啬公教育好助手 印光座下名居士/孙海雄

啬公教育好助手

印光座下名居士

孙海雄

张謇先生有一位得意门生，是啬公创办通州师范学校的得力助手。此人中年以后皈依佛门，成了印光大师座下弟子、民国时期著名的佛教居士。他就是江谦。

江谦（1876—1942），字易园，号阳复，安徽婺源江湾镇人。江家是江湾的书香门第，父亲晴舟先生是当地名士，博学多才，虔诚信佛。晴舟先生在江湾镇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地方建有“松竹山房”，这座雅舍遂成他们父子读书之所。江谦自幼聪颖明慧，五岁能读书，十三岁时已能通读四书五经，且工诗能文。后来读《曾文正家书》，领悟到治学门径，尤用心于许氏《说文解字》。十七岁那一年，江谦应童子试，六场考试，连连折桂。他以祖上的荫德补“博士弟子员”，后就读于婺源紫阳书院两年。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时年十九岁的江谦在乡试的考场中因一时疏忽，只顾纵笔作文章，未顾及试卷篇幅，结果试卷正面已写满了，文章却还没有写完，不得不把续文写到试卷背面。主考官以“未卷不得弥封”不予录取。这一年适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张謇先生正是这一年的恩科状元。晴舟公素仰张謇先生之名，命江谦往投崇明经商的伯父，就读于张謇任山长的崇明瀛洲书院。张謇见江谦所作文章，赞叹不已，以为人才难得。而江谦对这位大魁于天下的新科状元公更是仰慕已久，今得列门墙，倍感荣幸，于是不时“介请问学”。张謇对这位虚心好学、温文尔雅的弟子十分赏识，赞许道：“进止温而恭。察其业，颇窥三代两汉之书。与人语，辞顺而气下，益爱重之”。在为江谦所撰《江生祖母七十寿序》中，张謇云：“方余校艺崇明书院之三年，得婺源江生谦文，嘉叹以为美才，非县所尝有，再试再冠其曹。”张謇主持瀛洲书院三年，晚年在《啬翁自订年谱》中讲到自己“长崇明瀛洲书院”时，只说了一件事：“得士婺源江谦”，足见这位弟子在啬公心目中的重要性。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底，张謇改任江宁文正书院山长，江谦亦追随从学。二人朝夕相处，师生情意，愈加亲密。张謇对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寄以厚望，有诗云：“我今散发栖蓬蒿，期于谦也心忉忉”。三年以后，张謇推荐他去南洋公学深造，然而未过多久，江谦即因病而辍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謇开办的大生纱厂连年盈利，兴旺发达，又拟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筹办之初，亟需人才，张謇首先想到的就是爱徒江谦，遂延揽麾下，成为公司筹办阶段的主要助手。后来，张謇的另一位文正书院学生江知源成为通海垦牧公司主要领导人。二江遂成为张謇先生兴办大生实业、开创教育事业最为得力的两弟子。张謇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事业有赖于“一兄、一友、两弟子”鼎力相助。其中的“两弟子”即指江谦和江知源，前者是张謇创立通州师范学校的得力助手和实际主持者，后者是张謇通海垦牧事业的元勋。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謇在致农工商部大臣载振的信中说得更明白：“纱油诸厂，昔恃一友（沈敬夫），今恃一兄（张詧）；开垦、兴学，此恃一弟子（江知源），彼亦一弟子（江谦）。”在通海垦牧公司创办之初，江谦和江知源等率领公司雇用的三千青壮劳力，在“仰惟苍天白云，俯有海潮往来”的海涂荒滩上围垦造田，把昔日贫瘠的盐碱地改造成了能种植棉花和粮食的膏腴之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謇先生筹建通州民立师范学校，请江谦一起商议校名、学校章程等有关事宜。师范学校选址在南通城东南原千佛寺的废址（今人民公园河东，原南通晶体管厂旧址）。张謇要把通师办成一座新式学校，因此聘请了多名日籍教师任教席，同时也注意培养和使用本国教席，于是把自己的爱徒江谦从垦牧公司调来师范学校，作为创办新学的主要助手。也正是恩师的栽培重用，使江谦从此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让自己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从而成就了日后的一代教育名家。

