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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癸卯东游与南通早期现代化/陈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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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争平来源:《张謇研究》2023年第4期(总第75期)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张謇癸卯东游与

南通早期现代化

陈争平

张謇先生在南通兴办早期现代化事业初见成效之时,于1903年(癸卯年)东游日本,在日本民间友人的热心帮助下,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自费学习考察。张謇在日本考察了多种工农业企业、多种学校、报社,参观了大阪博览会等。张謇东游日记是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张謇癸卯东游对南通早期现代化发展有重要影响。2023年既是张謇诞辰170周年,又是张謇癸卯东游120周年,谨以此文学习和纪念前贤。

一、“开眼看世界”与癸卯东游的背景

开眼看世界,是中国人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张謇癸卯东游是晚清中国爱国志士“开眼看世界”第三阶段[1]的重要部分之一。

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张謇先生出于热诚爱国之心及对时势的认识,在代湖广总督所拟上疏里主张速讲商务、广开学堂、修建铁路等,还提出不仅要派“年力强壮、精明有志”官员“百余人”赴外洋学习;学堂要“博延外洋各师教习”,并选派学生出国留学;还指出“查外洋各国开疆拓土、行教通商皆以游历为先导”,中国要“多选才俊之士,分派游历各国”,“举凡工商务、水陆兵事、炮台、战舰、学校、律例,随其性之所近,用心考求”。他还明确表示应当向日本学习。[2]张謇提出了包括游历在内的多途径“开眼看世界”的建议。张謇自己很想东游考察,但是因为他已经卷入帝后党争,而且有的帝党分子又曾流亡日本,他为了避免嫌疑才未成行。[3]

甲午战败后的民族危机使得张謇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他在南通创办纱厂,将所办纱厂以“大生”两字命名,按张謇自己的解释,这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简称,它的意义就是要使大多数老百姓能生活下去,使没有饭的有饭吃,使生活困苦的能够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张謇认为发展民族工业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是改变贫困的必由之路。为了筹集办厂资金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历经坎坷。在走投无路之际,他接受商董沈敬夫的建议,先破釜沉舟投产,再用所产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棉纱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获得初步成功。

张謇又积极筹办开发苏北滩涂事业。1896年他在《请兴农会奏》中指出“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他还强调了开发苏北滩涂的重要性。[4]1898年他在《农工商标本急策》文中提出“商务亟宜实办”、“工务亟宜开导”、“农务亟宜振兴”等三策,在“农务亟宜振兴”策中他提出了四计,第一计就是“久荒之地,听绅民召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5]

正当张謇努力从事实业救国大业时,又发生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形势剧变使得张謇“立足南通,胸怀全国”的品格突显出来。战乱时期张謇特别重视南通及东南地区市场的稳定与安全,参与了“东南互保”活动。[6]从张謇在这一活动的行为反映了他的眼光与取舍。清廷又一次战败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中国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当时在列强的压力下,一些守旧的王公大臣等被杀被抓,顽固势力遭到严重打击。在这一形势下张謇主张以改革救国,向朝廷递交了《变法平议》书,提出了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建设、教育等领域改革的42条方略。[7]《变法平议》“尖锐地抨击了‘旧党’的顽固保守”,虽然“没有被慈禧控制的朝廷所接受”,“毕竟是张謇思想前进的一个路标”。[8]参与“东南互保”活动及递交《变法平议》书这两件事突显了张謇“立足南通,胸怀全国”的品格,而这一品格对张謇东游及从事早期现代化建设实践有重要影响。

1901—1903年,张謇大部分精力“除了用以巩固和发展大生纱厂以外,主要是投入通海垦牧公司和通州师范学校的创建工作”。[9]张謇在1902年早春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建议先立师范,得到刘赞成,而吴藩司、徐巡道等官员却反对。[10]张謇只得自己筹集资金创办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垦牧公司和通师范学校这两项工作都是国内首创,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都是意义重大。万事开头难,做好这些工作尚无国内经验,很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这是张謇东游部分背景。

