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龚自珍与张謇对海门新沙及其开垦者的不同认识/高广丰

龚自珍与张謇对海门新沙及其开垦者的不同认识

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高广丰

海门位于长江出海口北侧，最早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设县。由于临江濒海，这个县饱经了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仅明清两代500余年内，便坍而复涨，地非其地，人非其人。明正德九年（1514），海门旧县土地坍塌殆尽。官民流亡通州。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全县人口只剩2200余人，于是裁县为乡，归并通州，乡民在今通州兴仁镇定居。今天的海门市，则是在清康熙年间长江中涨出的新沙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所谓海门的先驱者，就是这片海门新沙的开垦者。清康熙四十年（1701）前后，江流回向南泓，长江北岸开始涨积，其后六七十年间，在通州与崇明之间逐渐涨出了几十个沙洲，绵亘百余里。这片涨出的广袤沙地，崇明等地的开垦者纷至沓来，其中就有人称海门新沙最早开垦者的陈朝玉。最早者之说，缘自龚自珍(1792—1841)中年以后所写的《海门先啬陈君祠堂碑文》。据《海门县志》记载，“陈朝玉（1688—1761），字荩秋，号璞完，崇明县人。……带了妻子涉江来到海门，时年17岁”^[1]。在龚自珍写了《海门先啬陈君祠堂碑文》六七十年后，张謇于1898年写了一篇《龚定庵海门先啬文书后》。客观地说，龚自珍和张謇都对陈朝玉这样一位普通农民投以关注的目光，特别对他在开垦海门新沙的过程中所作的贡献进行了热情的讴歌，以他们的身份，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这两篇文章，却反映了龚、张二人对海门新沙及其开垦者的不同认识。

对海门新沙开垦者的不同认识

龚自珍把开垦海门新沙的功劳几乎完全归于陈朝玉。他说，“是时皇政熙清，后祗効灵，海之君王，来献土壤”，“通州、常熟间东地，望洋无极，潮退沙见，豁然划然亘二百里”，“君（陈朝玉）履其侧，四居无人，苍茫独览”，于是“率妻来迁，创草屋，斫木为耜，冶釜为犁。夫任半耦，妇任半耦”，结果是“不封不爵，乐衎自保”。然后才是“远近之民闻之”，“效君而归君，愿为海农，洋洋载道”。这样，“不十年，群姓益众，皆造瓦屋，炊烟起如海云，国家岁入地丁漕米，累千近万，为江海大聚”^[2]。所以，龚自珍的结论是，陈朝玉就是“海门先啬”。称陈朝玉为“先啬”的依据，龚自珍记述陈的后人的话说，“昔者伊耆氏始为蜡，飨农，先农也。先啬、司啬，皆农之配也。今法，凡城、障、大聚，皆得立蜡祠。吾祖宜为先啬。始吾祖刈杀此土，以利后人”^[3]。这样，陈朝玉这位普通农民就被龚自珍捧上了神坛。

为了确立陈朝玉这位“海门先啬”的地位，龚自珍对陈朝玉竭尽了神化之能事。他说陈朝玉“生有奇异，如天之公侯”，他“幼有异禀”，“脐漥若臼，环腰有白文，其圜中规，相人者言，是为玉带围，当奇异”，“故其乡人尝已疑其神”。“年十三，让产伯兄”，然后竟“鸿骞凤逝，去之无迹”。因为是神，所以开垦海门是轻而易举的，“旬有五日，水咸者立甘，沙疏者立坚，沙肤窳者立厚”。这种奇迹不能不令远近之民“佥曰：‘神哉！’”陈朝玉“不知书，乃能作书，点画英硕，神明所流，匪道匪艺，不可得而详也”，“凡六十年，不蓄笔楮，结绳而治。岁终夫妇解绳之结以计事，事纤芥无忘失”。所以龚自珍颂曰“生为功民，众疑以为神，没为功神，尚其福吾民。琴瑟士女，以招君兮；豆觥明粢，以报君兮”^[4]。一个神人率先开垦了海门新沙，这就是龚自珍对海门新沙开垦者的认识。龚自珍说过，“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但是，他所说的“众人”却并不就是广大创造了历史的人民群众，而是所谓“自我”和“心力”。他解释道：“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5]他把个人的自我力量夸大到创造天地万物的地步。然而这种创造，主要却是靠“心力”，“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6]。这种观点，其实就是佛教唯心主义的理论。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龚自珍把原本只是千千万万个海门新沙开垦者一员的陈朝玉，神化成了不同于凡民庸人的人物。而且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创造奇迹，成为人们“效”而“归”的“魁于凡民”的“先啬”，成为“奇杰之士，达节之民”。广大开垦者则无足轻重，是不值得一提的。

