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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党的事业就是选择光明 / 张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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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投身党的事业就是选择光明 /张绪武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投身党的事业就是选择光明

□ 张绪武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敌伪时期,孤岛上海英法租界一片黯淡、一片麻木。母亲因长期有病而不见好,同时考虑到换换环境也许对我有利,所以决定携我离开上海回家乡南通,从此相依为命,过些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回到南通,老家濠南别业早已被日军侵占为司令部,我们只好住进祖父晚年休息的地方——濠阳小筑。母亲坚持不与日寇、伪政权来往,依靠一点房租过苦日子,我们母子生活要求并不高。

家中子女里,我是最小的,从小受到祖母、父亲、母亲和四个姐姐的疼爱。我8岁时父亲即离去,父子相聚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短促,之后随着我对他的了解和想念,当日他对我的爱,愈益感到十分珍贵。我的性情原来还是比较活泼的,但自从家庭发生了较大的变故,亲人相继离去,母亲身体、精神长年不好,非武大姐和柔武二姐又远赴重庆,孤独的我,情绪上很自然地受到了影响,时间久了,多了一份沉默,少了一份开朗;多了一份忧愁,少了一份快乐。回到家乡南通,对我来说,外面的世界更小了,也就这样,不久我调进南通中学高一班学习。

我住校后,整日和同学生活在一起,业余时间在一块打球,到图书馆看书,能够说说笑笑,情绪虽然好得多,但总离不开家庭的一些阴影,所以有时沉默,有时忧郁。

同班同学凌宝华主动接近我,和我谈心。他借书给我看,记得第一本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他只说了一句:“你就自己看吧。”我从小喜欢文艺,对文艺书籍有兴趣,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的故事向我展示了一个完全陌生而新鲜的情景,尽管那时这个天地对我来说还是朦胧的。

有一天,已近黄昏,我正在宿舍里看书。凌宝华匆匆走了进来,对我说,快把书包起来。我将几本书包好后,他用一根绳子捆好挂到窗外外墙的钉子上。一会儿,便有三个凶狠的人走了进来,床上床下到处乱翻。等那些人走了以后,我心神尚未定,凌宝华又告诉我一些过去从不知道的事。或许,这就是对我走上革命道路最早的引导吧。

1944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同学们在操场上做完早操,列队走向教室时,最前面突然响起了军号声,随着号声,前面的同学跑步奔向校外。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由自主地紧跟着前面的同学跑了出去。约半个小时,我们到达了伪政权专员公署(我三祖父张詧的故居——城南别业)的门前,一位高年级的同学站了出来,面对同学大声地说:“同学们,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成长全靠老师们对我们的教育、培养,他们多辛苦,但他们收入少,待遇低,吃不饱,养不活家庭,又怎么能教好我们?我们又怎么对得起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向专员公署请愿,坚决要求提高教师的待遇,改善他们的生活!”大家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后,没有一个退出的,情绪都很饱满。在领头同学的指挥下,有秩序地坐在地上。过了约大半天,送请愿书和当局交涉的同学告诉大家,当局接受了请愿书,同时答复,一定研究,原则同意提高教师们的待遇。得到这一结果,大家才逐渐地离开了现场。

就是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参加了学生活动,一个十六岁的青少年,单纯而幼稚的心灵深处,开始撒下了热诚、正义的种子,走向了振奋同时又艰难的历程。由此开始,我认识了吹军号的孙锦襄同学(外号大炮),他比我低一班,总是满脸的阳光。他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李连钊同班,以后经常在一起玩,一块儿谈天。新中国成立以后,孙锦襄同学去了浙江化工学院蜡纸厂工作,曾回南通故地与老同学聚会,也曾来看过我,依然红光满面。1982年,传来他去世的消息,太早了,太可惜了,他嫉恶如仇、仗义执言的形象犹在眼前。李连钊同学一直在家乡南通默默奉献,永远那样敦实,沉稳。离去的与在世的都以坚守着自己的坦诚、真实、平淡为安。

记得有一天,孙锦襄神秘地对我说,“乡下”带信来,希望我们三人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到乡下去玩,也可以阅看一些书,但一定不能告诉别人。“乡下”指的是什么,我们都懂,为此我很兴奋,盼望着他的通知。

