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泥识小录（续）/徐俊杰

云泥识小录（续）

□ 徐俊杰

42. 中国教科书第一善本

由文明书局1898年开始编撰，1902至1908年间出版发行的《蒙学读本全书》七编，被张謇称为“中国教科书中第一善本”。其出处是《申报》广告。文明书局是晚清较大的印刷和出版机构。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无锡俞复、廉南湖、丁宝书三人创办，初名文明编译印书局。

《蒙学读本全书》封面有“寻常小学堂读书科生徒用教科书”“江苏无锡三等公学堂”字样。《申报》广告以俞复为编著者：“出版总理人为俞仲还孝廉，前为无锡三等公学总教习，著有《蒙学读本全书》七编，由浅及深，次第井然，张季直殿撰称为‘中国教科书中第一善本’，今春印万部，不两月即售尽，足见其风行海内矣”。有研究者认为“作者是无锡三等公学的朱树人等人，而书写的任务则是由俞复、丁宝书来完成的，丁宝书还承担了整套书插图的绘制工作，石印成书后，图文并茂，风行一时，当时就有书画文三绝之称。文明书局的创办人已直接参与了这套教科书的编写，自然地也就成了它的著作权人。”

1907 年第8期《嘉定学会月报》 “教科书批评”专栏对该书有很清晰的批评文字，分列优点三、劣点六。总评为：“此书前三编多就儿童游戏事及眼前事物指示，四编专重德育，五编专重智育，六编仍就儿童心裁所有，出之以奥衍之文辞，七编探取历代文章名作以为文章模范。编制颇费苦心，于学界草昧时代（于光绪二十八年出版）而有此完整之本，启迪之功良非浅鲜，但就今日观察之，则可訾之处正不少”。

43. 谭郎

《社会之花》1924年4月5日《张嗇老与谭富英》一文提及谭富英到南通演出：“南通更俗剧场，去年营业不甚发达。该场经理薛秉初，爰挽谭富英到通帮忙。谭以十日为期，连日演《定军山》《空城计》《打鱼杀家》诸剧。上座极佳，特厅售至两元。小谭于演剧之余，与张啬老及曲社同人周旋，并赴狼山进香，遍游啬老经营之别墅。每次演剧，啬老必在座，临行特赠之以诗云。”

观张謇私下言论，可知张謇对谭富英并不看好。不知小谭何事得罪，张謇甚至说出了武断而过激的言辞。

张謇不光在1923年7月23日的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评论：“有赠谭郎诗。谭实不足以绳祖也，非独艺不如，行亦不及。”又在7月30日与梅兰芳书中明确表示：“谭小培父子顷来，吾与老谭虽无交，然固重之，故及其子孙。富英只《空城计》一剧略似其祖，他不足道，知识且远在其父下，虑其终无成，享年亦不永也。子记之，视吾言验否。”

要知道，谭富英出生于1906年，张謇直接对一个17岁的孩子如此不看好，亦可怪也。观张謇《赠谭郎二首》，所谓“难得谭郎初出手，一声雏凤满江南”“付与谭家成绝唱，耳中有祖有孙儿”，竟是言不由衷。二首诗前有长序，末一句“人必能自树立，乃能有其祖父，谭郎勖哉！”也许张謇虑其未必 “能自树立”也。

44. 葛金烺

《张謇日记》民国四年六月十六日载：“有题平湖葛翁遗像诗。”眉录志其诗，《张謇全集》载为：“贡举重提卯酉年（翁，清光绪己卯举人，子乙酉举人），前尘枨触许谭篇（许景澄、谭献作翁墓表）。未能拜纪交群事，已见贻孙翼子贤。家世自涵句漏井，宗亲俱食范庄田。义声在是千人俊，遗像应令百本镌。”括号内文字为张謇原注。

据民国版《平湖葛毓珊先生小影题咏》原书（扉页影印“瑶池香吏三十岁小影”），对比张謇题诗手迹，文字有三处出入：“宗亲俱食范庄田”，其中“俱”字，原迹作“犹”；“义声在是千人俊”，其中“在”字，原迹作“直”；“遗像应令百本镌”，其中“令”字原迹作“教”。又，原迹末署“奉题毓珊年丈同年遗像”，遂可查得“葛翁”相关信息：

葛金烺（1837-1890），清末著名藏书家。字景亮，号毓珊，一作毓山、煜珊，别署曼道人、瑶池香吏。浙江平湖人。光绪五年己卯（1879）举人，癸未（1883）参加会试，丙戌（1886）成进士，授刑部主事，复援例为户部郎中，未补官即卒。

45. 《陶渊明集》

尝见以名人为写工的光绪六年（1880）三色套印本《陶渊明集》，每页版心下均有书工姓名。

就此书之来由，王维珍有序曰：“同谱英西林宫保之尊堂年伯母，老年嗜和陶诗，苦无善本，捡得旧集，字画漫漶，因命手民另为剞劂，并嘱珍书其前叙，时光绪六年庚辰春二月也”。

此书的起头人英西林即英翰，萨尔图氏，字西林，满洲正红旗人。同治十三年（1874）任两广总督，光绪二年（1876）改任乌鲁木齐都统。一般以为英翰卒于1876年。

据《柳西草堂日记》，张謇曾于光绪二年（1876） “孟冬”和光绪三年（1877）“孟秋”两次写“英宫保信”，此英宫保当即为英翰。但是，按照通行的说法，英翰殁于1876年，何以1877年，张謇尚与之通信？又查张謇全集，张謇曾代吴长庆、束纶写有多副挽英翰联，都是作于1878年。遂疑英翰实殁于1878年。

查《左宗棠全集》，“臣钦奉光绪二年（1876）十月三十日谕旨……署理乌鲁木齐都统臣英翰于五月二十日行抵肃州，……已于六月起程出关，驰赴署任。”其中所言“五月”、“六月”赴任，显然已经是光绪三年（1877）了。

又《清德宗实录》光绪四年正月壬戌（1878.2.13）谕内阁：“乌鲁木齐都统英翰才猷练达，勋绩懋昭，……方期久膺重寄，恩眷长承，遽闻溘逝，悼惜殊深。”所言“遽闻溘逝”必为新近亡故者。

如此，英翰的卒年似应改为1878年。

再看《陶渊明集》的书写人员，总共二十九人中，有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曹鸿勋（状元）、冯文蔚（探花）、张世恩三人，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王仁堪（状元）、严家让、吕凤岐、于钟霖、程夔、于芾霖、刘秉哲七人。显然，书写安排是在英翰在世的时候，猜想应该是光绪三年丁丑科发榜以后，以新近两科进士为骨干展开的。

至于为什么会安排张謇一起书写，恐怕与他当时所在之庆军幕府有关。英翰早年任合肥知县，吴长庆“团练乡兵，与公相左右”。加上与张謇同客吴长庆幕的严家让也在邀书之列，予以举荐，也未可知。

据《啬翁自订年谱》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载“具呈学官详改今名”数字可知，他是在1877-1878年之交才改“张謇”之名。因书中已用“张謇书”字样，故知，张謇的书写部分必是完成在这之后。

（作者单位：本会）

《张謇研究》2020年第4期（总第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