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伟大的英雄”：  为张謇先生正名  ——兼对胡适评价的反思/蒋建民

一个“很伟大的英雄”：

为张謇先生正名

——兼对胡适评价的反思

□ 蒋建民

胡适在写于1929年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胡适文存》三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第593页）

胡适对张謇先生的评价（以下简称：胡评），虽然已经过去了90多年，却依然为学术界频频引用。之所以被“频频引用”，首先是权威性，作者有令人敬仰的学术地位；其次是客观性，概括得亦比较客观。但是，作为“盖棺定论”的总体评价来说，并非完美无缺，还是可商榷的。比如第一句话“张季直先生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每每读到此处，总觉得“失败”两字有些许扎眼。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早已接受并习惯了。论及张謇先生，便想到胡评——因为它很权威。我们尊重权威，但也不能迷信权威。

实际上，对胡评也并非没有不同的声音。就我所看到的资料，至少在34年前，台湾大陆同乡会陈嘉猷先生就对胡评抱有“怨言”，说是“前后矛盾”“令人遗憾”“有欠公平”。他在《大事业家张謇传略（节录）——纪念先师啬公逝世六十周年》一文中指出，“胡适博士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的序文中说：‘张季直先生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负担的事业过于伟大……谁都不能否认是一个伟大的失败英雄。’前半段说得很对，肯定了啬公的伟大成就，可是后半段那么轻轻一句，竟又抹杀了承认的事实，似乎前后矛盾，不无令人遗憾，笔者认为有欠公平与客观性。”（见《张謇研究年刊（1926—2001）②》，原载台湾《南通张季直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集》。由陈嘉猷先生的引文可见，胡评不止一个版本，但意思基本相同。）

在1995年8月召开的第二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丁日初先生亦对胡评提出商榷:“既然张謇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占主要地位，他的事业中的某些不足与失误不过是次要的，在晚年他退出政治舞台之后依然本着原先的旨趣从事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工作，他生前未完成的事业由后辈继承下去，对这样一位先贤，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强调他的‘失败’的一面……如果在‘英雄’之前加上‘失败’的定语，这位英雄就黯然失色了。”（《对张謇评价的几个论点的商榷》，见《近代改革家张謇——第二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在2018年度大生论坛（张謇与中国现代化道路：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上，温铁军教授直言不讳地对胡评提出质疑：“一个书生能够以一己之力，对南通这个地方做30年的综合建设，谁说他失败了？所以这种说法，以所谓一个企业本身的最终结果来看所谓成败的说法其实并不是客观的。”（温铁军《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家张謇——“村落主义”的在地化经营经验》，见《张謇研究年刊（2019）》）

中央电视台2018年8月播出的6集纪录片《张謇》，采访了海门历史学会会长徐俊杰，“胡适讲他（张謇）是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个失败和成功都是相对的，我认为他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功的英雄。”徐会长容不得别人说张謇先生“失败”，哪怕你再权威。

2020年11月，南通市政协原副主席、张謇嫡孙女张柔武先生也表示对胡评并不完全认同。她说，“学界不乏对祖父的评价，其中胡适先生有评语：‘张季直先生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于我而言，并不完全认同。没有成功，便谓之失败，似有不妥。祖父开创了很多事业，也有超前的规划，于当时境际不可能件件落地，可他胸怀家国、泽被乡里的初心，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始终不会错，且已与现今南通的城市精神深深融合，对后来者是很大的鼓舞与鞭策。”（《张柔武：这座城，属于奋斗者》，见《南通发布》2020.11.23）

以上所举5例，均为见诸于文字或媒体的对胡评的质疑（未及详细搜集，应该还不止这些）。除了公开发表言论对胡评直接表示不满，还有些专家学者对胡评也并非是完全赞同（间接地表示不满）。表现于引用胡评时，有意识地将第一句“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回避，而直接引用第二句：“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例如，首届张謇研究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上，有两篇文章引用了胡评，一篇是特邀专家陈争平教授的主旨报告《张謇精神和张謇学》，另一篇是青年学者杨海红的论文《张謇宜居环境观对南通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他们都回避了第一句“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而直接用了第二句“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见《新锐论张謇——首届张謇研究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又如，《张謇研究年刊（2018）》中也有两篇文章引用了胡评：张謇研究中心干事会会长张小平在“张謇与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和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的《过渡时代的天下士：张謇与辛亥革命》，也都“不约而同”地只用了第二句。像这种对胡评并非完全赞同而采取部分回避的做法，应该不在少数。

著名近代史专家章开沅先生有一段话说得比较委婉却意味深长。他说，“前人称之为失败的英雄，主要是就大生资本集团的破产而言，或者是就他为自己提出的宏伟目标尚未完成而言。但是，他对南通的贡献已经很大，留给后人的东西已经很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章开沅著《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第356页）第一句是对胡评“失败的英雄”的解释（潜台词是并不十分认同，否则没必要解释），接下来的“但是”话锋一转：“贡献已经很大”，“留给后人的东西已经很多”，“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章先生是大家，说话还是留有余地的，只说了“很难发现”；实际情况就是“没有发现”。）换一句话讲，在当时的社会，张謇已经是做得最好的了。对这么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感动中国”的人物，再冠之以“失败”二字，欠妥吧。