在日寇侵占我家乡的一个夏日刚过已有秋意的日子,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孙锦襄、李连钊和我穿着长袍,边谈边走,越过了日寇的岗哨,走上去唐家闸的大路。到了十里坊后,转向了农村弯弯曲曲的小路。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在一个农户家,我们见到了在游击区的陈安羽和王敏之以及另一位年轻人。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们,和我们谈抗日的情况,问我们学校、学习和家庭情况,并安排我们在那儿阅读一些书籍。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艾思奇的著作《大众哲学》,第一次接触了“人生观”、“世界观”等词汇和概念。对我来说,这完全是新的东西,当时既感到新鲜,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中午,主人让那位年轻人在小河沟里网来两条鲫鱼现烧了,还煮了一大碗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碧绿的青菜,炒了一盘嫩黄的鸡蛋来款待我们。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而有意义的一天,在夕阳淡淡的余晖下回到了城里。这次经历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因为它象征着自己“启程”的一天。以后在假日又悄悄地去了两三回,从此懂得的道理更多了。

1945年春季,“乡下”带信来,让我立刻到他们那儿去。这一次陈安羽、王敏之同志向我更详细地谈了全国以及南通地区抗日、对日斗争的情况。他们对我说:“为了配合当前形势的发展,组织考虑派一位同志到城里去做地下工作,为了更安全和有利于工作的进行,经反复研究,想借住在你家,请你和母亲给予掩护。你家是南通城第一大府,社会影响极大,谁也不会想到‘状元府’里会藏着共产党,因而比较安全。我们也知道你母亲为人善良、正义,能同情穷苦人。也请你与你母亲谈谈,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她的理念和宗旨就是解放旧中国,解放全人类,使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能得到你们的帮助,我们会非常感谢你们的。当然,这也为你们带去了一定的风险,请原谅。我们会十分谨慎从事的。”也许由于自己年轻,也许虽然接触党组织的时间不长,但党的思想和党的作风已印入我的内心,我毫无顾虑,立即答应回去就和母亲商量。他们又嘱咐了几句,吃了晚饭,送走了我。

回到家,我如实向母亲谈了,特别向她谈到乡下共产党的干部给我留下热情、真诚、实在、朴素的印象。我母亲陈开成虽也出身于官宦富贵之家,年幼时受过旧学的教育,但以后进入上海教会学校启明女子中学学习直至毕业,接受了新学和一些新的思想。和我父亲结婚后,父亲为母亲取字“石云”,生我兄弟姐妹六人,家庭十分幸福。只是对我祖母重于大家庭的礼教,母亲不是很适应,她又秉性耿直,免不了有些小的不愉快。抗日战争前后,父亲和四姐相继辞世,五姐为国牺牲,一个个灾难沉重地打击着她。但她并未消极,虽苦对人生,而善良同情之心永在,愿为穷苦的人、有困难的人做一切事,即使患病卧床行动不便,也不忘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国共合作破裂时,国民党撕破脸面,进步国民党员金云直等被诬判入狱,母亲挺身而出,认保救出了他们。正是由于组织听说了这样的事,坚定了他们的信任,才将掩护地下党的任务交给了母亲。母亲自己也未料想已到体弱年衰之时,还能进入另一个人生。

另一因素,母亲十分喜爱的沈序(我的表姐,俞铭璜的夫人)也经常从游击区到家里来(当然对外是保密的)。她来时,常喜坐在母亲床前说说话,而母亲总要问长问短。沈序表姐讲到那里革命干部和当地老百姓同生产,同劳动,同生活,打成一片,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这些事母亲听了时常高兴得笑起来。我向母亲讲,党组织真诚地希望我们支持党的方针政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将日寇赶出中国,解救贫苦老百姓。

