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浅析甲午战败之后张謇职业转型的原因/陆赛楠

浅析甲午战败之后张謇职业转型的原因

江苏省如东县丰利中学  陆赛楠

1894年蟾宫折桂的张謇，做官不到一年，毅然放弃仕途，转而从事近代实业的创办和经营，最终成为东南实业界的领袖。这一举动放置在“学而优则仕”观念的时代是一个极其反常的举动。论析这一举动背后的动因，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先点一下宏观背景，中国两千多年单一的小农生产下衍生出的浓厚的小农意识，导致人们形成自私冷漠的政治心理。而张謇并非成长在一个纯粹的小农家庭，其父在家务农的同时兼营一片瓷货店，张謇小时候也曾随父挑担卖糖维持家中生计，其旧宅至今留置糖担，以示不忘其本。幼年与“商”的接触，使其对“商”之“利民”有独特的感悟，这对张謇日后注重“经世致用”，力矫宋儒程朱之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的务实理念，烙下了隐形的心理基础。

本文将尝试着从张謇的个人经历、社会嬗变、时局动荡等方面来解析这一举动的原因。

一、农家子弟，梦萦入仕

张謇的职业转型与其成长经历关系密切。张謇，字季直，晚年号啬庵。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53年7月1日出生在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富裕农民兼小商人家庭。张謇所受的传统教育，封建色彩浓厚，这是不言而喻的。旧社会常说的光宗耀祖，就是入仕，由士而仕，高中状元那就是极限了。张謇晚年自订年谱时，距科举废止已二十多年，但仍津津乐道他“我踏金鳌海上来”的故事，可见其梦萦入仕的心态了。张謇的人生历程与他的场屋磋跌，有着阶段性的联系，他16岁中秀才，历经27个春秋，近30场科考，1894年高中状元。今按《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考试详表》参照章开沅《张謇传》中的“张謇列次考试情况表”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农家出身、又因“三世无隶名学官为生员，名为冷籍”的张謇，16岁中的秀才是冒籍得来的。《年谱》中记道，“十月，应院试。学使为鄞县童侍郎华，题为（《论语·宪问第十四》）‘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榜发，取中二十六名附学生员，由是酬驹以二百四十千；资不足则署劵，而从而居不泄之功索报者，实繁有徒。自此家无宁岁矣。”^[1]

张謇的冒籍风波发生在同治七年（1868），平复解决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謇还特地撰《归籍记》以示不忘：“凡归籍之事，本末崖略如是。是于颠苦情状，裁十之六七耳。中间人事起灭变化，岂胜殚述？今距事定二十有四年，当时仇怨之端，亦既歔为冷风，荡为空波矣，何足一一撄我胸臆？排比而记之，以示后人，庶知门户忧患之遭，师友风义之笃，并不可弭忘。”^[2]事有凑巧，张謇因冒籍而引来人生新的转变。

二、由士而戎，幕府游历

张謇冒籍才得识提调知州桐城孙先生云锦。当时江宁的钟山书院、惜阴书院、文正书院，汇聚了张裕钊、李小湖、薛慰农等诸多知名学者，他们与孙云锦均过往密切，从而使张謇有F缘结识和投拜众多名师，并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获得大量教益。特别是张裕钊。

在江宁府跟随孙云锦时期，张謇拜学于张裕钊门下，张裕钊的教诲对张謇形成务实进取的思想影响颇深。庄安正先生和卢建汶先生所合作的《激扬士类——浅谈张裕钊对张謇的影响》中就该观点作了精辟的分析，他们指出：“张裕钊生活在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领士、清王朝统治者不是积极筹谋御侮方略，而是处心积虑于内部倾轧的时代。张裕钊作为爱国的名士，只能‘梗概书生今已矣，扁舟梦去五湖天’寄希望于后生。他撰写《送张生謇之山东序》以示鼓励，希望他‘经武伐谋，料敌制胜，戮鲸鲵于东海’，‘余日夜倾耳企足以望之也’，他以中国古代文化中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文化观念，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精神，宣扬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号召，为张謇一生思想奠定基础”。特别是亭林的“致用”的务实精神，使张謇幼时形成的务实心理得到了深化，为日后张謇职业价值观念的转变，实现职业转型奠定基础。

客幕生涯中对张謇一生影响很大的第二人，就是吴长庆。“由士而戎”说的是张謇参与庆军幕僚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从光绪六年六月至光绪八年五月，有两年时间张謇没有记日记，年谱光绪六年六月至十二月同样阙如，这段时间也没在考场颠簸。是否说明张謇人生将进入新的转折点。庆军幕僚的主旨内容是敉平朝鲜“壬午兵变”。敉平经过，摘录《日记》如下：“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丁雨亭军门来，说高丽日本斗衅事；