江谦初到通师，参与学校的筹建与管理。光绪三十年（1904）担任国文教席，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须知当时考进通师的学生按规定必须“择举、贡、生、监中性淑行端文理素优者为入格”，就是说起码是个“生员”（秀才），有的是贡生、监生，有的甚至是举人，而江谦自己只是南洋公学师范班肄业的年轻人，要给这些熟读诗书的饱学之士讲授国文课谈何容易，没有过硬的真才实学是无法在七尺讲台上立得稳的。1907年1月，通师原监理马晋羲辞职后，啬公命江谦继任之。江谦从此成为通州师范学校校务的实际主持人。这一任职长达7年，直至民国二年（1913）6月，张謇因担任农商部总长，公务繁忙，无暇再躬亲校务，遂任命江谦为代理校长，全面负责学校工作。在佐助张謇管理通师的12年中，江谦秉承恩师张謇的办学思想，尽心竭力于校务，把通师管理得井然有序。他以身作则，以知行并进的学风，砥砺后进；以“能读能耕”四字为训，安排师范生到农场从事农耕作业，了解稼穑之事，以矫正过去旧式文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尚袖手空谈的旧习。他支持日籍教师倡导的教学改革，促进了通师师范教育实践模式的确立。江谦主持校务期间，学校在附设测绘科的基础上，又先后附设农科、土木工科、蚕科，发展南通地方职业教育，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并聘请名师和学者来通师任教或讲学，建立校友会，出版校刊，召开年会，使学校教学和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呈现勃勃生机，令通师校誉日隆，声名远扬。远近慕名来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

由于江谦的办学成就声名鹊起，其家乡安徽省优级师范学校想聘请他担任教务长，但他感念啬公的知遇之恩，婉辞不就。民国前后几年，江谦屡屡当选为安徽省咨议局议员、京都资政院议员、中华民国国会议员。这些头衔固然体现了江谦当时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力，但让他为之殚精竭虑的，仍是辅佐恩师创立并主政的通州师范学校。民国三年（1914），江谦应江苏省民政长韩国钧力邀，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不久辞职。

是年8月，江苏各省立学校校长联名上书要求“设立高等师范学校”。时任江苏省巡按使的韩国钧顺应民意，准其请，并委任江谦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在江谦的主持下，仅用三年的时间，就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打造成为享有盛名的东南最高学府。由于操劳过度，江谦不幸患上了神经衰弱之症，仅仅在校长任上三年，就不得不离任休养。

为表彰他的办学功绩，两江总督端方曾保举他为员外郎，而韩国钧（时任江苏省省长）则代表江苏省政府颁给他一枚三等嘉禾奖章。

当时，江谦的神经衰弱之疾已经很严重了，夜不成寐，不得不离任到沪上养疴。虽延请诸中西名医诊治，然百药不效。江谦遂想起自己有一位同道好友蒋维乔，蒋先生是《因是子静坐法》的著者，深谙静坐养生之法。于是江谦给蒋维乔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描叙了自己的病状，向蒋先生请教静坐却病之法。然而此时的蒋维乔在北京教育部任职，并已皈依佛门，欲靠二人之间的“书函往返，缓不济急”。这时，蒋先生了解到有一位精通佛学的江味农居士正好在沪上，与江谦比邻而居，于是遂介绍江谦拜谒之。味农以佛门净土宗坐禅法门相引导，劝江谦息心静虑，虔诚念佛，所患沉疴可不治而愈。此前，江谦于病中曾无意中读到乾隆间二林居士彭绍升所著《无量寿经起信论》，也许是夙有善根，遂种下佛缘；今又得江味农居士接引，于是一心向佛。经过一段时间的坐禅念佛，久困病体的沉疴竟然渐有起色，不药而愈了。

民国八年（1919年），江谦干脆辞去南京高师校长职务，专心念佛。先后皈依于谛闲、印光二法师座下，博览三藏，精进不懈，融会佛家各宗，最终归心于净土，颇得印光大师嘉许。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悟到“出世间法，宜采用佛教；世间法宜采用儒教，遂创儒佛合一之论”。

江谦回到家乡婺源江湾，以自己念佛获益的亲身体验，劝其父母妻儿，同修净业。由于江谦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家乡的邻里乡亲经他的劝导从其念佛者甚夥。于是江谦在江湾创设佛光社，并请印光大师出任名誉社长，弘扬佛法，刊印佛经和佛光社社刊，免费赠人阅读，受其感化，入社念佛者日众。民国十年（1921），江谦的夫人汪含章去世；民国十二年（1923），江谦的父亲晴舟先生去世，他都请印光大师为他们作佛七（即作道场，念佛七天，超度亡灵），他则率家人念佛诵经，度逝者往生。每逢亲友家有冠婚丧祭之事，他都劝人茹素念佛，随宜说法，以移风化。其后江谦又在皖南多地创设佛光分社，信徒日众，入社者达万余人，成为国内著名的佛教团体。这段时间，他除了礼佛诵经、讲经弘法外，还从事撰述，后来都辑入《阳复斋丛刊》中。