“民族危机的加深促进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觉醒,国内许多开明官绅纷纷出国考察游历,寻觅救国之良方。日本因为路途近、费用低、文化风俗接近、变法效果明显等,理所当然地成为首选地点,于是出现了一个东游日本的高潮”。[11]张謇的好友罗振玉、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以及严范孙、缪荃孙等人都已经东渡日本进行了考察,吴汝纶写的《东游丛录》两年以后成为清政府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重要依据。[12]这些都是晚清爱国志士“开眼看世界”第三阶段的重要部分,也是张謇东游另一部分背景。张謇在吴汝纶归国后曾经特地到上海向吴汝纶请教,并且阅读了吴汝纶的《东游丛录》。[13]在好友们影响和帮助下,1903年(癸卯年)张謇得到了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的邀请书,促成了张謇的东游。

二、癸卯东游概况及主要特点

张謇癸卯年四月二十六日登上日本邮船会社“博爱丸”号,次日早七时启程赴日。[14]六月初六早五时,张謇回到上海。[15]除去往返所需时间,在日本实际逗留63天。张謇在“博爱丸”号船上即开始了对日本邮船会社和“博爱丸”号船的运营情况进行考察。张謇在日本期间除了顺便为金、徐二生寻找留学学校,为通师聘请保姆、教习及购买农业机械外,主要在日本民间友人的热心帮助下,考察了长崎、神户、大阪、京都、东京、北海道等地农工商企业30余家,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30余所。他多次参观大阪博览会,这是张謇东游考察的重要内容。张謇对博览会的重要性早有认识,在《变法平议》中肯定博览会“尤有益于工”。[16]在考察记录里对博览会作用大加赞赏。他在考察中事事留心,认真思考,勤作记录。他称颂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早期现代化成就,认为日本近世发达之原因首在教育,其次工业,再次为兵、农、商,他主张中国“舍教育无由图存救亡,非广兴实业不能积累资本富国”。张謇东游日记是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17]

张謇癸卯东游有以下主要特点:

1. 张謇是以非官方的身份自费访日的。到日本后,接触到的是旅日华侨、日本工商和文教界人士。“这种非官方学习考察的性质使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对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认识、可借鉴程度等自主地选择参观单位,但也给其联系参观带来一些不便。”[18]

2. 张謇在东游过程中坚持了一贯从本国实际出发,讲求实效的优良作风。他向日本友人介绍东来调查宗旨时说:“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经验不请询已完全时者,请询未完全时者;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19]他在学习外国先进事物时“总要首先考虑自身的财力、物力和接受、消化能力。譬如学校他着重考察的是师范与中小学、幼稚园,因为普及国民教育乃是中国的当务之急”。[20]他在日本参观的教育单位,既有爱珠幼稚园、伊良林寻常小学校、大阪市立小学校等幼教和小教单位,又有桃山女子师范学校、大阪府立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师范教育单位,也有东城郡鹤桥农学校、北海道农学校、中之岛之高等工业学校、京都染织学校、名古屋商业学校、静冈商校、函馆官立商业学校等实业技术教育单位,反映了张謇东游考察的求实精神。

3. 张謇在东游中表现了虚心、认真、勤俭的学习态度。张謇此次东游日程安排紧凑,常常一天要参观多处,为赶时间,他常乘夜间车船,在车上过夜。途中他常常买饼充饥。“在吉原,他投宿鲷屋旅馆,晚上蚊虫肆虐,无法入眠,苦不堪言。没有不怕艰难险阻求取真经的坚强决心和毅力是难以做到的”。[21]他不顾舟车劳顿,所到之处细看勤问,虚心求教,认真考察,详细记录。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谢绝了恳亲会一类的应酬,一心要多作考察。

4. 张謇在东游中表现了开明、理性和爱国的品质。他一方面“详尽地了解日本那些先进的可以借鉴的经验”,又不盲目崇洋,“并不认为日本一切都好”。他已经注意到日本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恶果;认识到日本人也有骗子;观察到日本农业也有“不及中国之处”等等。[22]他在参观博览会时发现日本侵略势力得陇望蜀,强占了台湾、又企图染指福建的野心。张謇在考察中发现到日本考察商务的尚书载振写错自己的名字,侍郎那桐写不全官衔等丑行,予以抨击。[23]当时有些日人当时对华人有较大的歧视,面对这种歧视他在《东游日记》中记下了一位中国留学生所言:“进退消长于实业、教育程度,我果有自立之日。今日之受侮,皆我玉成之资也”。[24]