张謇的认识不同。首先，他不认为陈朝玉是海门新沙的第一个开垦者。他记述陈朝玉“语妇：‘海门有大沙，往垦者踵趾相接实繁，吾将往农。’”，就是一个明证。“新沙骈联相望”，自然便有很多“徙而垦者”，海门新沙的开垦，就是这样一个群体行为。谁是第一个开垦者，其实本来就是说不清的。其次，张謇认为陈朝玉这样一个较早开垦海门新沙而且卓有成效的开垦者不是神，而是一个“敢作为，识进止，不畏权势，强直自遂，瑕瑜长短，坦白与人共见”的“草莽英雄”。他是普通人，他有缺点，甚至也有不少上不得台面的“磊砢不泽之节目”，但却有着令人赞叹的可贵精神。早先他“嗜博辄负”，弄到“尽货弃所余产物，襥被箧衣具并一纺车担而荷之”，带着老婆投靠了老丈人的狼狈地步；在老丈人家又忍受不了仆人对他的“久之懈”，因而“怒而抶仆”，因为不肯“视奴辈眉睫”，又“昂然荷担挈妇”离开了老丈人家，“赁一屋而居”；以后又冒着“触法贾祸”的危险贩卖私盐。初到海门垦荒时，他看不惯当地粮户明氏那种“租无丰歉，纳必如额”蛮横无理，于是“负气故靳明氏租”，甚至对其司租人“抶而仆之”；在明氏告官将他“逮系”后，他又咽不下“颇被窘辱”的气，耍了个小聪明，从牢中溜出杀了那个司租人，竟还“蘸血题‘杀人者陈朝玉’六字于壁”，然后奔而回狱，官用尽酷刑，又加诱供，他不但不承认，竟能使“刑幕语塞”；出狱后，他直挟明氏父“超登屋，要以所佃田，偿所受枉痛”，否则“并命死”，使得明氏不能不立马答应他的要求。后与人争讼田界时，他又设计用钱雇人挪动界碑，“越界数丈而植焉”，官府却反认为他公正，又一次戏弄了官府。但在富裕之后，他“施与为善”，让八个子女皆读书，并为子“捐倅贰职”，“诫子有得人赃私一钱者非吾子，不得归”。于是张謇对陈朝玉赞不绝口“伟哉男子”，“异哉男子”，认为“其人胆智术略过人”。^[7]

显然张謇坚持认为海门新沙是所有开垦者共同的成果，不应该归功于陈朝玉一个人。但他把陈朝玉看作是一个典型，通过这个典型，说明海门新沙的开垦是广大具有陈朝玉那种创业精神的开垦者艰苦奋斗的结果。这种思想，在张謇后来创办实业、教育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尽管论者普遍认为张謇事业的成功主要是他个人的作用，没有张謇，就没有近代第一城的南通，就没有中国第一滩的苏北盐垦，但是张謇本人却懂得众人的创造力量。他在追述通海垦牧公司初创时，曾经深情地说：“江君（江导岷）与龚君伯厚、李君伯韫等诸人，皆昼夜守护危堤，出入于狂风急雨之中，与骇浪惊涛相搏。即工头、土夫，无一退者，率至堤陷乃归。而所得之俸，视通之他公司裁半；视他处之公司裁三四之一耳。”他认为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是“办事人之心血，土夫之肩皮与海潮相搏战”的结果。所以，十年后仍能坚持下来的，“皆有志与鄙人共成荒凉寂寞之事之人也”^[8]。张謇知道“人无完人”，他不求完人，而是强调人的志气和精神。