“光绪八年六月三十日，作‘陈援护朝鲜事宜’；

“光绪八年七月一日，作《谕朝鲜檄》；

“光绪八年七月三日，巳刻登‘威远’轮船……；

“光绪八年七月五日，泊威海卫；

“光绪八年七月六日，辰刻开行……与金洵卿允植笔谈；

“光绪八年七月七日，辰刻至朝鲜南阳府境海内……与金谈；

“光绪八年七月八日，晚，驶进内港马山津……为延陵定戡乱策；

“光绪八年七月九日，黎明登岸，住马山；

“光绪八年七月十日，随军宿鱼鳞川；

“光绪八年七月十一日，宿果川，行七十里，道由水原……是夕罡应命其子训将载冕来；

“光绪八年七月十二日，渡汉江……至屯子山驻军……请延陵速入城，覘罡应动静，乘机执送；

“光绪八年七月十三日，延陵入城，晚罡应以申刻出城答拜，因见执，即夕送南阳。”^[3]

壬午年为三年一次的乡试之年，多年刻苦求学，张謇对乡试原本满怀憧憬。“时同人率归应乡试散去，余丁内艰独留，而措置前敌事，手书口说，昼作耶继，苦不绐。”^[4]这里的“同人率归应乡试散去”，指朱铭盘、周彦升等先后离营参试，而自己因“朝鲜事起，謇从将军行，卒无暇言文事”，被迫放弃乡试。眼看着张华奎、缪柚岑、杨石泉、朱铭盘等科场及第，郑孝胥更是高中解元。但他并没有懊恼和悔恨，因为壬午之役他得到了吴长庆、张树声的赏识，名声大噪。张謇在朝鲜代吴草拟条陈，先后撰写了“陈援护朝鲜事宜”、《谕朝鲜檄》、《壬午东征事略》、《规复琉球·前策、后策》、《朝鲜善后六策》等军事论述，为其“由士而戎”阶段，作出了令人敬佩和不可磨灭却又扼腕不已的贡献。张謇亲见日本粗暴干涉朝鲜内政，但不过外强中干，他说：“日兵甚弱，形不成列，吾甚惜朝人以五十万元款之为失计也。”^[5]说的是最终以朝鲜赔款50万与日本订约。朝鲜壬午兵变，使张謇洞察了日本的狼子野心，判断了日本亚洲政策的走向，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威胁。张謇的这些见解，受到军机大臣翁同龢的赏识。《朝鲜善后六策》获得翁同龢等官员的赞许，却遭到李鸿章的反对。李鸿章“嗤为多事，搁置不议”。《朝鲜善后六策》未行，张謇的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威胁的预言不幸言中。直到宣统三年，事过三十年了，张謇还在《为东三省事复韩国钧函》中耿耿焉，指出三个“安有”后说：“屈指是说，近三十年矣。今之后生，固无知者，即当时士大夫知之者能有几人？天下后世，谁复知亡东三省者罪在李鸿章乎？今言之亦无益，然下走固不能不痛心切齿于亡国之庸奴也。”^[6]

张謇十年的客幕生涯，充分体会了晚清社会中那种世态炎凉、明主难寻、知己难遇的味道。不愿客幕，也就暂时离开了报效国家的机会，结束客幕重新拾起学优登仕，走与一般士子所企求的“正途”。壬午之前，张謇大量阅读《老子》、《庄子》、《管子》等经典著作，受其影响颇深；壬午之后，张謇亲身经历了吴长庆“功成柄绌，身死军分，而同辈诸人之或散或亡，或败或背”的事实，发出了“杖策何如归隐好”的悲凉感慨。他的《昔悔》诗中也说：“少壮事行役，悠悠十余载……风云一朝变，苦心听功罪……有宅一区存，有田一廛在。农桑世所业，荼荠吾可采。抚今眷畴昔，慷慨有余悔。”^[7]就是对自己的客幕生涯，进行全面总结和反思的写照。

三、甲午国殇，醒觉弃仕

张謇在客幕失落和父命难违等多种因素驱使下，回到了场屋，从光绪十一年六月到二十年三月，科场上又拼搏了十次之多，终于蟾宫折桂，登上了万千举子梦寐以求的颠峰。就在当年四月二十四日，乾清门外听宣，张謇以一甲一名引见，此时他心绪矛盾，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8]无他，国难族危的甲午国殇之年，他在悲恸之余，在北京目睹满朝文武屈膝跪在倾盆暴雨后的泥泞道路上，而鸾驾回朝的慈禧竟对这封建效忠式的公开展示不屑一顾，这凄凉的一幕和满朝文武的奴性，更刺激着张謇“世间科第与风汉，槛外云山是故人”这副适然亭内的对联，油然生起“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的念头。

