描写“群遣使臣,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朝鲜是清王朝的属国,派兵平叛自然师出有名,合理合法。

2. 智擒乱首。庆军十日行五十里,至鱼鳞川。十一日行七十里,宿果川。李昰应派大将军载冕来晤。十二日,渡汉江,至距京七里的屯子山。十三日,吴公入京,晤国王生父李昰应。午后昰应至军,因宣示朝旨,执送南阳军,登兵船赴天津。十六日以国王密请,攻剿枉寻里、利泰院二处,阵斩数十人,擒百余人。请国王派司法官至军,讯别首从与非辜,得罪人十个戮焉,余尽释放,平乱因此结束。

张謇智擒乱首,把战事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也有道义方面的考量。七月十四日,吴长庆在汉城和朝鲜左承旨严世荣的笔谈就是明证。强调“太公与国王则父子,于朝中则人臣,有此一行而全父子之恩,定君臣之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决策的良苦用心,目的是“全父子之恩,定君臣之分”,这是儒家伦理的核心。

3. 以儒治国。平乱之后,张謇写了三篇文章,《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朝鲜善后六策》。这是个切中时弊的建国方略,体现了儒家的治国理念。《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其重言,于道最为重。”儒家追求的就是能遵道而行,达到天下安宁的目标,因此“六策”主张:

1)通人心以固国脉;

2)破资格以用人才;

3)严澄叙以课吏治;

4)谋生聚以足财用;

5)改行阵以练军卒;

6)谨防圉以固边陲。

“六策”被李鸿章斥之为“多事”,但它深受朝鲜国王重视,并派使者聘张謇到朝鲜任职;也得到国内“清流”的赞赏,张謇因此名声大振,成为一些高官争相罗致的“人才”。

4. 明辨利义。赴朝平乱,张謇立下赫赫战功,朝鲜国王宴请他,并赠一套三品官服,希望他成为国王的“宾师”。吴长庆等因张謇功大,要“会折特荐”,破格任用。李鸿章、张树声等高官也派员罗致张謇,均被一一回绝。我们知道,利义之辨,历来是儒家思考的最深层次的问题,它是天理和人欲、道心和人心矛盾的产物,这个矛盾解决了,人的境界就提升了。它是检验君子还是小人的试金石。张謇在这块试金石面前显得坦荡而自信。在《致李智俦函》中,他回顾往昔:“报罢而因人之资以为官,非独名义有所不可,将从军时之不受保举,已丑、庚寅之不考中书、学正,区区微旨亦无以自昭于天下。”他还说:“亲在而望中进士,不成进士,依旧归去。生平志事,即此校然,毫发不可自昧。幸为坚谢申仲,转告诸君,以君子之爱人,容匹夫之立志,设使强而为之,将来下走除官不拜,成何事体耶?”可见这位农家子弟俭朴、稳健的品格。他坚决不走别人给予的升官之路,坚持走自己选定的科举之路。

张謇在壬午平乱中是成功的,但结局是悲伤的。他在《上翁同龢书》中云:“壬午津谋,委一垂败之肉于众狗,使不得专餍一狗饱,而我收虚名于外,以为旦夕之幸也。”光绪十年作《还家》诗,算是对六年军幕生涯的小结,诗曰:

关河苦说太匆匆,潇飒江淮尚转蓬。

但使有田供抱犊,谁能计岁蹋飞鸿。

六年冰雪还家梦,千里帆幢落木风。

丹嶂黄泥前约在,分明惭愧此山中。

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卯(光绪五年)江宁还,道此已六载矣,年来期读书黄泥山,复不果也”。似乎有点后悔,决心重归读书应试之路。

第二年(1885)应顺天乡试,中南元(举人)。这是张謇科举之路的第三个台阶,意义重大,潘祖荫对张謇说:“论学我当北面,徒以一日之长,抗颜为师。一第在子,不足轻重,朝廷得人,殊可贺耳。”张謇深受感动,“声闻过情,惕然若砭于肌也”。第二天见翁同龢,“相待尤极拳挚”,深受鼓舞,决心向进士冲刺。