于是我将党组织想派一位同志住到我家来,恳请母亲和我能够加以掩护的意思说了。并且还说到他们也知道母亲体弱多病,这样会给我们增加麻烦,很过意不去,但从抗日大局着想和有关情况来看,我们家庭的条件十分有利于党地下工作的开展,请求母亲予以理解。母亲听后反问我:“你的意思呢?”我说:“这事有一定风险,但一般不会怀疑到我家藏着地下党的。他们待人诚恳热情,朴素和蔼,他们一切是为了劳苦百姓,如母亲同意,我也同意。”母亲又问来人年龄多大,我们怎么掩护。我对母亲说,到家来住的同志大概近三十岁,老家是宁波的,要作为亲戚住在我家,可能他的活动和工作基本在夜间。母亲说:“让我想一想。”第二天吃过晚饭,母亲把我叫到她的房间,关上了门,对我说:“你大姐、二姐都在重庆,哥哥在上海,你我相依为命,能帮助别人的就尽力帮助,但要谨慎。要我们掩护,来的人就应该是我们的‘亲戚’。虽然目前到家走动的人并不多,但总有个人来人往,特别是那几位账房先生走动得更勤。我想你外祖父家离得远,在安徽石埭,因此这个‘乡下人’,对外就说是我的表侄,是从安徽到南通看望姑妈来的,这样妥帖些。”母亲又说:“但有一个人是必须告诉的,就是阿宝,她照顾我多年,聪明伶俐,最为忠心,对你也很好。她还可以帮助了解一些其他的情况,要向‘乡下’说清楚。”我很快地向“乡下”作了汇报,他们非常感谢母亲的热诚和妥善的安排,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派来的人就是王敏之同志,母亲为他取名陈克然,“陈”是母家之姓,而我表哥一辈的排行为“克”字,“然”字可能是母亲随时都在提醒他“要自然”,“要信然”。

1945年8月18日下午,按照约定,我到十里坊接了王敏之同志和他的“随从”姚俊德进了城。经过西大街,在景福斋茶食店选购了白兰地酒、金华火腿等四式礼品,分别坐上人力车,约20分钟就到了我家——濠阳小筑。

表少爷到了!王敏之走上前去,恭敬地叫了一声“姑妈,您身体好!”母亲好高兴,握着我这位克然哥的手说:“累了吧?”回身向在座的人作了介绍。书童阿富送上毛巾、绿茶。第二天母亲还让阿富陪克然表哥到市街选做了几套新衣服。母亲亲自安排克然哥住在六角亭,六角亭三面有窗,视线较好。

克然哥每天起来很早,和我共进早餐,按时向母亲问早安,陪母亲说说话,谈老家父母以及乡下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母亲也问起克然哥何时参加革命等事。母亲曾谈到,当有人传播谣言,诬蔑共产党、新四军时,她总是对他们说,没有亲眼看到不能瞎说,如果共产党、新四军像你们所说的那么坏,还能存在到今天?如果来人了,就转向了其它话题。有时,亲友帐房先生邀克然哥陪母亲打牌,他说不会,母亲说:“你得学着打,哪有‘少爷’不会打牌的?学会了好替换我,我可休息一会儿。”看起来真为难了克然哥,但他很快就上手了,并且是那么自然。

某日,伪县政府恶搞全城清查户口,我们吃完早餐在客厅中,母亲端坐在藤椅和王敏之、我讲话,阿宝姐和一个便衣两个警察走了进来,母亲略大声说:“克然、绪武你们领着他们到处走走,看看有没有奸细”,便衣紧忙说:“不敢不敢,请少太太不要生气,我们是来给您请安的”,转身灰溜溜地走了。没人的时候,克然哥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阅看书籍。他的工作时间主要在晚间,吃过晚饭后,夜晚就属于他的了。他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工作,我们不知道也不过问,虽组织未要求过,我们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是母亲经常对他说:“你住在我们这儿,就是一家人,你自己要分外地小心。”晚间我们所要做到的,就是关注着“门”,阿宝每天深夜,随时听着预约的敲门声,给他开门。有时母亲知道前一天克然哥回来很晚,即使有人在,母亲也会对他说:“克然你到我房间去,我写的信字太大了,帮我抄一下。”他会走开,但并未休息,又去写材料和报告。久而久之,亲友账房先生都夸克然哥没架子,和蔼,文雅,有学问。