所以，章开沅先生在他同样是2000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张謇与中韩文化交流》中引用胡评时便采取了“部分回避”的做法，“张謇（1853—1926）是近代中国早期的著名实业家教育家，他为通海地区乃至全国的现代化奋斗终身，创造了无可磨灭的辉煌业绩。逝世后曾有人撰挽联赞之曰：‘讴思淮海三千里；关系东南第一人。’胡适更进一步肯定其历史地位，说他‘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参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胡适先生对“失败”的注解是：“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如果说，“抱着未完的志愿而死”便是失败的话；又何止张謇先生一人？中国历史上“抱着未完志愿而死”的伟人多了去了，也未曾见有人说他们是既伟大又失败。古代的孔子——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影响深远无人能及，但他政治志愿是失败的，周游列国也是失败的；可是，没有人说他是“最伟大的失败的思想家、教育家”。近代的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几个人物，都是“抱着未完志愿而死”的。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均以失败告终。然而，没有人说他们是：“伟大的失败的农民军领袖”、“伟大的失败的改良派代表”、“伟大的失败的革命先行者”。

再看看胡适先生他自己，也可以说是“抱着未完志愿而死”的。他早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都只是写了上卷而没有完成下卷，这并不影响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开山之作”的地位；晚年在台湾发表的演说《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也终究未能实现他的愿望与构想，这也不会影响人们对他“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启蒙学者”、“新思想、新学术的领衔人物”、“一代宗师”的评价（参见章清《胡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

为什么说“抱着未完的志愿而死”≠失败呢？这里有个将“做人”与“做事”区别看待的问题。“张謇的失败，不是张謇之作为建国企业家涉及的建国方案的失败，而只是张謇自己实践这一方案的失败。因为，张謇的建国方案至今有效，他与中国的现代建国处境高度吻合。而他个人实践的失败，与他所处的环境、临场决策和具体事务的不可控等偶然因素有关。前者之成，是理上之成；后者之败，是事上之败。人们没有理由以后者否定前者，将张謇视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参见任剑涛《现代建国中的企业家：张謇的典范意义》，张謇研究年刊2019）

这里的“前者之成，是理上之成”，即“做人”是成功的；“后者之败，是事上之败”，即“做事”失败了。换句话说，张謇做的一些具体事情确实失败了，但他作为领风气之先的开拓者是成功的，所走出的一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道路是成功的。简言之，作为实践者，做事失败了；作为先驱者，做人是成功的。这便是不少人所说的“虽败犹荣”吧。因此，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总体评价，主要是据其人（思想及贡献），而不是据其事（干的具体事）。更何况，就做事而言，张謇先生的失败也是相对的并非全部失败。他设想的宏伟目标虽然好多最终没有实现，但他毕竟成功过、辉煌过、为之奋斗过。

“如今，张謇离开这个世界已近百年，他为南通社会现代化的奋斗，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教育现代化的努力，是在他的故乡从未消散的一段记忆，也是国人越来越深刻认识到的一座丰碑。他的精神血脉流贯百年中国，还将持续浇灌未来的中华大地。”（中央电视台6集纪录片《张謇》结束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王建朗指出，“张謇的一生丰富多彩，有成功，有失败，有挫折。伟大之所以伟大，不在于说他一生永远正确，而在于他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头。张謇就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头的人。（王建朗《在首届张謇研究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见《新锐论张謇——首届张謇研究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也正是因为张謇先生“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头”，才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多次褒奖。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曾说过，“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江泽民为《张謇画传》题词：“学习张謇爱国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习近平2020年9—11月两次赞誉张謇，说他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说他“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提倡实干兴邦，起而行之，兴办了一系列实业、教育、医疗、社会公益事业，帮助群众，造福乡梓，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

如果说，以上是从学理上对胡评进行反思的话，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胡评，“就事论事”地从技术层面（文法）上略加分析。

胡评共4句话，似有3处矛盾：1. 第一句话自相矛盾。“很伟大的”“失败的”这两个形容词一个褒义、一个贬义，共同修饰中心词“英雄”，即违和又让人无所适从，二者搭配不当。其实，在胡适心目中的天平是有倾向的：“伟大的”前置副词“很”，“失败的”却未加。2. 第一句与第二句相矛盾。第一句话说“张季直先生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关键词：既伟大又失败。）第二句画风骤变，全部是歌功颂德：“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关键词：开路先锋、造福一方、影响全国。）这哪是“失败”？分明是大大的成功嘛——且不要说“开路先锋、造福一方、影响全国”三者俱全，但凡能够三者居其一（或开路先锋、或造福一方、或影响全国），便也是成功。如果说，一个被称之为“开路先锋、造福一方、影响全国”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失败的话，还有成功的吗？很显然，一、二两句话前后矛盾。3. 第一句与第四句“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也有矛盾。一个“失败的英雄”，有必要“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吗？

无论是学理上还是文法上，胡适关于张謇先生“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之评价，都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为张謇先生正名：他就是一个“很伟大的英雄”，而不是什么“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多少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大人物，逐渐为后世淡忘，只有那些确实具有崇高理想、善良美德并且泽惠人民的少数典型，才能传诵千古，难以磨灭。”（章开沅《中国企业家的伟大先驱——在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见《张謇研究年刊（2014）》）张謇先生，注定要成为这样一个“确实具有崇高理想、善良美德并且泽惠人民的少数典型”，被世人“传诵千古，难以磨灭”。

　（作者单位：南通市社科联）