三、致君尧舜,怒斥佞臣

汪国垣先生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一书中谈到江左派诗人“张季直以廷对受知,大魁多士。通籍之始,颇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志。

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在经历了四次会试失败后,第五次向进士冲刺,中六十名贡士,复试为第十名,殿试以“第一名引见,授翰林院修撰”。奋斗了大半辈子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而最使他感动的是授官典礼,“二十五日卯正,皇上御太和殿传胪,百官雍雍,礼乐毕备,授翰林院修撰。伏考国家授官之礼,无逾于一甲三人”。此时此刻,忠君报国之情在胸中升腾,暗暗自励:“小臣德薄能浅,据非所任,其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乎?内省悚然,不敢不勉也。”这绝非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侥幸和狂喜,而是奋斗成功后的喜悦,是发自内心的对皇帝知遇之恩的报答和忠诚。

是年七月,朝鲜内乱再起,日本趁机出兵,攻占王宫,扶立大院君,宣布与中国绝交,接着在汉城以南的牙山偷袭中国海军,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81日,中日宣战。

面对现实,张謇认为:“跌宕文雄,纵横战士。事则不同,理乃相似”,在文战中,他力压群雄,大魁天下;在战场上,他智勇兼备,英驰俊驱。中日开战后,自然责无旁贷,“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在京城,人们会看到这位新科状元殚精竭虑,勇往直前,搏击风云的雄姿,或奔走于重臣,或结交于同道,或著文以献军策,或呈疏以劾庸臣……显示其无私无畏,敢于担当的品格。

1. 著文以献军策

朝鲜局势恶化,光绪主战,慈禧主和,张謇拥护光绪主战主张。六月上旬,张为萧小虞拟《条陈东事疏》,全面阐述对朝对日策略,强调中朝“唇齿相依,利害相因”,揭露日本觊觎朝鲜的野心,建议朝廷“速申旧约”以定藩名,“起用宿将”以壮先事之备。从六月六日到七月十二日一个多月时间内,张謇上翁同龢书就有十五函之多,着重谈对日作战的策略和方法。在张看来,翁是光绪帝师,也是自己的恩师,希望通过翁把自己的主张上达皇帝,这也许是“致君尧舜上”的重要一步。中日开战,张謇又改定《治兵私议》(上、下)和《治兵余议》三篇军事著作,论述了治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人无强弱,自胜者雄;国无大小,忘战者败。今天下大势,其不能一日已于为战之备也,至愚之人知之矣。”而当时朝廷官员文恬武嬉,养尊处优,国防非常脆弱。文章尖锐指出:“京师根本之地,所赖以拱卫者,禁兵不足恃也,有神机营之籍而已;东三省与强邻接壤之区,所赖以防御者,练兵不足恃也,有将军大臣阅操之奏而已;滨海七省玃持而狙伺、旦夕与人共利害之门户,所赖以建威销萌者,海军不足恃也,有南北洋开支之款而已。”这种徒费钱财,有名无实的“国防”根本靠不住。因此,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个“泥塑巨人”;中国的官吏是“花团锦簇的官袍里面一具丧失灵魂的躯体”。因此,必须整治军队,任用战将,强固边关。

如何治兵呢?张謇提出一系列办法,而最值得后人记起和借鉴的是“治兵须得民心”的主张。张謇认为:“天下势之强弱在兵力,而机之得失在民心。民心得,则兵力虽弱而犹可为迁延之图;民心失,则兵力虽强而终不免于灭亡之祸”。他还说,“治兵者治其标,苏民者治其本。苏民以治兵者,里中有表也;治兵而即苏民者,表中有里也。故言治兵,而不专于治兵也。”他把儒家的民本思想融于治兵之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2. 作赋以“铸军魂”

