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门张謇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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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高广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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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广丰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 高广丰

我最早发表张謇研究的文章,是关于江导岷和沈敬夫的。时间过去了好多年,现在把它们找出来,深感不胜惭愧之至。白纸黑字,确是贻笑于方家。其错误有二:

一是关于江导岷的生卒年份,错成了“1881—1947”。当时我手头没有文献资料,《张謇全集》也还没有购得,几乎一切全靠网上搜索。而我又不加思索,人云亦云。

直到现在,网上关于江导岷的介绍仍然是:

江导岷(1881-1947)字知源,别署滋园。江西婺源江湾人。生于1881年(光绪七年)。1893年(光绪十九年)入张謇为山长之崇明瀛州书院。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张謇任江宁文正书院山长,再度为张謇门生。后考入两江陆军学校测绘专业。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首聘江谦负责,江谦又推荐其参与筹办公司,任常驻经理,主持日常事务,负责前期测绘,与龚伯源培基雇用青壮劳力,教以拓荒护垦。后任通海海泰盐垦总管理处处长,主抓盐垦。约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寓居大连。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卒。年六十有六。

百度上的这一段文字,错谬之处甚多。

比如,张謇在《重建江湾萧江宗祠记》说,江导岷“既冠,籍学官,负笈游江宁,因谦之介,同肄业于謇所主讲之文正书院”。“时新政萌动,分遣弟子求应世之学,令谦入南洋公学,令导岷转学陆师。既均以高材生毕业,适謇营通海垦牧,同时创师范学校,为国嚆矢,亟招谦助校务,导岷助垦务,均艰苦相与有成”(《张謇全集》6册564页)。这就与上述网络文字所述有很大不同。可见网络文字之不能轻信,然而我当时却是信以为真的。

2009年,我在编辑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时发现,吴昊翔、冯剑辉的《张謇事业与近代徽商》一文纠正了网上广泛流传的江导岷的生卒年为“1881—1947”的错误,而且表现出十分严谨的态度。该文在“注释”中作了如下辨说:

关于江导岷的生卒年,江湾乡贤园立有他的石像,题为1881-1947年。

而据民国年间的《申报》发现,1939年7月5日第二版、7月6日第二版的丧报栏中均登载有讣告一条:“江知源老太爷于国历七月四日丑时寿终于沪寓,择于六日下午二时在海格路中国殡仪馆大礼厅入殓哀。”故江导岷实卒于1939年。

关于其生年,张謇作《重修宗祠记》称江导岷“八龄时甲戌元旦”,甲戌为清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所谓“八龄”当为虚岁,则江导岷应生于同治六年,即1867年。故江导岷生卒年应为1867-1939年,江湾乡贤园资料有误,媒体报导以讹传讹,应予纠正,附简要辨说于此。

不久,《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盐垦编》印行,我又在书中找到了大量的相关佐证。如《通海垦牧公司第四次股东大会》,江导岷在讲话中说,“岷三十四岁承乏垦牧,今年已五十二岁矣,……”。大会召开日期为“戊午年八月初一”,可查知为1918年9月5日。张謇的《自订年谱》中记有:“(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九月,从新宁(两江总督刘坤一——笔者注)借南京陆师学堂毕业生江知源(导岷)、章静轩(亮元)、洪隽卿(杰)至吕四测量通、海沿海海滩。”《柳西草堂日记》记有:“九月二十五日,江知源(导岷)、章静轩(亮元)、洪隽卿(杰)来,为测量海滩。二十八日,知源等三人去吕四。”《自订年谱》又有:“(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八月,以江生导岷任垦牧公司事。”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是江导岷参与张謇垦牧事业的开始,江导岷自谓是年三十四岁。到1918年则是五十二岁。这就非常容易推定江导岷的生年为1867年了。在《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盐垦编》中的《(通海垦牧公司)第六十八次董事会议案》记录:“报告事件:一、报告江董事知源在沪逝世。……”会议时间记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八月十日”。所以,江导岷是1939年无疑。