三、癸卯东游对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张謇先生东游之后,受较大启发在南通陆续兴办涵盖棉纺织、垦牧、制盐、航运、码头、机械、面粉、渔业、榨油、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30多个企业,发展以大生纱厂为龙头的产业链。与中国近代诸多民营企业集团相比较,大生产业链构造主要特点是:

1. 选择机器纺纱工业为龙头产业。大生企业集团以在南通唐闸创办大生纱厂起家,又将大生纱厂所获利润不断转化为资本,1907年在崇明外沙设立了大生二厂,达到“为通厂谋巩固谋发达而设的效果,1910年时纺纱工业占大生集团总资本比重的58.9%;此后又在海门、通州城南等地相继增设三厂、八厂等机器纺纱工业企业。集团内其他企业也多是围绕纺纱业发展的需要设立的。以机器纺纱工业为龙头产业,体现了张謇提倡发展中国自己的棉铁工业,实行进口替代,“棉尤宜先”的理念。

2. 产业发展方向是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齐头并进,以纵向一体化发展为主,形成较全面的产业链构造。在大生集团发展过程中,张謇增设大生二厂、三厂、八厂,实行在同一部门的横向发展;并以纵向一体化发展为主,向上、下游产业全方位扩展:根据棉纺织业发展对原料的需要,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保障纺纱所需棉花原料的供应;为了解决新式棉纺工业等对动力的需要,建立电力工业;又为了综合利用纱厂的棉籽、下脚、飞花和剩余动力而设立油厂、肥皂厂、纸厂、碾米厂、面粉厂等;还为了提高产品附加值,以及进行机器维修和设备更新、产品和原料的运送、便利资金周转等,相应创建染织工业、冶铁业、机器制造业、轮船运输业及通讯、金融、贸易等企业。大生企业集团实行纵向一体化发展,就是将市场交易的一部分纳入到企业集团内部,将交易行为内部化,以此来减少交易成本,增强竞争实力。

3. 大生以新式工业企业为主,进行跨部门、跨行业的扩张,成为多头发展,三次产业齐全的大型企业集团。大生企业集团总资本中工业资本所占比重,1910年时为83.2%,工业为主的特征很明显。至1923年,由于企业集团内其他行业投资的增长,特别是农垦业投资的大大增加,工业资本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有34.2%。大生集团还进行了跨部门、跨行业的扩张,虽然在发展过程中有些企业因经营问题闭歇,但是大生企业集团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发展成为有40多家企业,行业门类较多,三次产业齐全,总资产达到数千万元的大集团。与中国近代其他民营企业集团相比,大生企业集团尤其注重工农结合,1923年集团总资本中工农业资本相加所占比重达到83.5%。

大生企业集团产业链构建带动了当时南通经济社会多方面发展。张謇等采用以机器纺纱工业为中心,工农结合,多头发展的产业链构建战略,使得大生纱厂得以在清末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挣扎着发展起来,为当时的民族工业企业提供了榜样,为南通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农”问题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必须要攻克的一大难题。张謇在东游时特别关注“三农”问题。东游归来后,张謇对通海垦牧公司发展倾注了较大心血。他使公司除了维护农田水利设施之外,还努力推广应用小农经济所不具有的现代农学技术去改良土壤、推广良种、改进田间管理。张謇创立的“公司”加“农户”组织不仅注重生产和经营,还努力推进农村的卫生、文化和教育等事业的发展,可以说不仅是一经济组织,亦是一社会组织。公司在招佃章程规定了有关农户住房要整洁通风,多种桕树和桐树(由公司按成本价提供树秧),不得种罂粟,不得聚赌、不得吸毒贩毒等内容;公司负责修建小学校、农学堂等,供佃户子弟入学等。张謇主张用“改良其性质”“革除其习惯”“督课其田功”“扩充其实业”“普及其教育”这5种办法教育农民。[25]张謇在《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中,把为通海小学堂、农学堂储集经费作为创办公司的四大目标之一;把办好农学堂作为公司之“本”,并打算聘请外国农学教师,为本公司,亦为“他州县”,培养专门人才。从一开始就把教育作为企业体制内的一个重要内容,反映了张謇这一大儒商独到的眼光与个性,这在当时国内是很难得的。张謇对垦区教育曾充满信心地说:“我垦牧公司二百方里之地,六千户农民之众,岂无颖异之才翘然秀出于其间,继起而增益垦地,扩张农业者乎?吾敢断言之曰:必有。[26]