对海门新沙这个社会的不同认识

作为中国近代杰出启蒙思想家的龚自珍，曾经以他特殊的敏感性，感受到社会“日之将夕，悲风骤至”，^[9]“将萎之华，惨于槁木”^[10]。他认为社会的主要问题在于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了大量流民。在他看来，社会存在等级，“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是完全合理的，然而现在已经超出了“小不相齐”的限度，“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11]，“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造成了“大不相齐”的局面，“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12]。造成这种情况，官吏是有责任的，他们惟求个人功名利禄，不去关心国计民生，亦毫无经世致用之才，“知车马、服饰、言辞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13]而君王更有责任，这个“霸天下之氏”，实行“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专制统治，“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14]。而其结果，“世乱亦不远矣”^[15]，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16]。但是，在描述的海门新涨沙地时，他却一反常态，他所深恶痛绝的社会黑暗完全不复存在。这里没有土地兼并，也没有贫富不均，不但没有流民，而且外地的“民”反而流至于此，都找到了一块“皇政熙清”的乐土。

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设计过移民西北，在新疆设置行省，改变政府屯田办法，分配移民土地，“公田变私田，客丁变为编户，戍边变为土著” ^[17]，把大量无业无田游民安置到农业生产中去。在此同时，龚自珍又为解决社会问题设计了一个称为“农宗”的方案。在这个方案里，他企图实行古代宗法制，建立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等级，然后按宗授田。他试图以宗法关系为依据进行社会组织管理，按血统关系划分和组成社会聚居和职业团体。这个方案的实质，就是强化中小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和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让中小地主“为天下养民”，让流民“无田亦不饥为盗”^[18]。而现在海门新沙是“海之君王来献土壤，以福我黎元”的，所以远比他预想的方案为好，连“按宗授田”或者“公田变私田”的步骤也可尽行省去。陈朝玉在“秸苗既成，龟鱼大上”时能够“不封不爵，乐衎自保”，那些“归”而“效”他的百姓们也在“不十年”中“皆造瓦屋”，而“国家岁入地丁漕米，累千近万”。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社会！不仅如此，龚自珍还要强调的是，这里既尊长抚幼，上下和睦，井然有序，而又不乏民主的气氛，当然更没有任何不公平的世态。稚、长、老的宗法秩序井然，正、吏、大吏、天子的封建等级森严。远近之民归效陈朝玉，并非流民的混乱无序行为，而是遵循宗法制度，“稚请于长，长请于老”的结果。海门厅的设立，则体现了自下而上的民主程序，“稚请于长，长请于老，老谒于正，正谒于吏，吏白于大吏，天子籍其地以为海门厅” ^[19]，既有封建等级制度的存在，却又不乏充分的民主。这本是很矛盾，很荒谬的。可是龚自珍却认为，人们因此便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生活。因为龚自珍很难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一块他满意的乐土，于是他将海门新沙看成了他的桃花源。至于海门新沙的事实究竟如何，似已不再是他所要考虑的问题。这种富于理想化的认识，偏离了历史的事实，也完全背离了他过去对社会黑暗的基本认识。而张謇却认为陈朝玉生活的海门新沙，是个充满矛盾、暗伏冲突的社会。其一是佃户与地主的矛盾，陈朝玉与明氏之争已如前述。其二是民与官的矛盾。官是站在地主一边，维护地主利益的。在佃户与地主的冲突中，官府的介入，导致了矛盾的激化。陈朝玉与明氏的斗争就是一例。少数开垦者成为新兴地主后也与官府勾结，以至于老百姓痛苦连绵。如常阴沙顾七斤一类，他们“勾结官府，凭借势家，交通官更，骫骳官尺，以弊田自肥，厚封殖，广第宅，纵子孙奢逸无度”^[20]。此外，当然还有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矛盾，例如通人与沙民的矛盾。“通人先辈自负，视沙民仆僿易与，并以沙蛮沙蛮呼之，因事陵轹，或利其贿纳，沙民极感不平。”^[21]也还有垦荒者之间因土地纠纷引起的矛盾。常常是越界争讼至官府，官府则并不公正断案。总之，张謇对当时海门新沙矛盾冲突的真实是了然的。