有一天晚饭后,已到休息的时间,我正和母亲说话时,克然哥进房来向母亲道晚安。在母亲和他谈什么事情时,我走出房间,隐隐地看到在前庭院玉兰树的后面有一个人站在那儿,把我吓了一跳。我一边问谁,一边走向前去。只听对方说:“绪武,是我。”这给予我很大的惊奇,原来他就是我同桌同学小丛。他在深夜到我家来干什么?还抱着一个孩子。这时,克然哥已匆忙地走了过来,轻声地说:“二弟,你们见了面也好。”接着对小丛说:“已经很晚了,你快回去吧。”小丛转身走向黑黑的大门,消失了。克然哥紧忙拉着我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小丛刚从子弹翻造厂过来,他的父亲是子弹翻造厂的厂长,他是送子弹来的。我必须将这些子弹连夜送到乡下去,我回来再和你细说,你会理解我的。”克然哥来我家后,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不是因为克然哥瞒着我,而是革命工作采取直线联系的需要,我说不出来自己当时的心情,只是觉得克然哥太辛苦了,太紧张了,他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这欢乐却显得短暂。算着居住在上海的外祖母生日将到来,母亲在阿宝的陪伴下,带着两幅苏绣去上海给外祖母祝寿,未想到母亲到达上海新村36号的家宅时,却被挡之于门外,原来家宅已被从重庆派来的国民党的所谓接收大员上官云相所抢占,供他姨太太居住。母亲与被迫迁走的长兄融武又联系不上,措手不及,只得暂时和阿宝在旅馆里安身。外祖母生日一过,母亲却因付不出住宿费被困在旅馆里。我一知道消息后立即去找账房,但账房只说账上已付不出钱,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克然哥立即向城工委报告。政治交通员连夜送来法币二百万元,后来“乡下”又送来三百万元。不久,母亲和阿宝才从上海平安回来。我紧紧地握着克然哥的手,饱含着眼泪,不知说什么好。党给予我母子的岂是一般的情,是仁、是义,党犹如我们的再生父母。

8月,非武大姐、柔武二姐已回到上海,将回南通看望母亲。母亲和我掩护王敏之同志的事,他们全不知情,为了防止意外暴露身份,在与母亲商量后,王敏之只得暂时离开我家,而为了组织的安全,母亲和我包括阿宝对此只能只字不提。

1946年,南通“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夕,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二位姐姐那时才对我参加青年进步活动有所了解,迫不得已,立即伴我离开南通去了上海。几天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南通“三·一八”惨案,八位进步青年被暗害,我们流亡到上海的青年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下,在上海社会人士许广平、胡风、马叙伦、周建人、赵丹等的支援下,开展呼吁活动。南通惨案发生后,地委感到地下党领导机关设在城外,无法掌握南通城复杂多变的情况,便安排王敏之再次进城,又住入濠阳小筑。王敏之同志以后在《怀念党的挚友陈石云女士》一文中写道:“在此情况下(指家姐和我去上海后,他第二次住进濠阳小筑),陈石云女士不顾个人安危,一如既往,热情地接受我住在她家里。她积极支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她对国民党制造的南通惨案,非常愤慨,对我说:绪武虽然被迫走了,你放心住下,不会出事的,我会更好地照顾你。”约半年后,王敏之按地委领导指示,撤离濠阳小筑。1947年夏,友人自远方来,母亲带病设宴招待,谁知当晚腹泻不止,虽经中西名医全力医治,仍未见效,永远离开了我们。9月的一天,王敏之随“公民普训”的队伍经过濠阳小筑,惊见门口高挂着一对白灯笼,方知母亲已不幸病逝,顿时万分悲痛。这个场景,他在晚年回忆我母亲的文章里写道:“她的音容笑貌,她对我的工作精心掩护和积极支持,都历历在目。那时我只能以默默的回忆寄托我的哀思。解放后,我才能到她的墓地凭吊。……她死得太早了,如果她能多活几年,看到南通解放,看到全国解放,她老人家该多兴奋呀!今天祖国阳光灿烂,广大人民意气风发,社会主义事业高歌猛进,陈石云女士支持共产党,支持革命的事业,将永远铭刻在人的心坎里。”

时光如箭,党的事业永在,永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