民国十二年（1923）春，江谦从家乡婺源来到上海，适逢弘一法师与尤惜阴居士（即演本法师，早年曾与李叔同同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蜚声学界）合撰《印经造像之功德》一文，途经上海。两位故交老友在沪上不期而遇，叙旧之余，弘一法师劝他阅读蕅益大师（明末四大高僧之一，净土宗第九代祖师）的《灵峰宗论》，言儒、佛两家实有互为表里的一致之处。江谦依而行之，果觉受益匪浅。这也是江谦日后欲办“灵峰学社”的缘起。

对于江谦来说，张謇先生是世间的恩师，而印光大师则是出世的师傅，而江谦则成为联系此二师的纽带。民国十四年（1925），张謇先生通过江谦的介绍，与印光大师结缘。张謇致信印光大师表达敬仰之意，印光大师回信赞誉张謇先生慧根匪浅，劝其念佛。

然而遗憾的是，张謇先生于民国十五年（1926）8月24日溘然而逝。江谦接到恩师张謇逝世的消息，悲恸之情，难以言状。他立即致书印光大师请求为张謇安排佛七（念佛七天），以追荐恩师往生。

印光大师收到江谦的信后，到净业社与社长关絅之居士商量在净业社为张謇先生打佛七事宜。在关絅之居士的精心安排下，参加为张謇作佛七的僧人有9位，男女居士则有一百余位。起七之日，先由印光大师向大家开示念佛七的要义，然后带领众比丘和居士念佛诵经，超度亡灵。本次佛七从8月10日起七，至8月16日结束，取得了圆满成功。事后，江谦致信对印光大师示感谢。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江谦迁居杭州，与佛教居士李锦堂在杭州城内建佛光社。于是“皖南佛光，又晖映六桥三竺之间”。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大生事务所的负责人吴寄尘先生偶来杭州，盛情邀请江谦到南通故地重游，一来会会旧时师友，重叙旧情；二来广布佛缘，教化众生。江谦欣然前往。作为通海垦牧公司的元勋和南通大有晋盐垦公司的股东，江谦在通州三余镇广运乡分得200亩农田作为红利，由其独子江有朋经营并建有“江家仓”。江谦迁居南通后，即住在通州三余镇，名其居所曰“三余耕读处”，念佛讲学，愈加精进不懈。

民国二十六年（1937）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中日在淞沪地区展开会战，不久南通沦陷。江谦仍一心念佛，设场布道，对红尘中事，绝少问津。他在南通三载，走遍了城乡及海门各地，设场讲法，为善男信女宣讲佛门净土教义，在江海大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通海人民，无论智愚，皆为居士至诚所感格”。他的演讲由专人记录，并辑成《江易园演讲录》和《江易园居士讲演录》。

晚年的江谦，迷信“扶乩”，欲将恩师张謇奉为菩萨，供奉在莲池海会之中，以报其恩。由于江谦德高望重，颇受追捧，他亦不免喜人戴高帽子，为此受到印光大师的劝诫与斥责。

为了造就弘法人才，江谦曾计划创设佛儒合一的研究社，拟取名“灵峰学社”，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南通沦陷而搁置。逾年，在亲友的敦促下，江谦移居沪上，仍应各方之请，讲经弘法。亲友见江谦六十以后的著述，积稿甚多，敦请他整理刊印行世。于是他命自己的门人、女婿游有维居士编辑成《阳复斋丛刊》，共十八种。方拟付梓，遗憾的是江谦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4月10日端坐念佛，含笑西去，享寿六十有七。其亲朋好友和门下弟子共五百余人集会追悼，扶柩送至通州三余镇广运乡安葬。

好友武进蒋维乔为之作传，称赞他“一言一动，皆可为世法。为子尽孝，为父止慈，处世以恭，接人以和，至于济贫助学，赈灾放生，印经、造像、建庙，修桥筑路，种种功德，皆尽力为之，而自己毫不为意。不住相布施，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