张謇的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从海门新沙初涨时起，这块土地就从未平静过。移民们“用自己的劳动,冒着风险,就不毛之地的江滩上挑泥筑岸，圩成了良田。可是他们不能完全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州官不许他们直接报领滩地乃至成田完粮；他们用自己血汗圩成的良田，只能被视为暂时占有。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得不到官厅的承认与保障，于是地主恶霸们就有机可乘了。地主恶霸们借着代行出名报领，从而骗取了农民集体拿出来的资金，在申请书上用上自己的名义，向官厅报领了滩地；及至成田以后，依然沿用自己的户名登记完粮。他们不破钞，不费力，凭空取得了土地所有权，被称为‘粮户’；而费钱劳力、圩筑成田的农民倒变成佃户” ^[22]。

既然社会有矛盾冲突，那么必然有一个站在那一边的问题。从张謇对陈朝玉与官和陈朝玉与粮户明氏冲突的连连赞叹中，我们可以看出张謇毫无疑问地站到了被欺压的开垦者一边，反映出他强烈的平民意识。

张謇在官与民的关系上，往往站在民一边，替民说话。张謇说：“廉平忠厚之吏，能自行其志意以爱利于民，民之报之亦往往有甘棠蔽芾笃悱无穷之意。故吏诚爱民，民亦诚爱吏。”^[23]官的好坏之分，在于对待民的态度。他在《南通县图志·杂记》中直言不讳地说：“南通近四十年官吏之贤者最，桐城孙云锦；否者最，霍邱裴大中。”^[24]他说孙云锦在通州做官不过一年，对海门“亦以事再至焉耳，而平政几，兴利几，决滞狱几，除苛税私敛几，治豪猾蠹吏几，拯冤几，植弱几，通海之人，时举而称道之”^[25]。而裴大中“牧通亦年余，……讼案收押之人，乃至内外班房、捕厅、学署不能容；白昼荷校系缧之人，由大堂连属至大门外。而搜括库藏一空”^[26]张謇的爱憎何等分明！光绪十三年（1887），张謇在郑州黄河决口处，看到灾民的悲惨境况，而“河督、河道所驻，距决口四十余里，漠然不相厚恤。河道以灾民刈柳条庇窟，且斥为不成事体，出示严禁”，禁不住发出内心的愤怒“吾不知其何心也”^[27]！他说“今日官之贼民，不足奇也”，“而官一张口，大率鞅民，鞅民民岂不可痛”^[28]。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詧在江西任上，被调到东乡处理“刁民抗粮事件”，张謇给他写信说“今日民之刁不刁，视昔日粮之抗不抗，若东乡向不完粮，谓之刁可也；若自有不能完之故，官曰刁民抗粮，民不曰灾区求缓乎？当察情实，明是非”^[29]。他自己就表示“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0]。

张謇在“粮户”与佃农的关系上，往往能够站在佃农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他对通明氏那样“租无丰歉，纳必如额”地对待佃农是十分反感的。他后来在经营通海垦牧公司时，实行的是“议租分成制”：“每当收获季节，业佃双方到田间实测产量，按规定的分成比例议定当年地租额”，一开始“取四、六议租分成制，即公司得40%，农民得60%”，后来“降至三五、六五分成”，“如遇丰年，业佃可共享其成；如遇歉收，也不致由佃农一方面负担其灾害”，“总体而言，盐垦区各公司的地租率较低”，佃户每年均有盈余，“而同期无锡等地佃农在支付农本和地租后已几乎没有盈余”^[31]。张謇在给做过自己家里会计的张福林写的《张君墓碣》中，就着重称赞了他“应对乡里佃农，有宽隐无朘剥”的好品质。^[32]张謇也一向主张富人要多为善举，所以他对陈朝玉晚年“施与为善”的种种表现赞叹有加。他本人创办实业盈利后，就开始办教育事业，办慈善事业，办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正是这种思想的发展。