张謇被授以翰林院修撰，而这种僵化的官僚体制下，纯粹咨询、学术性质的翰林院职位，令务实进取的张謇深感行事之掣肘，他是不甘堕为埋首故纸堆的迂腐书痴，志在政治上作出一番事业。还在甲午中日冲突方起之时，他就凭借十年游幕生活所积累的政治经验，迅速成为帝党首领翁同龢的重要谋士之一。涡旋于帝后党争之中的张謇，深知“其实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翁氏并非可代替李鸿章主持对日战事的适宜人选。然而李氏消极畏战主和误国，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二人为首的帝后势力仍在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张謇为此痛心疾首，深感清庭之腐败，官僚体制之昏暗，封建仕途中帝光荣耀，在现实的冲击下，张謇“入仕为上”的价值体系濒于崩溃。

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十六日（1894年10月14日）日记：“得家讯，大人病退而未收口……家中仅妇女主张，心滋不宁，然兵讯未解，势不当便去也。”

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十七日（1894年10月15日）日记：“晚诣子培，与仲弢、叔衡议，请分道进兵朝鲜，夜分心忽大动，乃与子培言大人病状，归亦不宁。”（日记本日后无日记）^[9]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七月一日（1894年8月1日）：“上谕声罪日本。朝议褫海军提督丁汝昌，李鸿章袒之，朝局大变。”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1894年9月17日）：“随班加太后加徽号……闻我军溃平壤，退安州。日兵扬言，分道入寇。”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四日（1894年10月2日）：“翰林院五十七人合疏请恭亲王秉政；又三十五人合疏劾李鸿章；余独疏劾李：战不备，败和局。”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十六日（1894年10月14日）：“闻父背病疽，愈而未复，心滋不宁，而国事方亟，不可言去。”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十八日（1894年10月16日）：“亥刻，闻父十七日丑刻之凶问。”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二十七日（1894年10月25日）：“由上海抵家。入门伏地恸绝，寝苫丧次，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思之泣不可仰。”^[10]

张謇父病逝，张謇循例丁忧回乡尽孝，这次的硬性离职，客观上加剧张謇去仕的决心。但其最终转变实现于甲午战败之后，1895年“天朝上国”之泱泱中国，败于“葞尔小国”之弹丸日本的手下。张謇虽丁忧在家却心系国事，《马关条约》之耗音传来，张謇悲痛不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将条约十款一一记录：“和约十款，……，一、韩自主；二、割全台、奉天九州县；三、换约后三个月撤军；四、赔二万万两，换约后半年还五千万，再半年还五十万，余六年清还加息五分；五、苏、杭、沙市通商；六、内地皆通商；七、两月内派员会同画界；八、驻兵威海，每年给兵费五十万，赔款清后撤；九、俘虏彼此送还；十、限六个月议通洋款，现停战，期满限展期至四月十四，以便期内换约。”^[11]《马关条件》对中华民族毁灭性的打击与摧残，张謇更深切地感受到民族危亡的紧迫，“几馨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此后，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指出：“此次日本之和，与西洋各国迥异。台湾资敌矣；威海驻兵矣。南洋之寇在肘腋；北洋之寇在门庭。狡谋一生，朝发夕至。有意之挑衅，无理之决裂，无从预防，无从臆料……稍一枝梧，立见决裂，是日本之和不可恃，各国之和不可恃矣。”^[12]时局的严峻，在悲惨现实的震动下，张謇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他自我谴责“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锄奸，负父之命而窃君禄，罪尤成无可追也”。终于冲破“学而优则仕”的禁锢，完成职业价值观的飞跃，实现弃仕从商的裂变。

四、结语

在甲午国殇中，张謇自省自立，自幼家庭的影响，恩师的教导，十年游幕的阅历，所形成的务实，进取的职业价值取向，将张謇推上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实现职业转型。

张謇及同期的知识分子的职业转型，是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转型发展的衍生行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由小农经济向近代工商经济逐步转变，中国出现“买办”、“通事”等近代意义的职业，从事这种职业获利既快又厚，遂从事此职业的人与日俱增，并形成了颇具影响的职业群体，该群体皆是对西方科技和商业有不同程度的认可的仕人，如祝大椿、郑观应等。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潮流中，仕子们职业观发生变化，纷纷弃仕从商，投身近代工业，并形成以商救国的思想，提出极具说服力的“商战”救国的社会信条，士大夫弃官从商造成绅与商，官与商之间身份对流和重叠，使“学而优则仕”的信条受到严重冲击。时至甲午战败后，弃仕从商的浪潮高涨，1895年至1913年新增企业585家，其中约52%为仕绅，官绅所办，形成以张謇为首的东南实业集团。张謇亦感言：“中国今日，官皆商，商皆官也。”在商得到社会认可，官本位思想渐次淡化的历史潮流中，张謇逐浪而行，实现近代意义的转变，成为时代的弄潮人。

注释

[1][10]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31页、第85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张謇：《归籍记》，《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14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5][8][9][11]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198-199页、第204页、第362页、第368页、第37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4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6]张謇：《为东三省事复韩国钧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20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7]张謇：《昔悔》，《张謇全集》·第5卷下第7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2]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张謇全集》第1卷第2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