张謇考中状元后不久就作《仁寿镜赋》,称“五谏之一为讽(用含蓄的语言批评劝告皇上),圣人所从;六义其二曰赋,大夫之事”。作为大夫可通过赋这种形式,向皇帝提些意见,“伏惟皇上履虞舜之大孝,体唐尧之至仁。纳言无间于洪纤,救文将希乎忠质。敢因奏赋,窃贡微忱。”

光绪是个没有实权的皇帝,他力主抗战,却没有军权;清军又是一支没有战斗力而“不足恃”的军队。其要害是没有权威的统帅,没有军魂。当务之急是塑造军魂,提高皇上在军中的地位,为此,张謇根据“翰林衙门送翁师课题”,作赋三首。

《牙璋起军旅赋》。战时,皇帝以牙璋起军旅,治守兵。牙璋是皇帝发兵的信符,以牙璋“授诸使,宣王命而播天威”。若诏于军,所有将领都必须执行,“无寸退而有尺进”。现在,“我皇上道并生成,治敷文德”,“定知天佑圣清;庶鲸牙之拔成功,犹可祀存藩国”。这是为软弱皇帝造势的赋。

《兰陵王入阵曲赋》。赞美北齐兰陵王孝瓘在困境中“赫然振旆”的事绩。于是“星弧烛宇,露布宣朝”,人们争相传颂“天子还师之大凯”。这是为皇帝加油鼓劲的赋。

《宋太祖解裘帽赐王全斌赋》。宋朝初立,蜀后主未附,遂派王全斌去征讨。时际仲冬,“悲风朝激于千笳,冻月霄凝于万帐”。太祖紫服温貂,怯冷犹然。想到三军执锐披坚,御寒何以。于是“脱帽解裘,载舒载熨”。在场的官吏把皇帝的感慨当做皇帝的诏令,“乘邮传而奔驰,叩军幢而运迄”,把皇帝所赐之衣帽送到军营,王全斌“感矢于心,涕沾乎面”,由是“奋厉无前,进攻益急”,迫使蜀“奉表而请降”。这是希望皇帝关爱将士,戮力同心战胜顽敌的赋。

张謇连作三赋的目的,一是确立皇帝在军中的统帅地位,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中枢;二是确立将领应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才能一往无前,克敌致胜;三是确立上级关爱下级的观念,上下同心,战胜强敌。借此以铸就军魂。

3. 呈折以劾庸臣。李鸿章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对备战持消极态度,在外交方面一味退让求和,在军事方面极力避战。716日,光绪给李鸿章下了一道措词严厉的御旨:“现在倭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自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一切进兵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延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但手握兵柄的李鸿章置之不理,把希望寄托于西方列强的干预上面,因而贻误战机,使战争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遭到朝野人士的愤怒谴责。102日,丁立钧领衔翰林院35人上《请罪李鸿章公折》。张謇于当日单衔上《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揭露李二十年来,特别是“壬午兵变”以来“败战局,坏和局”的行径,“日之所欲,鸿章与之;日之所忌,鸿章去之”,为甲午之败种下祸根。张謇严词追问:“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恳请朝廷,“另简重臣,以战定和,固人心而申国势”。奏折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张謇对国家对皇帝是忠心耿耿的。他在《殿试策》中就暗示光绪“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希望他加强国家权力的控制;在殿试结束时,还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议:“臣伏愿皇上万几余暇,留心于《大学衍义》,而益致力于朱子之全书,以求握乎明理之原,而止于至善之极。”战争爆发以后,他使出浑身解数支持光绪抗战。由于光绪未能“总摄”全局,主战派与主和派互相牵制,张謇的许多主张无法实施,以致消弭于无形。张謇所在的翰林院实际上是个选拔和储存官吏的地方,远离权力中心,脱离客观实际,对推动抗战起不了什么作用,使张謇大失所望。八月初六(189495日)作《寄酬查翼甫同年》:

