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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复汪康年函》时间考/陈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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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松林来源:《张謇研究》2023年第4期(总第75期)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张謇《复汪康年函》时间考

陈松林


近日闲暇阅读2012版《张謇全集》中的《复汪康年函》,即《九录实业录》卷1收录的《通海蚕桑兴衰事略复汪穰卿》,据标题可知,说的是张謇写信向汪康年介绍通海蚕桑兴衰事,《全集》给出系时“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5.29)”,并有注释“本函时间据祁龙威《张謇《日记》笺注选存》。”

张謇日记记载:“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纪《通海蚕桑兴沮略》、《镇江小轮兴沮略》。”祁龙威先生对这则日记笺注:“《通海蚕桑兴衰事略复汪穰卿》,见《实业录》卷1。言捐税之害,使通海蚕桑衰息。”这并不能说明祁龙威先生就一定认定《通海蚕桑兴衰事略复汪穰卿》函和纪《通海蚕桑兴沮略》都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祁龙威先生这里说明的是“函”和“略”内容上有相关性“言捐税之害,使通海蚕桑衰息。”

可能是《全集》编者曲解了祁龙威先生的注释,定此函系时1898年依据就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5.29)张謇《日记》提到“纪《通海蚕桑兴沮略》”,故信函系年就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那么张謇《日记》中只有1898年记载“通海蚕桑兴衰事”?

带着疑问查阅资料,从张謇《日记》查得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六日,得刘一山信、敬夫信,通海蚕桑之风方开而闭,则厘局为之也。”从张謇《自订年谱》查得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吴、梁二姬至江宁, 通海蚕桑,为厘捐总局所阻阏。”

以上1897年《日记》和《年谱》记载,和1898年《日记》一样,都提到了通海蚕桑兴衰事。接着遍查张謇1897年和1898年这两年的《日记》、年谱记载,都未找到给汪康年写信陈述通海蚕桑的直接记载。

1897说和1898年两说都存疑,但可以肯定这两说中必有一个是正确的,因此系年范围锁定在1897—1898。光从张謇本人著作寻找答案已山穷水尽,必须另寻它法柳暗花明。

为表述方便,下文月、日大写均为农历,月、日数字小写均为公历。先从文本入手,弄懂信函大意,从中觅得一些信息来考证系时,信函全录如下:

承示,林太守欲访海通创兴蚕桑章程或事略。此甚可笑,盖不足称之事,为之亦七八年,中间费笔舌不少,初无章程,亦未记其事。辱问,姑说其略,亦可知世间官状、民情。

海通故无蚕桑也。自左文襄公以桑秧数万札发各州县,流被所及,始肇其端。然其时桑秧柴积厅州门庑者累月,胥役择肥泽者私之,亦不经意,听其死活。民间领植其干伤擦损之株,加意灌溉,十裁活四五。

光绪十二年,謇会试报罢归,始有志于农桑。謇家世业农,侨居海门东鄙,其土两和,宜植物。桑既大利,乃约同人请于厅同知,谕劝兴办,民无应者。于是议仿西法集资为公司,市桑秧听民诣领,记其数若居处,不取值。三年后,叶可供蚕,计树本加息二分责偿。资绌,不果行,仅以私钱市数千株,减值散卖而已。然近謇居十余里中,风气稍动,謇思因而乘之,而若进若退,历四五年。求所以滞涩之故,民故不善缫丝。丝不成市,市止线店,辄以重秤低价劫制民。其偶能合缫法者,走卖上海、苏州,出江时辄为厘局司事、签手以漏报科重罚。加以往返资斧,终事计算,折阅者十常八九,以是民相语蚕桑无利。其实江北州县都不产丝,局本无丝捐则例所科之罚,徒润司签之橐,厘捐总局瞢如也。

十八年,謇与同人陈请明白晓示,免丝捐十年以兴蚕利。督部付局议,议驳。总办欧阳霖既寤其非,令海门厘员复禀,许免。然乡民未敢遽信,相率观望。謇念无锡桑蚕之兴,由于茧行,乃与厅同知王宾,议招商开行收茧,反复久之始定。二十年,海门一行收乡茧殆尽。二十一年,通州知州汪树堂援请免捐,买桑劝民,招商收茧,两行并兴。二十二年,海门增一行,益共放价争收,乡民获利大丰。计凡二年,海通增植之桑不下百万株,泰兴、如皋、靖江接踵起矣。

