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浅析甲午战败之后张謇职业转型的原因/陆赛楠314
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org 浅析甲午战败之后张謇职业转型的原因 江苏省如东县丰利中学 陆赛楠
1894年蟾宫折桂的张謇,做官不到一年,毅然放弃仕途,转而从事近代实业的创办和经营,最终成为东南实业界的领袖。这一举动放置在“学而优则仕”观念的时代是一个极其反常的举动。论析这一举动背后的动因,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先点一下宏观背景,中国两千多年单一的小农生产下衍生出的浓厚的小农意识,导致人们形成自私冷漠的政治心理。而张謇并非成长在一个纯粹的小农家庭,其父在家务农的同时兼营一片瓷货店,张謇小时候也曾随父挑担卖糖维持家中生计,其旧宅至今留置糖担,以示不忘其本。幼年与“商”的接触,使其对“商”之“利民”有独特的感悟,这对张謇日后注重“经世致用”,力矫宋儒程朱之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的务实理念,烙下了隐形的心理基础。 本文将尝试着从张謇的个人经历、社会嬗变、时局动荡等方面来解析这一举动的原因。 一、农家子弟,梦萦入仕 张謇的职业转型与其成长经历关系密切。张謇,字季直,晚年号啬庵。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53年7月1日出生在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富裕农民兼小商人家庭。张謇所受的传统教育,封建色彩浓厚,这是不言而喻的。旧社会常说的光宗耀祖,就是入仕,由士而仕,高中状元那就是极限了。张謇晚年自订年谱时,距科举废止已二十多年,但仍津津乐道他“我踏金鳌海上来”的故事,可见其梦萦入仕的心态了。张謇的人生历程与他的场屋磋跌,有着阶段性的联系,他16岁中秀才,历经27个春秋,近30场科考,1894年高中状元。今按《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考试详表》参照章开沅《张謇传》中的“张謇列次考试情况表”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农家出身、又因“三世无隶名学官为生员,名为冷籍”的张謇,16岁中的秀才是冒籍得来的。《年谱》中记道,“十月,应院试。学使为鄞县童侍郎华,题为(《论语·宪问第十四》)‘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榜发,取中二十六名附学生员,由是酬驹以二百四十千;资不足则署劵,而从而居不泄之功索报者,实繁有徒。自此家无宁岁矣。”[1] 张謇的冒籍风波发生在同治七年(1868),平复解决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謇还特地撰《归籍记》以示不忘:“凡归籍之事,本末崖略如是。是于颠苦情状,裁十之六七耳。中间人事起灭变化,岂胜殚述?今距事定二十有四年,当时仇怨之端,亦既歔为冷风,荡为空波矣,何足一一撄我胸臆?排比而记之,以示后人,庶知门户忧患之遭,师友风义之笃,并不可弭忘。”[2]事有凑巧,张謇因冒籍而引来人生新的转变。 二、由士而戎,幕府游历 张謇冒籍才得识提调知州桐城孙先生云锦。当时江宁的钟山书院、惜阴书院、文正书院,汇聚了张裕钊、李小湖、薛慰农等诸多知名学者,他们与孙云锦均过往密切,从而使张謇有F缘结识和投拜众多名师,并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获得大量教益。特别是张裕钊。 在江宁府跟随孙云锦时期,张謇拜学于张裕钊门下,张裕钊的教诲对张謇形成务实进取的思想影响颇深。庄安正先生和卢建汶先生所合作的《激扬士类——浅谈张裕钊对张謇的影响》中就该观点作了精辟的分析,他们指出:“张裕钊生活在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领士、清王朝统治者不是积极筹谋御侮方略,而是处心积虑于内部倾轧的时代。张裕钊作为爱国的名士,只能‘梗概书生今已矣,扁舟梦去五湖天’寄希望于后生。他撰写《送张生謇之山东序》以示鼓励,希望他‘经武伐谋,料敌制胜,戮鲸鲵于东海’,‘余日夜倾耳企足以望之也’,他以中国古代文化中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文化观念,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精神,宣扬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号召,为张謇一生思想奠定基础”。特别是亭林的“致用”的务实精神,使张謇幼时形成的务实心理得到了深化,为日后张謇职业价值观念的转变,实现职业转型奠定基础。 客幕生涯中对张謇一生影响很大的第二人,就是吴长庆。“由士而戎”说的是张謇参与庆军幕僚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从光绪六年六月至光绪八年五月,有两年时间张謇没有记日记,年谱光绪六年六月至十二月同样阙如,这段时间也没在考场颠簸。是否说明张謇人生将进入新的转折点。庆军幕僚的主旨内容是敉平朝鲜“壬午兵变”。敉平经过,摘录《日记》如下:“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丁雨亭军门来,说高丽日本斗衅事; “光绪八年六月三十日,作‘陈援护朝鲜事宜’; “光绪八年七月一日,作《谕朝鲜檄》; “光绪八年七月三日,巳刻登‘威远’轮船……; “光绪八年七月五日,泊威海卫; “光绪八年七月六日,辰刻开行……与金洵卿允植笔谈; “光绪八年七月七日,辰刻至朝鲜南阳府境海内……与金谈; “光绪八年七月八日,晚,驶进内港马山津……为延陵定戡乱策; “光绪八年七月九日,黎明登岸,住马山; “光绪八年七月十日,随军宿鱼鳞川; “光绪八年七月十一日,宿果川,行七十里,道由水原……是夕罡应命其子训将载冕来; “光绪八年七月十二日,渡汉江……至屯子山驻军……请延陵速入城,覘罡应动静,乘机执送; “光绪八年七月十三日,延陵入城,晚罡应以申刻出城答拜,因见执,即夕送南阳。”[3] 壬午年为三年一次的乡试之年,多年刻苦求学,张謇对乡试原本满怀憧憬。“时同人率归应乡试散去,余丁内艰独留,而措置前敌事,手书口说,昼作耶继,苦不绐。”[4]这里的“同人率归应乡试散去”,指朱铭盘、周彦升等先后离营参试,而自己因“朝鲜事起,謇从将军行,卒无暇言文事”,被迫放弃乡试。眼看着张华奎、缪柚岑、杨石泉、朱铭盘等科场及第,郑孝胥更是高中解元。但他并没有懊恼和悔恨,因为壬午之役他得到了吴长庆、张树声的赏识,名声大噪。张謇在朝鲜代吴草拟条陈,先后撰写了“陈援护朝鲜事宜”、《谕朝鲜檄》、《壬午东征事略》、《规复琉球·前策、后策》、《朝鲜善后六策》等军事论述,为其“由士而戎”阶段,作出了令人敬佩和不可磨灭却又扼腕不已的贡献。张謇亲见日本粗暴干涉朝鲜内政,但不过外强中干,他说:“日兵甚弱,形不成列,吾甚惜朝人以五十万元款之为失计也。”[5]说的是最终以朝鲜赔款50万与日本订约。朝鲜壬午兵变,使张謇洞察了日本的狼子野心,判断了日本亚洲政策的走向,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威胁。张謇的这些见解,受到军机大臣翁同龢的赏识。《朝鲜善后六策》获得翁同龢等官员的赞许,却遭到李鸿章的反对。李鸿章“嗤为多事,搁置不议”。《朝鲜善后六策》未行,张謇的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威胁的预言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