形成不同认识的原因

龚自珍和张謇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是不同的。龚自珍生活的五十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变化的前夜。龚自珍知道“世乱亦不远矣”，但他还是认为“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43]他并无与封建王朝果断决裂的决心。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和无奈。龚自珍逝世的前一年，爆发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国门被打破，外国强盗纷至沓来，共同分享中国这块肥肉。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外患内忧迭起，清王朝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封建帝制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张謇考中状元不久，便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并且以中国战败告终。社会现实远比龚自珍的时代更为严酷，国家面临危亡，人民贫困不堪。民族危机又促进了清廷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西方列强强化对中国的侵略，一方面加深了中华民族的苦难，而另一方面也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拯救国家，积极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出现了一股学习西方、实践西法的“西学东渐”的社会潮流。张謇虽然经过大半辈子的努力，刚刚登上科举的顶峰，但他的爱国情怀和丰富阅历使他成了一位顺应这一潮流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张謇写《龚定庵海门先啬文书后》的时候，正发生了戊戌变法这一在中国近代史上振聋发聩的壮举。张謇参与了与之有关的活动。张謇开始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并且已经为实践他的实业救国思想奔忙。所以，他对海门新沙及其开垦者的认识，是当时的士大夫们所很难与之比拟的，更何况龚自珍这位基本上并未经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先辈呢？而陈朝玉“强直自遂”的精神对开辟一条新路的张謇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鼓舞。章开沅先生在《张謇传》中说，这时的张謇好像传说中的龙女一样正在经受“脱鳞”的熬煎，开始从龙到人的蜕变，以诀别龙宫并进入凡人的群落。那么可以说，龚自珍即使已经预感到并警告了龙宫的倾颓之势，但他却不知所措，也并未想到诀别龙宫。                                

除了时代和社会的原因之外，就龚自珍和张謇个人而言，形成他们对海门新沙及其开垦者不同认识的原因有三：

第一，原本所属的群体不同。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士子，是两个互相隔绝的群体，处于不同的梯级。龚自珍是士子群体的后代，而且一直没有脱离过士子群体；而张謇却是从农民群体挤入士子群体的，因此他们两人都被各自原本所属的群体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龚自珍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簪缨文史，称浙右族”的官宦世家。祖父龚敬身进士出身，官至迤南兵备道。本身祖龚禔身，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进入了清廷的核心机关。父亲龚丽正，考上进士后，曾任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母亲段训是著名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从小受到外祖父的严格教育，16岁起移居京师，17岁游太学，21岁担任武英殿校录，29岁任内阁中书，44岁擢宗人府主事，46岁移礼部主事，直到48岁辞官离京，50岁暴卒于丹阳。龚自珍虽然一辈子官职卑微，困厄下僚，但毕竟一直做着京官；虽然他的科举道路十分坎坷，但终于在38岁成了龚家的第三代进士。始终生活在城市的士子群体一员的龚自珍，对于农民群体的实际状况以及他们生活的农村社会确实知之甚少。有一次，“自珍壬申春出都，近畿小旱，车夫以棰柄击道旁土，幞幞然落，形如棰，讶之。明年入都，大旱。与山东一老父谈，言：吾土觕不受水，受亦即渴，安得南边松泥”！“田夫、野老、驺卒之所习熟，今学士大夫谢之，以为不屑知道，自珍获知之，而以为创闻。”可见他与许多学士大夫相比，虽然不至于对“田夫、野老、驺卒之所习熟”，“以为不屑知道”，但他总觉得新鲜而“讶之”，大多亦为“创闻”。^[33]那么，他对农村社会自然是隔膜的，也就只能提出“农宗”一类从宗法、等级观念出发、根本无法实施的改革方案，也就对海门这样一块新沙地生发出许多美好的幻想来。他实际上并没有处理地方政务的经验和能力，也许正因为此，他在考中进士后，“奉旨以知县用，呈请仍归中书原班”；46岁“选湖北同知，不就，还原官”^[34]。