十年铩羽向冲飙,垂去无端上碧霄。

臣尚有亲新受禄,世方多难却登朝。

楼船横海消金帛,词赋长杨狎翠苕。

差有寸心堪报谢,由来生计是渔樵。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捕鱼打柴是生计的主要来源。宋邵雍撰《渔樵问对》以渔夫和樵夫对话,阐明天地事物之理义。元曲《渔樵记》。描写汉朱买臣砍柴于会稽山,与渔人王安道、樵夫杨孝先为友。一日大风雨,路遇大司徒严助,朱买臣上万言策,严助大为赞赏,因荐于朝。作者“由来生计是渔樵”的思想非常可贵,重视民生,重视实践,重视渔夫樵夫的思想,也是对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仕宦生活的反思和否定。

张謇从少年立志,赴朝平乱,到大魁天下,一直以儒家为宗,崇儒学,讲儒道,行儒术,一以贯之,以奉父命,求取功名为职志。回家丁忧,特别是甲午战败后,张謇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以救国泽民为已任,不断探索,与时俱进,思想上有三次重大转折。

四、不能致君,亦当泽民

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张謇得父亡噩耗,十九日晨起程南奔,归里治丧。他是个孝子,历来敬重父亲,称父“强立好义,天性绝人”,勤劳俭朴,做事精细。父病期间,因甫登朝籍,倭氛日棘,君恩父志,国难家忧,进退两难。二十七日抵家,“入门伏地恸绝,”哀叹“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丧父之痛不言而喻。张謇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丁忧期间,遵父遗言,营家庙,设义庄,办社仓,筑石路,造石桥,亦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不忘国家大事。“长与春风约今日,每凭南斗望京华”,表明他一直惦念着京师的皇上和恩师。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张謇得知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他总办通海团练。这自然是件“不易措手”的难事,但寇在门庭,义不容辞。他以“书二十四椟付典肆,扺质银千元,分助通海团练,为乡人倡”。又作《通海劝防歌》,揭露日寇侵略罪行,晓以生死大义,鼓励乡民英勇杀敌,保卫家乡。并明确表示,“筹集经费,则解囊从有司之后;疆圉有警,则荷戈抗颜行之列”。四月知“马关条约”已订,“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这使丁忧在家的张謇忧心如焚,“每一闻海上风鹤之惊,北方挫衄之频,良友愤时叹嗟之书,深宫痛哭罪己之诏,当食辄辍,中夜忽起,糜心碎胆,不知所云”。主张抗日的光绪只得在深宫中痛哭下“罪己之诏”,承担失败的责任。这是何等的悲哀!

闰五月下旬,通海团练撤防完毕。六月中旬,张謇便赴江宁,“谒南皮尚书,久谈”,决定由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阐明二张对“和约”与时局的基本观点:一、和约凶狠,“欲使中国五十年之后不能自振”,并企图瓜分中国;二、要在救时,提出八条措施,作为“安身立命之端”;三、自立自强,希望朝廷“励卧薪尝胆之志,广求忠直之言,博采救时之策”,奋发图强。

反观朝廷,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甲午战败,似乎是主战派的失败,却成为主和派的“胜利”。他们把持朝政,既无卧薪尝胆之志,更无立国自强之心,保的不是祖国的江山,而是自己的官位,斗的不是外国的侵略者,而是主战爱国的大臣。张謇也在打击排挤的黑名单中。这无异在张謇头上浇了一飘冷水,不禁自问:这样的朝廷还有希望吗?这样的政府能立国自强吗?但他没有因此而绝望、退缩,认为只要光绪还在,就有一线之希望。他以南皮三忠祠联自励。三忠者虞翻、韩愈、苏轼也。韩、苏名声很大,张却把虞置于三人之首,除出生最早,更喜其个性。虞自白:“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虽处罪放,讲学不倦。这是何等气度!令张謇折服,南皮的祠联更让逆境中的张謇勇气倍增,“海气百重楼,总为浮云能蔽日;文章千古事,萧条异代不同时”。即使“浮云蔽日”,也要敢作敢为,暗示他对光绪的忠诚。