而总办穆克登布于蚕市大毕之后,顿翻免捐之成案,抹煞已报之税捐,严督厅州勒商重输。商怨且忿,请缴帖闭行。二十三年,王宾虑乡民茧成滋闹,恳切劝商,视上年出资十分之三抑价收买,姑塞民望。而湖州贩桑秧来者,乃过问寥寥,丧资大窘而去。要所可记,大概如是矣。

夫今日官之贼民,不足奇也。所奇者,不知民为谁何之民,而官自以为贼民,乃可效忠。民之疾官,不足奇也,所奇者,知官所为非朝廷之为,而弃尽生计,宁为荼毒以同尽。安得求知民膜如林太守者布满天下也?由海门来者,诵王宾与沪商书,“愿自弃官,不肯爽信”,以为此一书,真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之言。夫一事也,民之美之已如此,而官一张口,大率“奸民,奸民”岂不可痛。率臆奉复,惟省察,不宣。

(据《集成报》第十二册)

全文说的是,通海本不产丝茧,无丝捐税,张謇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以来,在海门苦心倡导乡民种桑养蚕,但响应不多。张謇发现端倪在于,茧卖上海、苏州是能赚钱,但在运长江码头时,地方厘局税务征收重税,逃税重罚。于是张謇反复陈请免捐十年,然免捐后,售茧交通物流费用仍是百姓重大负担,乡民依旧“相率观望”。于是张謇便与海门厅同知王宾“议招商开行收茧”,就是公司加农户模式,商户商行集中收买农户茧,再转卖上海苏州,这样规模化收购就降低了物流成本。果然成效明显,“(光绪)二十年,海门一行收乡茧殆尽”,“二十二年……乡民获利大丰”,“计凡二年,海通增植之桑不下百万株,泰兴、如皋、靖江接踵起矣。”

但好景不长,地方厘局看到商、民如此赚钱,便与民争利,“顿翻免捐之成案”,“严督厅州重输”,言而无信继续征税。于是商户不干了,关门歇业,王宾担心乡民卖不掉茧而闹事,恳切劝商,但厘税不除,茧业难振,通海大地蚕桑之风就这么被打压下去了。张謇最后抨击厘局压榨百姓,呼唤关心民间疾苦的父母官越多越好,赞叹王宾为海门蚕桑之兴,殚精竭虑,不惜弃官为民请命。

信函开头“林太守欲访海通创兴蚕桑章程或事略”,提到了“林姓”,“太守”,“蚕桑”三个重要信息,清代太守就是知府别称。据此简单查询就能得知林太守就是林启(1839—1900),字迪臣,福建侯官人。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担任过陕西学政,浙江道监察御史,1896—1900年任杭州知府,提倡农桑,1897年8月创办蚕学馆,为浙江丝绸工学院(2004年改名浙江理工大学)前身。

“林太守欲访海通创兴蚕桑章程或事略”,就是说林启要来通海参观调研蚕桑,撰写蚕桑章程,正好与简历中的1897年办蚕学馆有关。笔者第一感觉,信函系年就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函中“二十三年,王宾虑乡民茧成滋闹,恳切劝商”亦能佐证。张謇信函行文有个习惯,喜欢交待最近发生的重大时事消息,而函中无光绪“二十四年”字样,故信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大概率就是写信之年。

张謇这里讨论的是农业蚕桑问题,为何要对汪康年慷慨陈说?想必汪康年也是关心农业之人?就从汪康年生平事略中看看能不能找到蛛丝马迹。

汪康年(1860—1911),字梁卿、穰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1890年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1892年中进士。1896年赴沪参加上海强学会,同年与黄遵宪、梁启超等创办《时务报》,任经理。1897年支持创办《农会报》(即《农学报》),1898年创办《时务日报》,1907年在北京创办《京报》。

看到汪康年1897年支持创办《农学报》,支撑了前面猜测的“汪和张一样关心农事”,继续查阅汪康年和《农学报》有关材料。

1896年罗振玉等人在汪康年的积极支持下,创立了上海农学会。农学会创立之前,罗振玉等人便将“公启”发表在汪康年创办的《时务报》上进行宣传,刊发不到一个月,便收到各地人士的赞成及献言献策。农学会还通过汪康年奔波,得到张之洞资助。

上海农学会于1897年5月,开始在上海出版会报《农学报》,1906年1月停刊,共出版315册,这是中国最早传播农业科学知识的刊物,罗振玉、蒋黻(伯斧)等主编。初名《农学》,第15期以后改名《农学报》,亦称《农会报》、《农报》。1898年戊戌政变后,大批学会被查禁,报刊被停,但上海农学会和农学报因“不干政治,有益民生”,成为少数几个维持下来的学会。