张謇则不同。他出生在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他自己说，“由府君而上，高祖、曾祖仍世为农”^[35]。祖父张朝彦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入赘通州金沙开小瓷器店的吴家为婿，后随吴家迁常乐镇，租种几亩田以外，亦兼事瓷器贩运。父亲张彭年因家境贫寒，只维持了短时间的半耕半读便辍了学。后来“憾幼贫不能竟读书，则益务并力于农而督謇兄弟读书力田”^[36]。他要求儿子随雇工在棉田锄草，在建房时帮助做杂工。他告诫儿子说：“子弟非躬亲田间耕刈之事，不能知稼穑之艰难。汝曹日后无论穷通，必须有自治之田。”^[37]张謇最初的老师是个只令学生死记硬背，教属对不特不讲究四声，连平仄声也不区分的乡村塾师。第二个老师是个多岁屡试不中的老秀才，也无非是一个学识有限的农村塾师，但竟也发现张謇过去所学音训句读多误。直到19 岁后才找到了好老师赵菊泉。张謇因为“冒籍案”弄得倾家荡产，背上沉重的债务后，21岁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游幕生涯，亲自处理过包括工程、水利、救灾、军事、外交等各种具体事务。又在家乡养蚕种树，建立社仓，平粜放赈，筹办团练，创办实业、教育、慈善。他对农村社会的关注，对自己出身的农民群体的关心是贯穿一生的。他在随军赴朝平乱途中，甚至也没有放弃这种关注。他在日记中写道：“行五里，一路山多树密，田畴背倚山水，种植与中土略同。是时稻有未秀者，据土人云今岁较歉于往。”[38]所以张謇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懂得站在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对于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了如指掌，对于农村社会的矛盾把握得十分准确，必然能够作出深刻的剖析，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第二，思想源流的差异。

龚自珍从接受外祖父段玉裁的训诂、经学教育开始，接触的都是儒家文化。以后师从今文经学家刘逢源研习公羊学。公羊学的创始人公羊高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它侧重于孔子的“微言大义”的阐释，援经议政，为现实政治服务。龚自珍正是籍此议论朝政，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可见他的思想源流一直没有离开儒家。他看到了“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却又承认“有亿万年不夷之道”，^[39]即儒家之道，因此“药方只贩古时丹”。^[40]这样，他的改革也就只能在这个基本框架内进行设计，从而不能不常常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之中。于是，他33岁开始学佛，对佛学著作“笃信赞叹”，“更日定课程，诵《普贤》、《普门》、《普眼》之文”^[41]，企图求得超世间的解脱。因此，他在其后所写的《海门先啬陈君祠堂碑文》中反映的，大体上是儒、佛两家的思想。

张謇从童年时代起，接受了几十年的正统儒学的朝夕濡染，他的儒家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他的出身和经历又使他对封建等级观念产生动摇，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站在平民立场上思考的墨家思想。张謇在《师范学校第一届简易科卒业演说》中说“孔子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有教无类。墨子言兼爱，言尚同。若武训者，真知孔、墨之意，行孔、墨之道者矣。”^[42]他显然是把孔、墨两家相提并论的。他曾经给予最高评价的两个海门人沈敬夫（燮均）和杨点（梅汀），就是明显地兼行儒、墨二道，甚至墨家的“侠义”气概更浓一些。沈敬夫在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筹款四处碰壁，一筹莫展时，毅然把自己的布庄的资金全部接济张謇；不足，又以布庄名义向上海、通州的钱庄透支巨款，转借给张謇；还利用他与通崇海花纱布商的关系，动员他们投资；在张謇创办通州师范时也赞助了巨款。杨点因为“厅民苦丞行纳赋易知单法之扰”，“率其邻父老数十人”向丞请愿。当大家进入官府后，遭到“禽系”，“点故长技击，愤立当门，麾众逸”。他被逮后，“白丞：‘此事杨点一人主之，无预乡众。’”丞“严刑逼供，三木并下，再晕绝而供如故。下狱，则胥役掠拷尤酷，点自分必死，然气不少馁”。他对探望的乡亲们说“我自为公忿耳，丈夫便死，终须清白”。^[43]沈、杨二人的侠义壮举，岂是儒者便可称之的！因此，他的《龚定庵海门先啬文书后》，就传统思想而言,大体体现了儒、墨两家，尤其是墨家打破了儒家等级观念的“兼爱”思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张謇开始挣脱旧思想羁绊进行的新的思维。