张謇年轻时读杜甫《奉赠韦左丞(韦济)丈二十二韵》,没在意“儒冠多误身”的忠告,却被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一宏大抱负所感动,成为孜孜以求的目标。考中状元后,实现这一目标似乎近在咫尺;帝后之争,又使这一目标遥不可及。其实“致君尧舜上”是个虚幻的口号,尧舜之后未有类“尧舜”人物出现,也从未见过哪位君王在状元宰相辅佐下成为尧舜那样的伟大人物。唯有民生才是士大夫应当关注的社会问题。光绪二十二年冬天,张謇知道掘港堤外有三百多户“至穷极困”的人家,急需救助。但他经济实力不足,就致信东台运判金子羲,信中提到:“昔陆桴亭先生有言:士生斯世,不能致君,亦当泽民。水火之中,望救正切”。陆桴亭,即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桴亭,太仓人。明亡后,不应科举,以授徒自给。学尊程朱,以居敬为本,主敦守礼法,著有《思辨录》。陆桴亭的话,不仅打动了金子羲,而且使张謇深受启发。“致君”与“泽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致君尧舜上”,目的是使皇帝的思想道德达到类似尧舜的境界,这样的君王自然亲民爱民,“上之劝民,当必乐敷其泽”;“泽民”则为民解困,为君分忧,因而是最好的“致君”。实践表明,士大夫一旦摒弃“致君尧舜”的迷梦,就会直面现实,关注民生,他们的思想情感,行为方式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就不再留恋官场,看重权位,敢于冲破封建伦理的束缚,为百姓干出一番大事业。张謇就是这样,他不仅提出“士大夫有口当述苦人之苦,有手当救穷人之穷”,而且“绝意仕途”,义无反顾地投身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宏大事业,这是张謇思想的重大转折。

如何泽民?这是个很复杂的大问题,涉及到许多方面。张謇认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謇自乙未(1895)以后,经始实业,辛丑(1901)以后,经始教育;丁未(1907)以后,乃措意于慈善。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泽民主要做好三件事:实业、教育、慈善。

1. 兴工。张謇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教育、慈善之发端,皆由实业。因此,必先兴工。

光绪二十二年,“先是南皮以中日马关条约有许日人内地设工厂语,谋自设厂”,后有两江总督刘坤一议兴通州纱厂。张謇“自审寒士,初未敢应”。这确是一项艰难的抉择,他“踟蹰累日”后才答应。19233月,他在《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中回顾当年办厂过程,说了如下一段话:“謇农家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即有声望之要人,亦不轻见,见必不为屈下。盖自恃无往而不得其为贫贱一语,而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这段文字不仅反映张謇兴办实业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写出张謇先生不为势利所屈的骨气,甘心为“中国大计而贬”的爱国精神,“舍身喂虎”的牺牲精神。实业救国之路,是布满荆棘的路,困难重重:如资金、厂房、设备、材料、技术等方面的问题,都很棘手,他“一介寒儒,信用不彰,求十应一,经无数波折才成厂房,置机器而股本已尽。锲而不舍,再接再厉,停辛伫苦,又数年而始收效”。更令他烦恼的是一些士大夫对他的攻击,有人说他弃官而营实业,获利必大于居官之所得,有人批评他获利数十万金,仍集股不止。有的嗤之为“怪物”,有的斥之为“嗜利无厌的贱丈夫”。张謇不为所动,甘当“实业公仆,乃至由一而二而三不止”。并申明,“鄙人经商而不为市侩,办垦而不为沙棍,营正当之业,赚正当之钱,给正当之用,此可向诸君表明者也。至于反对我者、趋附我者,向不注意”。显示了这位爱国实业家的磊落胸怀。

(末完待续)

(作者单位:本会)

《张謇研究》2020年第4期(总第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