1911年垦牧公司经过十年艰苦创业,“堤成者十至九五,地垦者十之三有奇”,基本上按科学方案设计施工的整套农田水利设施大功告成,堤内土地已得到初步改良,已能为大生纱厂等提供优质原棉。参观者可见堤内土地由河渠道路等称“井”字形或“十”字形划分成区、排、垗;每垗为长方形,约20亩,四周都有沟渠环绕;每垗南端为所承租农民之住房,屋后有宅沟,供养鱼、贮存淡水之用,四周有菜圃、竹园等;各大区并建立起“自治公所”、初等小学、中心河闸等,昔日荒滩已建成新式农村。当时有文人赞之,认为上古亚圣孟子之井田理想已由张謇付诸实现。张謇内心亦很欣慰,作《垦牧乡志》记曰:“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社,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一小世界矣”。[27]通海垦牧公司在短短的十年期间取得海内外公认的巨大成绩,为近代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

张謇曾经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之说,强调教育与实业对于救国图强的重要性。在日本考察时对日本教育以普及教育为主有较深入认识。他回国后积极推动中国教育改革,认为之前的中国教育“一室之中胡越异怀,一日之中朝暮异趣”,认为这样“徒误国民有为之时人也”。[28]张謇并身体力行在南通各级各类学校合计330多所,形成了从幼稚园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实业教育,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的完整体系;他还在宁沪等地参与创办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吴淞商船学校等多所学校。这“与其东游有着一定的关系”。在教育理念上他特别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提出“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进”[29]。他为师范、医校、纺校、农校建立了附属的实习基地。对师范生,他明确规定毕业前一学期必须到附属小学校进行教学实习,且须预备教案于实习之前,详加讨论于实习之后,以便总结得失、增强技能,注重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张謇也注意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1923年,他还回忆说:“二十年前,余参观日本实业教育,其学生勤俭之风,实令人钦敬。”[30]

张謇在日本考察归来后在南通实业和教育领域所做的工作,促进了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他还创办了南通博物苑、图书馆等一批文化事业单位,并积极从事兴修水利、盐法改革、渔业改良等活动,为推进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

参考文献:

[1]因为晚清保守派势力根深蒂固,其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强大,中国爱国志士“开眼看世界”的过程坎坷曲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具体表现,笔者将另文阐述,这里不喧宾夺主。

[2]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张謇全集》第一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2012年版,第17-23页。

[3]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12页。

[4]张謇:《请兴农会奏》,《张謇全集》第一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2012年版,第27页。

[5]张謇:《农工商标本急策》,《张謇全集》第四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2012年版,第24-25页。

[6]详见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65-175页。

[7]详见张謇:《变法平议》,《张謇全集》第四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2012年版,第34-62页。

[8]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76-179页。

[9]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80页。

[10]《张謇全集》第六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66页。

[11]蒋国宏:《张謇癸卯东游日本及其影响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12]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12页。

[13]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12页。

[14]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536页。以往学者论述中关于癸卯东游起始时间有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种说法,实际上是二十六日张謇一行上船,二十七日船启航。

[15]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567页。

[16]张謇:《变法平议》,《张謇全集》第四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2012年版,第55页。

[17]详见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536-567页。

[18]蒋国宏:《张謇癸卯东游日本及其影响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19]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555页。

[20]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17页。

[21]蒋国宏:《张謇癸卯东游日本及其影响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22]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17-218页。

[23]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545页。

[24]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550页。

[25]《张謇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26]《张謇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27]《张謇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

[28]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545页。

[29]《张謇全集》第四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30]张謇:《女师范校毕业演说》,《张謇全集》第四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2012年版,第5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