《农学报》创刊号起,就连载了《英伦奉旨设立务农会章程》和徐树兰、张謇、马相伯、朱祖荣、叶瀚、陈虬等执笔的关于如何在中国组织农会的讨论。

看到上面记载眼睛一亮,张謇在《农学报》上也有刊文,想必和上海农会也有渊源。查询张謇《日记》果然找到验证,《日记》记载张謇与农会、《农学报》信息如下: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八日 答蒋伯斧、罗叔韫讯,论农会”;“五月十二日 作农会奏”;“五月十七日 托陈伯雅寄《农报》通州。”

《日记》显示,张謇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到五月(公历5、6月),同《农学报》主编罗振玉(叔韫)、蒋黻(伯斧)讨论农会事项,起草农会意见,还托人将《农学报》寄到通州。

以上充分证明,张謇和汪康年都关心农业,都积极参加农会活动,而且1897年5、6月是张謇参与农会活动高峰期,再结合1897四月初六《日记》“通海蚕桑之风方开而闭,则厘局为之也”和《年谱》1897年四月“通海蚕桑,为厘捐总局所阻阏”记载,我们可以得出猜想:就在1897年的年中,张謇写了这篇《复汪康年函》,汪康年收到信后,很有可能随后把它发表到张謇所关心并刊过文的《农学报》上。

循着这个逻辑推测,按图索骥,直接搜索1897年年中5-7月的晚清《农学报》目录来验证。拨云见日,《农学报》1897年7月第6期10-12页有《张殿撰论海通蚕桑书》一文,该期《农学报》首篇页脚有农历“六月下”字样。  

阅读发现《农学报》该文和《张謇全集》录《复汪康年》函,除个别字句有稍稍增减和出入外,几乎完全一样。《全集》对该函多处注释“据《九录》补、校”,说明《全集》收录此函的文本来源并不完全是《九录》,还有其它版本。这才发现《全集》该函文本末尾有“据《集成报》第十二册”,查询发现1897年8月22日《集成报》第十二期载有《张殿撰论海通蚕桑书(见农学报)》一文,该期报纸首页写着“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廿五日”。第12期《集成报》文章标题明确指出转载《农学报》,阅读发现文本和《农学报》文本完全一致(按:《全集》对此函开头的个别断句似有不妥之处,“承示,林太守欲访海通创兴蚕桑章程或事略,此甚可笑。盖不足称之事,为之亦七八年,中间费笔舌不少,初无章程,亦未记其事。” 中间一处句读应改为“此甚可笑、盖不足称之事”。如果“此甚可笑”后面为句号,会给人感觉是嘲笑林太守,而张謇本意是自嘲当年蚕桑事业功亏一篑,表达激愤之情。“此甚可笑”和“盖不足称”意思并列,共同修饰“之事”,故两者中间的句号应改为顿号)。

综上所述,《复汪康年》函系时为1897年5到7月,最有可能就是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六日(1897年5月7日),这一天张謇书完此函,就写了日记“通海蚕桑之风方开而闭,则厘局为之也。”。

通过以上全文考证可知,先有1897年《复汪康年》函记通海蚕桑兴衰事,后有1898年日记 “纪通海蚕桑兴沮略”,《函》前《略》后,当是《略》以《函》为蓝本。这也能解释为何1897年日记、年谱都提蚕桑事,而1898年日记提《略》但年谱不提《略》?因为年谱所记,都是张謇认为非常重要的,说明张謇晚年也清楚,1898年日记提到的“纪通海蚕桑兴沮略”,就是以1897年谈蚕桑事的《复汪光年函》为蓝本,故年谱1898年中就不提《略》了。

很多研究者据《九录》所载《通海蚕桑兴衰事略复汪穰卿》函标题,和1898年《日记》载“纪通海蚕桑兴沮略”,但未看到张謇1897年《日记》、《年谱》也载通海蚕桑兴衰事,也未查证《农学报》和《集成报》刊印该函的时间,于是就有了信函系年1898之误,以及误把1898年“纪通海蚕桑兴沮略”当作1897年《复汪康年函》蓝本,颠倒了先后时序。如《全集》编者误解了祁龙威教授对此的笺注,以及南京大学倪友春教授“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1898年5月29日),张謇才把通海蚕桑兴衰及官状民情在致汪康年函中予以披露。是日《日记》中记道:‘纪通海蚕桑兴沮略’,可以相信,致汪函的内容,当是‘略’为蓝本。”(《张謇研究》2007年第1期《治家张謇的育民、济民、富民抱负载体——村落主义》)

(作者单位: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