二是认为沈敬夫之所以是海门人,是“因为他的家乡姜灶港自涨成沙地后,于1768年设立海门直隶厅时便属于海门”。我甚至错误地理解了张謇在《南通县图志沈燮均传》中所说的“沈燮均,故海门厅岁贡,民国以来为县竞化市人”,认为直到民国建立后姜灶才划到了南通县的竞化市。我当时根据姜灶距海门边界很近的情况,想当然地作出了这一不负责的判断。后来我查阅《光绪海门厅图志》,在“地志”部分没有找到姜灶;在“厅境总图”中,姜灶港标示在厅境以外;在属于海门西北部的“西天补沙图”中,明确标示“通界姜灶港”。这就证明了我的错误。造成这一错误,是因为当时我不懂海门建厅时的情况。后来读的书多了,我方才弄清楚。海门坍地复涨是在康熙中期(18、19世纪之交),张謇说,其时“通州、常熟间东地,望洋无极,潮退沙现,豁然划然亘二百里”,“江海之交,新沙骈联相望”。陈金渊、陈炅的《南通成陆》中说“各沙出水的时间不一,最初各沙洲并不连接,如西天补沙与通州川港、姜灶港之间,……都有较阔的夹江存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海门建厅,划通州所辖的19沙(7525人)和崇明所辖的11沙(2958人)以及通、崇之间又新涨的11沙,共计41沙。

上述“与通州川港、姜灶港之间”“有较阔的夹江存在”的西天补沙正是原属通州管辖而建厅时划给了海门的19沙之一,夹江以西的川港、姜灶港当然本不在西天补沙上,也就仍属通州了。这就是说,当时的通、海交界并不是现在土地相连的情况,两地划界则是以沙为单位的。而姜灶所在的沙并没有划归海门厅,它们始终属于通州。至于沈敬夫居住通州却占籍海门的原因,我后来在《解读“通州的海门人”现象》中作过论述。

我的上述两个错误,就整篇文章而言,是无关大旨的细节。但是,即使细节的出入对于全部论证不发生直接影响,也会使人对于材料的全部可靠性发生怀疑,以至伤害了论证的说服力量。有时看来是无关大体的细节上的马虎,却会造成关键问题上的错误。

每当事后发现自己文章中的错误,总感到十分惭愧,我常常想到杜甫的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虽说诗无达诂,但这两句诗的基本意思还是很清楚的:文章可以流传久远,而其中的得失,作者本人应该是最为清楚的。我觉得既然成了白纸黑字的文章,虽说其影响未必有多大,但总会有读者,也总会流传下去。所以,“千古事”并不一定意味着文章的重要,但却意味着一定有一个必须负责任的问题。那么,在研究和撰文的过程中,出于何种动机,用了多少功夫,虽说只是作者“寸心知”的事,但却需要我们自己始终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抛弃一切追名逐利的功利之心,宁愿多琢磨几天,多请教几个人,在“寸心”之中反复地用“得失”的尺度去悉心衡量。否则一旦发表出去,谬种流传,必然贻笑大方,而自己也一定追悔不及,甚至痛感无地自容。这个“寸心知”的过程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是一个增长知识、提高水平的过程,因而是值得十分珍视的过程。

但即使这样,囿于知识和水平,也一定仍有“寸心”所不能知的“得失”。愚拙如我,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文章既有得失,就牵涉到要不要批评和是否发表的问题。我以为只要是真正具有负责态度的作者,都不会介意于此,因为负责任是包含了多方面意义的:既为他人,也为自己;既为当下,又为后世。

由于世风浮躁,学风也在所难免。因此,我常要求我们杂志编辑部在工作中做到慎之又慎,不管来稿作者的身份如何,也不管其他报刊对稿件作何评价,我们则务必通过自己认真负责的工作,体现出我们所能达到的水平。我们这样做了,也仍能听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意见,我为此感到欣慰。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