第三，对海门的了解程度迥异。

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龚自珍到过海门，因此龚自珍对海门新沙的情况其实一无所知。他对海门新沙及其开垦者的认识，缘于陈朝玉的曾孙陈奂和玄孙陈兆熊提供的材料。陈奂（1786—1863），长州（今苏州）人，以专治《毛诗》闻名，是龚的老朋友，龚在著作中曾一再提及。陈兆熊，崇明人，官居翰林院编修。晚年的陈朝玉由海门迁居苏州，其后代散居于江南各处。陈奂、陈兆熊对海门新沙及先祖陈朝玉的情况，也只是以讹传讹，所知甚少。他们对陈朝玉的认识，诚如张謇所批评的，“经生、翰林，抢榆控地之蜩鸠，恶足以测抟风负天几千里之鹏哉”^[44]！而他们给龚自珍提供材料是为了请龚撰写陈朝玉祠堂碑文，真实性就更是大打折扣。于是，龚自珍以他文学家的头脑神游海门，给海门新沙及其开垦者涂抹了许多理想主义的色彩。

而张謇却是生于斯，长于斯，张謇从小生活在海门新沙这个需要不断顽强拼搏、奋力抗争的移民社会，养成了不屈不挠、敢于挑战的性格。他从这块土地的平民中走出去，并且终生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对海门新沙这个社会是再熟悉不过的。而且他对陈朝玉们强直自遂的精神特别欣赏，对他们所受的欺压深为同情。而且，张謇掌握的有关陈朝玉的材料，又是得之于“父执海门秦驾鳌”。秦驾鳌（烟锄）既是他的父执，又是他自己的好友。而“秦之叔母，朝玉第三子之女也，秦亦有女于陈者，盖重世姻娅。秦生平健谈而直方不妄语”，^[45]所以张謇据以形成自己对海门新沙及其开垦者的认识的材料，当然是确凿可靠的。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版序言中说，但丁在欧洲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而龚自珍和张謇正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个不同转折时代的“最后”和“最初”的人物。比较他们对海门新沙及其开垦者的不同认识，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处于这两个转折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

注释

[1]《海门县志》第953页。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2][3][4][19] 龚自珍：《海门先啬陈君祠堂碑文》，《龚自珍全集》第158-1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5]龚自珍：《壬癸之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第 12-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6]龚自珍：《壬癸之之际胎观第四》，《龚自珍全集》第15-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7][20][21][44][45]张謇：《龚定庵海门先啬文书后》，《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216-21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8]张謇：《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张謇全集》第3卷第386-38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9][16]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7-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0][15]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1]龚自珍：《平均篇》，《龚自珍全集》第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2][17]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06-1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3]龚自珍：《明良论》，《龚自珍全集》第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4]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之一》，《龚自珍全集》第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8]龚自珍：《农宗》，《龚自珍全集》第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22]管劲丞：《军山农民起义史料》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 年。

[23][25]张謇：《桐城孙先生七十寿序》，《张謇全集》第5卷第33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4][26]张謇：《〈南通县图志〉杂记》，《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18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7][29][38]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275页、第456、第19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8]张謇：《海通蚕桑兴衰事略复汪稂卿书》，《张謇全集》第3卷第76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0][37]张謇给沈曾植信、《述训》，转引自章开沅：《张謇传》第104页、第4页。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

[31]严学熙：《张謇与中国农业近代化——论淮南盐垦》，《张謇农垦事业调查》第11-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32]张謇：《张君墓碣》，《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45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3]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九》，《龚自珍全集》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34][41]《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第618页、第621页、第6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35][36]张謇：《中宪府君墓志铭》，《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38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9]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40]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42]张謇：《师范学校第一届简易科卒业演说》，《张謇存稿》第5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43]张謇：《海门孝威杨君墓碑》，《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44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